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迄今不曾"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只有一个世界，对于写作者，它就是唯一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其他都是浮云。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处于虚无状态，特别是一些具有写作者人格的人。这些人有些孤僻，有些古怪，有些固执，有些脆弱，有些恍惚。就像常人评价他们的：好像活在另外的世界，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

《一无所有》被各类人等层层涂抹，有社会观察家、文学批评家、传媒好事者、哲学分析人士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个时期一部分普通人的强烈生活感受，总之它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阐释超过了本文，而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它被作为一个象征，一种称谓。“一无所有”四字，被作为对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困境”的命名，而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我们应当警惕的首先是针对腐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道德批评。先别去怪那些坏人：问题不是腐败或贪婪本身，而是那个让你去腐败额体制本身。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商业街（Main Street）也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而是那个让商业街摆脱不了华尔街的体制。教皇等名人教导我们去谴责贪婪心理和消费文化，这种廉价的道德批评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段：把个人欲望刻写到体制上去，把体制问题转化为个体原罪。

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70年代末之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在于，一方面，劳动从价值的源泉被贬低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中介，另一方面，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是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

奥巴马在他最近反对巴勒斯坦在国家地位上的努力的演说中的许多令人震惊的主张中，有这么一条"和平不会通过声明和决议实现。"更重要的是，他的演说是一次对抗和竭尽力图暴露和谈之虚伪，与奥斯陆框架决裂，国际化促进巴勒斯坦取得国家地位的政治进程的公共声明的修辞力量的尝试。

《忧郁的文化政治》2010年3月19日出版，多篇选自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David L. Eng,David Kazanjian eds.

陈映真通过描写精神病、疯子这一类人「所描写的不再是市镇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普遍性问题，当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进入到我们生存空间，带给我们的影响无与伦比；不仅是生活改变，而是整个儿的想法、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的巨变。他企图揭示掩饰在那美丽外衣内的狰狞本质，大众传播媒体的麻木与无知，以及如何在被侮辱、被欺骗、被伤害之后的觉醒」，只有透过「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的思想才能够被更完整的掌握与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