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最近，秦玥飞开始遭遇“出名”的烦恼——“耶鲁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村官”，经历被报道后，他成为媒体热追的对象。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贺家山村一名普通的村官。任职一年半，村民们为他打出了“成绩单”——以85%的得票率，当选为全县大学生村官中唯一的县人大代表。

从罗炼出走事件来重新面对屌丝的出路问题，当然并非想要简单地批评屌丝精神的自我围困，赞同罗炼孤独的个人反抗姿态。毫无疑问，不管对于罗炼们还是屌丝们，首要的问题都是如何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凝固，等级关系的束缚。离开这些问题的改善，所谓的出路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以及多萝西·汤普森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

焦裕禄到兰考后，并没有向上级和国家要求补贴或特殊政策，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改变当地的面貌。而要改变当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环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终于想到了用广泛种植泡桐来改变当地自然条件的办法

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

新医改在2009-2011三年时间的第一阶段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到达95%，特别是开始重构医疗卫生体系，实施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当然这些只是阶段性成效，中国医改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后的工人群体身上更承载着民族复兴之梦，但吊诡的是这一群体所被赋予的身份却是“农民工”，一个表述模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焦虑的词语，当这个词被言说时，更被附带上鄙夷与自卑的情感色彩。潘毅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对“农民工”这一群体进行了性别上的区分，将女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依附于对男性工人研究的结论。这两类主体在现代工业体系下的生存境况、身份建构以及抗争行为有着很大的差异。而且，由于性别因素的介入，各自所经历的痛苦也无法相互比附。

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说，我国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关系，两级分化的本质亦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这些人虽然在经济上可能获得了向上流动，但难以在文化上确认自己的阶层身份。

由于协调利益的职能在工作单位，那么没有固定单位的流动人群就被排斥在"利益协调"之外，既无阶级也无单位代表他们的诉求。这样一种特别的身份差别和组织化利益结构，是理解当今中国不少问题的关键。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

乔莉对“地方国企”的温情而浪漫想象，忽略了国企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身份，也无法真正体认“华丽”转身后的国企正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脱钩之上，在这一点上，外企对于一线白领的“压迫”与国企对于劳动者的放弃都遵循着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本文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机器、资本与劳动三者之间的关系，辨析了技术发展与劳动过程变迁之间的关联，把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还原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本文阐明了，技术体系之内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任何向机器的共产主义应用的可能转变，都将取决于劳动对资本的斗争。

为什么说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更为基础？这是因为，概言之，信访制度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有效解决现有信访问题，二是预防新的信访问题。

该书为文集，收作者1970年代至21世纪文章，选读首章《新技术和家庭劳动》。

2012年，一个新词在网络流行：屌丝。普通网友自称屌丝，IT精英也自称屌丝。白领之间互称屌丝，文化名流也戏说屌丝。它更多是一种自嘲，在自我精神的维度放下精英姿态与体面身段，谦恭得甚至到了自我矮化的层面。

本文探讨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

快速时尚(fast fashion)与现代社会对「速度」的追求有关。这不仅对生产者而言是如此，对消费者来说，在这种快速时尚潮流的影响下，其消费行为与模式也跟着产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消费者对快速时尚潮流的影响与响应或许也形塑了有关身体、主体与社会的看法。追求速度使人「晕眩」，快速旋转模糊了原本色彩分明的世界，使人无法辨识周遭事物。「晕眩」是因为界线的模糊化所致，而快速时尚产业正是在模糊雅／俗文化的界在线展现其影响。

在台湾的脉络里，一方面，经济的成长与转型催动了阶级上升的想望，强化了国族透过日常生活的细致规训而体现为公民的尊贵自许与主体性；另一方面，具有治理野心的公民团体则针对性的公共化，透过媒体和舆论的震荡沈淀，将公民的尊贵情感渐次转化建构出娇贵的主体想象 ，使得严厉规范和检查言论的极端保护法律成为正当措。这个情感结构的尊贵化与娇贵化构成了当代「治理」（governance）的重要面向，也深刻影响近年台湾的性布局趋势。

当年孟尝君“食客三千”，如今的大都市恐有“卡族三千”。“卡族”绝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更小，故曰“卡娃”。 每天傍晚下班高峰期，在全市各交通要道路口，都能看到他们在人海里、车流中和地铁上飞快穿梭的身影。除了有碍社会治安，还极易为社会黑势力所利用，后果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