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中国文学界正式研究现当代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此时，与全国性的民主化运动一起兴起的文学运动热和“民族文学论争”，对韩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是解放之后的韩国所缺乏的，韩国各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与之呼应的劳动解放文学与民众文学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运动论和大众化论等，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动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诸多启发。俗话说“旁观者清”。因为旁观者总是跟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所以能看得更清楚。

此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网络审查者严格审查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而非批评性言论。

什么是今天中国的“文学”？也是歧异丛生、很不容易论断的。二十年前大家共认的“文学”——以譬如莫言、王安忆为代表的那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却持续减弱。 与此同时，在我们共认的这个“文学”之外，新出了大量别样的“文学”，和同样大量的别样的作家。文学世界的构成之物变了，文学的现身之地，也就自然与过去大不相同。

“新文学的终结”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自五四“新文学”发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断裂”。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断裂”从根本上动摇了“新文学”的观念与体制，因而更值得我们重视并认真对待。但是另一方面，“新文学”的当前处境与空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新文学”的历程，研究其总体性特征，分析其“起源”与“终结”，并探讨其未来的可能性。

制度性的压制批评，囚禁良心，不断扩大的打击范围，每一次发力都在全社会启动道德溃败的加速器。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怎能不忧心忡忡。像叶海燕那样身处重围的感受，很多人都有共鸣。我不寄望于行为艺术的魔力，但我期待人性的复苏。我写下这些文字，只是留下讲道理的证据。而我讲这些道理还不是为了叶海燕，而是为了我的自由、我的尊严；为我的家园可以为朋友遮风挡雨。尽管我不是犹太人，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工会成员，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性工作者，但是他们都变成一坨屎后，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齐泽克笔下“标准的后现代的左派叙事”已放弃了早年激进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放弃了推翻既存的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任何真实的企图”，转而在资本主义这个全球维度下关注起一系列特殊的政治斗争（性别，人权，种族，生态，宗教……）。作为一个左派，郑小驴没有放过他在这个热切的躁动的国土上发现的每一种现实。

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种尺度的不同组合关系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追求与作品类型。第一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吻合模式或统一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模式或二元对立模式，这是两种基本的模式，还有另外两种衍生模式，一种是道德尺度的高涨和历史尺度的缺失，另一种是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同时缺失。

我請王曉明教授編一本選集，在台灣出版，他最後決定只選近十年的文章。這樣的選集雖然不能看出他思想轉變的歷程，卻能更清楚的看到他在最近幾年集中思考的問題。我一篇一篇的讀著這些文章，常常為他的真誠而感動。他毫不逃避的面對當今大陸所有其亂如麻的諸多問題，他不相信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和民主制度能解決這些問題，他也拒絕回到五O年代至七O年代的左傾路線。這樣，他就只好徹底擺脫既有的主義與思想，從沒有立足之地重新探索。他把自己的這種立場，借用魯迅的說法，形容為「橫站」。

我再次用“横站”这个词，来概括最近十年的所思与所写。当然明白，在许多时候，我并不能做到这样，即便本书中那些注释臃肿的长文，简单粗暴之处也比比皆是。但是，我愿意用这个词来鞭策自己，就如同气喘吁吁在半山停步时，回望升升降降的来路，给自己打气说：“登顶之途，已经过半……”

1990年代以来，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不仅强化了对文学的文化要求，还积极倡导和支持“主旋律”的文学生产，建立了“党政领导一选题的规划立项一资金保障一深入生活一创作修改一组织协调一激励表彰一宣传评介一市场业绩一影视改编”这一“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

高手自在民间。此文揭示的逻辑，恐怕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吧。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反应不一。将文学奖项的生产放入全球经济文化生产的机制中去看待，观察此次得奖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对此，杜建国的看法是：中国工人当选2009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意义，要远大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皮，何来毛？没有这些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华为、中兴通讯、吉利这样的企业就无法让瑞典人刮目相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也可能要大幅推迟——如莫言自己过去所说的那样需要“百年以后”。因此，我们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也不要忘记中国的工人。

“文学生产机制”指的是文学生产各部分、各环节的内在工作方式和相互关系，主要包括文学的生产、流通、评介、接受等几个主要方面。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新旧文学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而是关注今天已经明显出现的“新旧分制”格局——这格局自新世纪以来暗暗形成，至今已是不可逆转。笔者试图从文学生产的传统机制和新型机制的分野、交锋、整合的角度关注这一变局。

近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说陷入了某种困境，这从各个刊物层出不穷的讨论文章以及各种学术会议的议题上即可清楚地看出。如果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问题，则文学理论的这种困境与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本身所面临的危机是息息相关的。理论的危机在根本上是因为其解释性品格和操控性品格都被过度使用了；而造成文学理论危机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文学本身拒绝解释与操控所导致的理论话语的失效以及文学本身的边缘化境况。然而，尽管文学理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它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编者按：选这篇深度采访，是因为它凸显了多个议题。首先是文学的议题，《中国在梁庄》被归为新的分类“非虚构”的文学作品，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将以新的形式，通过“多义呈现”，重新担负起震荡心灵的建设性责任？第二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拉锯，在身体与心灵之间变成一种哪里都回不去的悬置状态，无解，疑惑。第三个议题是“行动力”的鞭笞，知识分子还剩下多少勇气？！第四个议题是“田野的调查方法”，牵扯出“学术”与“自我”的反复进出，反复拷问。

本站特稿 北岛是1974年10月前后动笔写作《波动》，并于十一月下旬某个清晨完成了初稿。这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断章》里说得很清楚。我觉得了...

读书的确存在真实的困境，而且这困境一下子很难解决。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现在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就有毕业多少年还读不读书的问题。知识变得唾手可得之后，读书的原有的三个功能——阅读，求知，修养，都受到了影响。

本文以山东省南部的一个镇——X镇为基本的调查区域，围绕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考察了该镇初中生文学环境的现状。在把它与15年前X镇初中生的文学环境做了对比后，发现两者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从X镇人一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X镇人文化娱乐生活的变化，X镇人的“文化网络”的改变，X镇的学校教育的“改革”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导致该变化发生的原因。

当代文学与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余华的《兄弟》,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包括出版政策、编辑、作家、读者、媒介、批评家等因素在内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为制造文学畅销书,吸纳/调和/消解了各种文化势力之间的冲突。《兄弟》无论在主题、人物,还是结构、叙事等美学追求上,都自觉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变的要求,使其无法被简单地纳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格局。

最近十五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地图明显改变。不但"网络文学"迅猛膨胀、急剧分化,纸面文学内部也快速重划领地:以《收获》、《人民文学》为首的"严肃文学"的影响范围明显缩小《,最小说》一类"新资本主义文学"急剧扩张《,独唱团》更是异军突起,竖起"第三方向"的路标。文学地图的巨变背后,是社会结构、科技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机制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变化。面对新的文学格局,评论和研究者必须放大视野、转换思路、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当代世界,文学绝非命定"边缘"之事,就看文学人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