欧洲人，美国人想到东方女性心里会是怎样的图景？美狄亚，图兰朵，蝴蝶夫人或者西贡小姐?这些女性都有属于自己传奇的经历，但她们也都是极为特殊的例子。如果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不那么美丽迷人，娇俏可爱，自信满满，光彩四射的下层劳动女性移民，又会是怎么样的呢?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来自遥远他乡的她在欧洲会有怎样的际遇?

　　近日来柏林街头已经涌现了大批难民，八百万人口的德国承诺接纳一百万难民。各种政策解读，相关社论和激烈争吵已经很多，无需我赘言。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关一位哭泣的亚洲移民女性。

　　以前同事中有一位留学移民德国多年的大姐，她曾生病住院一段时间。一次偶然闲谈中，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三位女性和院方某管理人员。一位德国劳动女性；一位教育程度很低的亚洲移民女性；一位是在德国取得博士学历的移民女性。德国是我所了解的唯一一个将博士头衔写进护照，冠在姓氏前面的国家。如今德国医疗保障体系较为完备，福利制度很好。进入医疗保障体系的人都能享受公费医疗。从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角度来看，三位女性都不处于我们人类社会的最底层。安全感应该远远高于中国的六百万尘肺工人，环卫工人，打工妹，发廊妹，洗脚工等等。

　　故事本身很简单，起因于德国某康复医院的泳池使用规定。该康复医院的泳池由一位德国女性负责打扫，按照规定，晚上9点之后所有人都要离场。康复医院人很多，泳池只有一个，所以白天时总是略显狭窄，不能尽兴。于是博士移民女性想到和负责打扫的工作人员打个招呼，在她清理外间时来游泳，打个时间差，一个人用整个泳池，尽兴一些。但院方某管理人员并不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次随机检查时发现有人不遵守规定，早已超过了九点却还在游泳。但没看清楚到底是谁，只是一抹黑头发的背影。不知何故负责打扫的德国女性没有和院方讲明。当时只有两个黑头发的女性病人。院方管理者出于某种原因直接认定了那背影应该属于那位语言不通，教育程度低的移民女性。管理者主观判断应该是因为她语言不好，所以看不懂规矩，进而不守规矩，于是狠狠批评了他。据讲故事的同事大姐告诉我，受了批评后那位语言沟通有障碍的移民女性哭得不像样子，委屈得不得了，很丢人。而真正违反规矩的博士移民女性走到院方那，用漂亮的德语解释清楚了来龙去脉，院方大度地表示理解，也向受了冤曲的移民女性道歉。所有问题烟消云散。

　　诸位大概已经看出，那位同事就是故事中的博士移民女性。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位同事大姐的本意是教育我要学好德语，自力自强，不要给亚洲人丢脸。但听完故事后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儿。什么地方不对劲儿。这件风波里有人心灵受了伤害，那哭得不成样子的的委屈，绝对不会仅仅是来自这一件事情，而是多种经历多种情绪的累加。聚焦这场小小风波，但很难找什么单一过错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价值判断。但不容否认的是，院方对教育程度低，个人能力差的亚洲移民女性存有相当程度的偏见。那么，原因何在呢?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强调个人奋斗的资本主义德国，虽然各种福利完善，可称得上“国家社会主义”，却深深烙印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竞争社会资源是强者的游戏。“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在我们中国听起来算不得什么新鲜事情，不是有一句话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话在教育资源相对公平，强调个人能力的德国倒还适用，在我们中国，上层精英和普通百姓本就不是在一个起跑线上。

　　回到故事发生地点。德国的强者游戏导致的结果只是结构性压抑，并未伤及弱者的生存权，因为有各种福利制度保障。但德国的这种相对公平，自由，是如何得来的呢?显然不是政府或资本家慈善心肠那么简单而得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团结抗争的结果!俾斯麦1883年起的一系列立法是为了进行“消灭革命”的投资，这一点我们似乎都忘却了。海因里希·伯尔曾这样来点评我们的忘却，“一部进步史乃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

　　目前的德国社会机制值得我们羡慕，但很显然这样结构性压抑的状态也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理想社会，也是进程之中的一个探索，还有许多值得修补改进的地方。再回到祖国，戾气弥漫，充斥着权力与资本的合谋。这里不是结构性压抑，是结构性不公。如何在我们的祖国实现更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都教育我们不能坐等奇迹发生，必须联合一切弱势群体，真正拿出抗争和改造社会的勇气。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