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我最终也将离梁庄而去
2010年,写完《中国在梁庄》,梁鸿没有回家乡“梁庄”过年。
压力来源于“真实”。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梁鸿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记录了发生在她的家乡———河南一个普通村庄“梁庄”的真实故事。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打工青年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老支书愁着“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还有村民想着“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书出版后,乡亲们打来电话托她“反映问题”,当地官员对她尊重且警惕。
“真实”也促使梁鸿进一步写作。2011年夏天,她开始考察在外打工的梁庄人。希望把这些在《中国在梁庄》中缺失的“精气神”补充完整。
这本暂定名为《梁庄在中国》的书将在今年出版,梁鸿目前正处于紧张的写作阶段。采访和整理并不顺利。眼目所见一切,让她“甚至不知道怎么下笔”。乡亲们居住环境恶劣,乡村的紧密人际关系无以抵抗城市的生存逻辑。
采访的最后,梁鸿说,“我们一直在索取,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种回馈可能是过了很多年以后一种间接的方式,但也很难说”。而她的口述,从为何回到梁庄、书写梁庄开始,到为梁庄而在全国寻访,最后是挥不走的困惑。
梁鸿,1973年生,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出版有学术著作《巫婆的红筷子》,《外省笔记》等。2010年,出版《中国在梁庄》。
从梁庄出发
“书出版后,我们县的人都疯狂去买书。县城里没有,就跑到郑州、北京买。”梁鸿说,尤其是当官的,都想找里面有没有写自己的地方。让梁鸿意外的是,去年暑假回梁庄,她受到当地官员极高的礼遇。“他们争相和我谈文学,特别尊重。”梁鸿说,甚至还有人能背出《中国在梁庄》的一些段落。
处事谨慎的梁鸿早有所考虑。她对书中内容做了大量的模糊处理,甚至连“梁庄”都是虚构出的地名,“我不想我的书对某个人有什么影响。”梁鸿说,她不想针对某个人怎么样,那是一个社会体制的问题。
梁庄人不是文艺青年,他们对这本书的反应直截了当,“村里人觉得我能帮他们反映村里的问题。”梁鸿说。
采访间隙,梁鸿用河南话接了好几通梁庄来的电话。有问她土地承包问题的,也有请她帮着教育孩子的。“现在村里很多事情都找我,很多我也没有办法。”梁鸿说,她并没有勇气真正介入村中事务。“我没有办法,让我介入我觉得困难重重。包括愿不愿意回去;能不能回去;具体的物质方面的东西。”梁鸿说。
这本书的诞生并没有太多预设,像每一个出身于农村的学者般,文学研究者梁鸿也想给这片土地一个记录。2008年,她以考察之心回到梁庄,“不再是单纯的‘回娘家’了。想用文字进行叙事时,我最本能的选择就是农村。”
在梁庄的考察,她靠的是原始情感。“就想着先回去,就是回去调查。至于究竟要写一个什么东西,没有任何概念。我模糊意念中最清晰的一点,可能就是我要去考察梁庄,回到我生活的最基本点上,使我找到生活的某个核心,并重新去启动这个核心。”梁鸿说。
“你有想过《中国在梁庄》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等梁鸿接完电话,南都记者字斟句酌地问她。
完全没想到。我当时就想着印个几千本,在朋友之间交流,所以写得也比较粗糙。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多人和我说他们读过我的书,都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本书更多是为了圆我的文学梦。
我受教育的经历同很多人不一样。我是1988年,15岁上的师范。1991年,师范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我们县的一个乡教了三年小学。之后又考教师进修,脱产大专。考上大专之后又开始自学本科。当时本科毕业证都没,我就考上了郑州大学的硕士,之后再到北师大读博士。
乡下教书的三年,比较封闭,加上正处于青春初期,非常敏感,到处找书看。乡下没什么书,就去城里旧书摊找书。有一次我遇见一个老文人在卖自己的书,有《小说月报》、《外国文学》、《外国文学作品选》,还有一大摞期刊。我去看了就想要买。他说。你这么小的女孩子买这些干什么?我说我喜欢文学。他听了很高兴,最后把书都送给了我。我把这些书捆了一大捆,放在自行车上带了回去,真是非常幸福。我报大专、本科、研究生,清一色报的都是中文系。
读硕士和博士时,我主要是做文学批评、文化思潮的研究。2003年从北师大毕业,我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工作。之后都是以批评家、学者身份出现,写的都是纯粹的专业论文,像作家论、文学史论、文学现代研究、文化思潮研究之类的专业论著、论述。
写论文(让我)对自己的职业有某种说不清的厌倦。觉得自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里,虽然做得算是比较通畅,但跟之前文学青年的梦想仍然有差距。所以一直也很苦闷。你花大气力写一篇论文,语言也挺好,自己的思维也挺好,但谁看呢?写完以后,连自己都忘记了。
内心有一种很强的无用感。这个“无用”是针对自己来说的。人被局限在专业之内,突破不了那堵看不见的墙,也进不到你自己的内心。国外的理论确是(让人)读起来思维非常开阔,但有时候你又非常绝望,难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只能用西方的那种思维?难道我们自身的生活内部就产生不了一种理论,可以指导、可以支配、可以去解释你自身的生活?走到这个点上,就会觉得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能一定要面临某种转换。
在我内心,城市生活还是有一点憋闷,觉得自己不够舒展,不够自然,很紧张,包括跟人交往,尤其是在一些场合里面,总是觉得自己不知所措。这是一个文明形态,不是一个自然形态。回家这个举动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前进,前进这个词太那个了,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开”。
真正开始调查,才发现我对梁庄一点也不熟悉。越走进梁庄,越走进每一户、每一个人,乡村的复杂形态就慢慢呈现在我面前。我之前把乡村想得太简单、太抽象了,觉得它是贫穷的、沉默的,一句话完了。但怎么贫穷、怎么沉默你知道吗?不知道。
虽然有所准备,但当我面对现实时,还是非常不足。我用做日志的方式,比如我上午见了你,中午就赶紧把上午见你的印象,包括所见所闻写下来。我也拿录音笔去问一些问题,因为之前都有一些模糊的小故事、小印象,再去求证,再去问他,有些可能一点不知道,说着说着话就出来了。但整理出的录音、写的日记都非常凌乱,也不知道最后搞成什么样子。包括我先告诉家人我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想调查一下农民,梁庄里面的人和事,但是这个人和事情怎么弄其实我心里确实是不清楚的。
一开始也没想用口述史的形式,就想写个散文之类的东西。但我在采访时,总觉得他们说得太好了,比我说的好得多;另外在他的话里,历史的信息也更多向,而我们说的话一下子单面化了,他的话则应多向地理解,比你去总结、定论更丰满,也更能够呈现出历史的某种真实,所以这时候慢慢萌发把他们的谈话先记录下来。但是至于最后怎么用当时还是不清楚的,就是先把那个字数保存下来,整理下来。
面对乡村,面对你的故乡,你总是感慨万千,这是所有人都有的情感。中国的乡村在这二三十年间是变化最大的,原来可能是政治的变迁,我们没有经历,也不太清楚,我们所经历的是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这样一种急剧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状态的变化。冲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每年回家自然环境变了,人也变了,跟你原来想的都不一样了,这种变化使人有感慨,想有一天我要把它记下来,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我摒弃了描绘一个客观村庄的念头,采用非常个人的写法,使得《中国在梁庄》完全成了一部个人史,是一个个体视角下的观察,而不是一个学者纯粹客观的、逻辑式的观察。这也跟我对学术厌倦、长期的无我状态有关系,我想要找到“我”在哪里。可能也是我潜意识中对学术的一次叛逃吧。
学术需要摒弃自我,要用相对客观的话语,需要有逻辑思维,演绎、推理、论证,一个好的学者作品里面是决不允许出现“我”的。但可能每一个学者都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把“我感觉”写出来,因为那个“小我”一直在蠢蠢欲动。
这本书选择这个“我”出场,因为梁庄就是“我”的家,所以一开始就是我回到故乡,它是主观性的,我连一刹那都没有想过它是一个客观的村庄,这完全是一种本能。
在《中国在梁庄》,我用了大量的个人抒情,这也是学术的大忌。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评价这本书,毫无疑问它肯定不是一本好书。很多人说这本书理论比较浅,这我都承认。
当下学者的行动力太有限了。这不是学者本身的问题,更多是被当代的思想、社会形式局限了,被束缚在了书桌上。很多人和我说,我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只能说,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界限,总是在越轨。在别人看来是勇敢,其实还是因为比较单纯。
让文学出手
2010年12月,《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受到文学圈的欢迎。艺术家欧宁也找到梁鸿合作,梁鸿由此接触到了中国的乡村建设团队。
《梁庄》(后改名为《中国在梁庄》)2010年首发于《人民文学》,被纳入名为“非虚构”的新栏目中。“非虚构”栏目由时任主编的李敬泽创立。“在‘非虚构’概念出现前,中国就有非常广泛的即时写作,包括以《南方周末》为首的系列报道,以及长篇‘纪实小说’之类。”李敬泽说,“非虚构”写作方式就是在延续之前的探索。“现在大家都不清楚‘非虚构’到底是什么,不清楚就对了,说明我们前面还有很多探索的空间”。李敬泽对南都记者说。
2010-2011年,除《中国在梁庄》外,还涌现出一批“非虚构”作品,包括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何伟的《寻路中国》等。
媒体人困困发现,“‘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像个被寄予了过分厚重的孩童,它蹒跚学步,就要对抗‘不信’,对抗谎言……”
在这股热潮中,作为“非虚构写作”本土代表作之一的《中国在梁庄》被推上前台。
对于《中国在梁庄》中揭露的农村现实问题,大多数人都给予了肯定;但对梁鸿的文笔则说法不一。
“梁鸿的问题在于,叙事不分轻重缓急,动辄穿插抒情回忆,缺乏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要素。”专栏作家王佩直言不讳。李敬泽在编辑《梁庄》时,也删掉了不少梁鸿的抒情文字。“毕竟她写的是自己的家乡,有很多个人情感的介入,也是自然的。”他说。
欧宁注意到梁鸿,是因为当时他正在策划一期关于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杂志专题。2011年1月,梁鸿随同欧宁前往福建培田和福前考察乡村建设基地;之后又前往河南兰考采访了何慧丽的乡村建设工作。之后,在《天南》第一期,梁鸿撰写了题为《行动在大地》的非虚构写作,从晏阳初在民国时期的乡建实验一路写到当代乡建工作者的理想与困惑,对乡建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
“梁鸿通过这次采访开始进入乡建领域。”欧宁说。梁鸿确实开始进入乡建活动,但主要是通过各种论坛和讲座。
2011年8月,欧宁在安徽举办“碧山丰年祭”。梁鸿出席了“乡村建设论坛”。梁鸿的发言中规中矩,同吕新雨、何慧丽相比,显得有些拘谨,全然没有乡建女将惯有的雷厉风行。
《人民文学》把《梁庄》归在“非虚构”,非虚构背后一个重大的命题就是文学和现实的关系,80年代以后90年代以来,文学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低了,很多人都说因为是市场化太严重了,也有人研究说文学跟现实太远了,所以人们也不想看。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在文学里面呈现,谁看?这本书(《中国在梁庄》)好还是不好并不重要,但它引发一个讨论———文学和现实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写农村的书籍,理论书籍和文学书籍都非常多,也写得非常好。像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影响非常大,很多搞农村社会学的人写了非常多的好的作品。但可能我们缺少的不是数字,而是活生生的带来冲击的东西,这个时候文学是可以出手的。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当然新中国之前也一直在说,并且围绕着,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村问题。但我们实际的生活步伐是朝城市化方向发展的。我们从小都是教逃离乡村,你唯一的出路是上大学,你一定要离开这个村庄。我们对村庄是背弃的,在这个背弃里,你对生活中的亲人有时候是视而不见的,包括对你自身的命运也是视而不见的。
用问题式的眼光来看农村是歧视。生活在里面的人,他不是问题,不是病,不是肿瘤,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我写《中国在梁庄》的时候没有任何写作理论支撑,靠的是写作本能,是出于我个人对学术的衡量、对乡村的衡量、对乡村生活的衡量。
总归而言,《中国在梁庄》还是属于非虚构文学。“非虚构写作”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很多人想从我的书里找原型,我就跟他们说这是文学,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又成为我逃避这个东西的避风港。
对于我文本的批评,我也有所关注。社会学的研究可能需要它最终抽出一个核,总结出某种模式。但首先我不是社会学家,可能我也没这个能力;其次我觉得文学是一种开放的东西,所谓的开放它是多向的、多义的呈现。
在接下来的书里(《梁庄在中国》(暂定名)),我还是会延续《中国在梁庄》的写作风格,同时也会对我的书写模式做一些改变。老实说,书写模式是很难改的。我们接受的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教育,文体自然也是比较传统的。如果转换一种模式的话,可能对每个写作的人都是一种考验。因为你一下笔就是那种思维。
何伟的《寻路中国》我也看过,我和他之间的差别非常大。作为一个外国人,他能够用一种陌生化的,但同时又能进入的眼光来看中国人的生活。何伟能将思辨同感性结合起来,把文学同社会调查很好地融入在一起。当然,他的写作里也不可避免地会包括一种外人看中国社会特有的盲区。
但它仍然对中国读者特别有启发。他这种陌生化的眼光,能让我们看到自己生活的另一面,从而形成参照的视野。他的这种方式可能会对我有意义,但还说不上借鉴。你毕竟还是中国人,你是在这条河里面,同站在河外面是不一样的。你在河里顺着这条河往下走,可能会更波涛汹涌。
欧宁联系我之前,我对乡村建设者一点也不了解。为什么后来我也算欣然参与了呢?因为他们是行动者,不管他们的行动失败、成功、深、浅,只要他们在行动就是可敬的。即便是乌托邦的,但他们至少也稍微深入了一点。
我们这个时代缺少行动者。大部分人都是在躲避,见到困难赶紧绕着走,缺少勇气去面对这些事情。当下社会尤其需要知识分子的行动,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有思考能力,如果能把思考转化为行动,那就会更有力。所以我非常尊敬他们。我也希望把这种尊敬传达给大家。
在福建考察邱建生的基地时,我意识到,当你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时,你还是能解决一点点的。
当时我们一群人去看一个瀑布。返程时,想顺着瀑布下一条满是鹅卵石的河滩走回去。就在我们为河滩上没有路犯难时,何慧丽一马当先跑去探路,想都不想就开始走了。我当时就觉得搞行动的人和我们这些人确实不一样,我们是先考察、判断能不能走?他们是直接上去开始走。也许最后掉河里了,但或许她就走出一条路来了。
我很难成为何慧丽那样的行动者,我的勇气不够,也没有实践的能力。我可能更适合做一个书写者,用我最擅长的方式,把他们写下来。
对于乡村建设者,他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实在太多了。我跟何慧丽一起去采访,她说的话多了,农民就纠缠不清地跟在她后面。一开始我也看不惯何慧丽,觉得她有点官腔,大大咧咧的。但是后来一想如果我是她,可能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她每天要处理很多问题,她是个实践派,她会磨砺掉那种(感性的)东西。
无法写出的现实
梁鸿在她家附近小区租了间约三十平米的单间做书房。除必备的书柜书桌,靠墙还有一个小沙发,几把椅子和一张行军床。
2012年初春,南都记者在那里见到梁鸿时,她正在写一本新书,暂定名为《中国在梁庄》,属于《梁庄在中国》的姊妹篇。
“写完《中国在梁庄》,我一直在琢磨,既然要写梁庄,那就得把梁庄写全了。”在梁鸿看来,《中国在梁庄》展现的是一个空巢的梁庄,大量的人都在外打工。“尤其是中青年,他们是梁庄的经济来源,也是梁庄的精气神。”梁鸿说,如果这部分人不写出来,那肯定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梁庄。
由于《中国在梁庄》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梁庄在中国》还未成稿,就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获得了《人民文学》主办的“人民大地·行动者”计划的资助,奖金是一万块。
梁鸿正处于创作的兴奋期。她不厌其烦地向记者介绍她在各地考察时的所见所闻,详细解释了将在新书中使用到的神话典故。不过她也告诉我,写到最后,她也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之中。
“每个人都是乡村的背离者,我们最终还是会把他们抛弃掉。”梁鸿甚至开始怀疑之前自己所做的努力。“对广义的梁庄来说,毕竟你写了,大家看到了,也有所思考,也算是一种贡献。”梁鸿说,但其实你什么也没做,你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更残酷的是,“或许本应该带点希望来,但你反而把希望给熄灭了”。
2011年7月份启动这个项目后,我回到梁庄,想找在外打工的老乡的电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些人的电话非常难找。他们在外打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号码都换来换去的,很少有人知道。我在梁庄住了十多天,才总算找齐这些电话。
之后就是确定路线。我买了一副大地图挂在家里,以梁庄为原点向外辐射,选择那些距离较近、梁庄人较为聚集、同时又有典型性职业的城市。最终确定了西安、南阳、内蒙、青岛、东莞、广州、福建七个地方。
因为梁庄离西安、南阳比较近,我最先在这两个地方采访。刚开始采访还非常兴奋,觉得要出发了、要开始新的行程。慢慢发现困难也是千万重。
他们生活在城市的不同空间,做着不同的职业,面临着不同的城市问题。我要想书写他们,就必须进入他们的生活。那我该怎样进入他们的生活呢?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以我的行程为线索呢,还是省略我、直接进入?而且又涉及到不同城市的具体情况,比如在西安,我的老乡都是蹬三轮车的,那我就只能以三轮车的群体为辐射写其他老乡。我的大堂哥、二堂哥就在西安蹬三轮。在西安采访时,我每天都回到他们蹬三轮的地方去看他们怎么蹬三轮;他们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们同城市发生了怎样的关系。
但是有一个核心,这都是梁庄人的命运。我每次采访都特别有意思,你想听他谈他的生活,结果他们谈的都是梁庄。也就是说,他们的精神兴奋点依然在梁庄,在这边只是讨生活,而且往往在非常严酷的环境中生活。这个严酷不是不给他吃、不给他喝,而是精神上的极度贫困。他们找不到精神依托,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贫乏。他们下班之后最开心的事就是找老乡一块喝喝酒,聊聊梁庄里面人和事,梁庄在他们心里是闪闪发光的。所以到那儿采访,聊一天也没有说到我的正题上,大家在一起都在说谁谁谁怎么样,骂骂这个,说说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心。我在北京郊区采访一个人,是我伯家的,他叫我姑,喝醉了给他爷打电话,他爷耳朵有点背,他打着哭着说“爷爷我就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