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更替并未沿着新时期代际更换的步伐推进，而是到50后一代，产生了真实阻隔，60后、7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尽管也已登上文坛，甚至进入成熟期，却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取代50后的庄主地位。这种现象，显然无法单纯从创作主体的才气层面获得解释，若从社会转型背后的复杂语境加以审视，则可发现，这一问题和日常生活合法化后创作实践的危机有关，如何理解创作主体和时代之间的关联，成为宏大叙事淡化后创作主体

在戴锦华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花木兰这个经典符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隐喻？作为女性，怎样实现个体突围、获得真正的幸福？

徐訏式浪漫与“五四”浪漫主义的区别体现为作为逃逸的内面，而《鬼恋》这个开启徐訏成熟风格的小说，同时也是解读这一特殊内面的重要文本。通过对“革命加恋爱”小说的逆写，《鬼恋》叙述了作为逃逸之内面的忧郁的产生，正是这一特殊内面构造了小说中循环往复的“鬼域”。作为现实中告别革命的产物，《鬼恋》绝不仅仅是讲述忧郁的文本，也是将自身呈现为忧郁的文本。

作为一种想象现代社会的未来图景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历来是科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可能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指出，科幻小说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此科幻想象力的上限必然受制于作者所经历与了解的社会生活。

本文以1980年代早期三个颇具代表性的文学文本：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为例，试图探究什么是19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1980年代的乡村叙述通过将“饥饿”、“财产”、“尊严”这三个符号组织进自己的话语体系，从而建构起的是一个关于“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故事。这一关于乡村的新的想象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而言的，还指向政治层面，因为它还包含着某种“正义”的理念，它存在着对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构想，所以，19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是饱含能量的

2015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向每位清华新生赠送了一套《平凡的世界》，希望他们在阅读中领悟和思考“人生的奋斗，理想的追求”。一时间，路遥的这部广受读者喜爱，却不为批评家青睐的名著引起了文化界和教育界的高度关注。清华同学们的读书心得后汇集出版，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解志熙为之作导读。

如今甚嚣尘上的“民主”、“自由”、“正义”或“公民”话语，如果只有民粹、自私与妒恨的内核的话，那将使台湾陷于永劫之地。而台湾人民果能自救于断碎眠梦，那势将对应该同样陷于“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时空有所裨益。这是台湾真正能输出的“未来经验”，而杨渡已经开始有所反省了。

鲁迅这一“莱谟斯”式的新构图当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与传统势力、现实状况以及自身意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成形的。从他那部以反思“辛亥革命”而著称的《阿Q正传》，选择为一个中国农村社会最底层的流浪雇农“做正传”，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构图成形的痕迹。

在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和大学文学院课堂上，仍然有人将1980年代的文学视作“纯文学”加以讨论，将文学主观地从波涛汹涌的社会思潮、观念、现象中分离出来，把文学理解成与这些社会思潮无关的事实。本文试图把1980年代文学重新纳入“文学社会学”的范畴来考察，从《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与当代史“无意识”的知识关联点、出版商与先锋派小说家之间的权力关系、社会思潮对批评家社会身份的重建三个角度，指出当代文学史研究当中的“文学社会学”存在的可能性。全稿原载于《热风学术》第四辑。

在这让人猝不及防的社会文化巨变之下，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文学？怎么解释它？怎么判断并引导它的走向？都成为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所以，在今天新建一扇文化研究的窗，从这扇窗向外张望，是时势所迫，是为了找到洞察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眼光和有效的分析路径。

《局外人》是加缪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小说，大概也是他最好的作品。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局外人》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评选20世纪最伟大作品的各种榜单上，它常常赫然在目。《局外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在于它开掘了20世纪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的一些最基本的主题或观念，比如：世界和个人存在之荒谬，对个人经验之真实性的确信以及对外在于个人的各种权威形式的不信任和抵抗，在超验存在缺失的境况下全面拥抱世俗生活的享乐主义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构成现代个人观念的核心要素，它们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

本文是1964年12月米歇尔•福柯在布鲁塞尔的圣路易大学发表的题为“文学与语言”的讲座的第一场。收于Michel Foucault, La grande étrangère: À propos de littérature, Paris: éditions EHESS, 2013, 75-104 英译见新出的《语言，疯狂与欲望：论文学》（Language, Madness, and Desire : On Literature,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第45-65页。

艾玛对文学犯下了什么罪？罪状就是，她混淆文学和生活，让各种享受都等同了。而她的这些性格特征，这种所谓“民主”式的性格特征，也是作者其人的文学特征，而且说起来，也正是这特征让文学成为新一代的写的艺术。

当你的手指摸着键盘时，要记住最危险的就是歪着嘴摹仿体制内的腔调。靠取悦别人、学别人的腔调，获得的所谓话语权可悲至极。我们要吃得温饱、过得富足、还要拿出一部分钱财帮助他人———这种全面的富裕，这种体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换。

底层话语早已被研究者视为当代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观念视野，但深究起来，这种话语乃是一个并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概念系统。事实上，这种话语实践的困境早就潜藏在其文学起源--小说《那儿》之中。在这篇小说中，曹征路无力对工人阶级底层化的命运做出真正的历史分析，缺乏节制的现实愤怒和偏于一隅的历史判断，都限制了他对于主人公反抗意识的构造，劳动尊严的呈现以及身份政治的透视，由此陷入阶级想象的危机之中。

20世纪变化这么大，20世纪的文学经验、20世纪的文学观念怎么可能和21世纪的文学相应呢?所以我们要非常艰苦、充满批判精神地去试图创造一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电影、新的艺术。

本文认为“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而“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则是当前中国文学的一种新主题与新趋势，文章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认为新的时代已经超越了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总主题，中国文学正在走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当前不同层次的文学作品中都显现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作者认为，“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作家创造性的感知和表达，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对当代中国作家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与挑战。  

这个时代文学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这本书不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谈重要的话题，而是文学本身必须要重新获得它的重量，文学要重新获得思想性，必须在一定的思想高度上思考生活。

吕正惠先生关心的更多仍是中华文 明、那仍然年轻的祖国的修正与成长，以及海峡另一边的台湾的未来。

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