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对抗日本统治的过程中，由于祖国落后、没办法帮忙，所以台湾人民组逐渐感到，要摆脱殖民地这种没有尊严的二等国民处境，唯有自立自救一途，于是开始养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去看问题的思考方式。这时，“台湾意识”跟“祖国意识”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差距。

“十七年”时期农村新文艺读物的出版与传播在社会主义农村文化改造运动中占有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并具有丰富的现代性内涵。一方面它建构了农村基层社会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精神通道，另一方面它也询唤了沉睡于农民心灵深处的作为一个阶级群体的生活尊严与社会意识，并将其纳入到新中国的政治、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建构了一个最广大的人群可以参与的“政治社会”形态。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仍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美国宪法研究中，黑人问题、林肯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尽管其意义不亚于林肯当年的废除奴隶制，但却一直缺乏从法学视角上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阶级在中国的特有现象是，市场经济使得人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别凸显，但阶级的政治化进展缓慢，单位政治取代了阶级政治。

甘阳从中华文明的高度提出了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新理解，认为只从经济发展的层面谈是不够的。他提出儒家社会主义，试图结合中国传统伦理和社会主义理想，从保守主义的立场为中国指出了未来的方向。正因为甘阳的保守主义也是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市场化的，这点与左派的思维有重叠的地方，所以甘阳常常被误解为左派。可是，中国已经到了王道的地步了吗？

68年五月的幽灵何以在法国话语当中挥之不去？阿兰•巴迪欧在这里探讨了这个国家复辟和反抗的长时段场景，以及萨科奇总统职位的获得在这些场景中的特殊位置。他从柏拉图和高乃依那里汲取政治勇气的教益，并且发出了重申《共产党宣言》的奠基性担保的呼告。——《新左派评论》编者按，New Left Review 49, January-February 2008。

从一个村庄的历史出发，挑战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流行的关于中国的诸多主流叙述，提供一种立足于经验和思索的“人民的历史”。

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但同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除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还关注文化的力量。年代四部曲也是文化研究系硕博的必读书目。

“新左翼”早已成为讨论当代中国思想状况时无法忽视的一股力量，而围绕它的争论也已持续多年。这篇访谈展现了陈冠中对于中国“新左翼”丰富的理解。

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多数人对计划生育的印象是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其实，出于对“计划”的热衷，中国的人口政策在毛时代无论鼓励生育还是控制生育，都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至迟在70年代初期，计划生育已经悄然铺开。

“三维市场体制、超常增长的四大支柱、三项战略性改革建议”的“343”发展改革方案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1月6日刊登题为《关于中国的5个误区》的文章，文章列出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很快将超过美国”，但《国家利益》认为实情其实是“中国距离超美还远着呢，除非我们自己出问题”。文章还提出，外界认为中国一定会进行中国政治改革，这也是误区。

俄罗斯农奴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曾是19世纪俄罗斯政治和史学的核心主题，现在却已沦为21世纪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注脚。农奴制与美国奴隶制度同时被废除，但却涉及更多的人，有着既深刻又持久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并没有像北美关注奴隶制遗留问题一样关注农奴制的遗留问题。这种学术界的双重标准着实令人惊讶。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

实际上，如果说高级文化是统治阶级世袭的“堡垒”，那么对于任何“底层”阶级来说，它都必须付出最大的力量，直至否定自己，才能占领这个“阵地”。因此，它是鉴别一种斗争是否上升到领导权阶段的试金石；或者说，一种斗争越是上升到领导权阶段，它的决定性战场就越是会从人民大众意识形态的广阔田野集中到高级文化的城堡宫室，在那里存在着“有教养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经过无数时代所发展起来的全部复杂形式。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大意义。

令刘小枫真正恐惧的并非毛身上的法家精神，甚至也并非站在他的敌对面的儒教士的精神，而是在中国无处不在的平等主义的幽灵。在毛时代，这个幽灵和法家精神确立了同盟，涤荡了儒家的精神即宗法伦理。这种同盟依然存在至今，因为正是在与当代儒教士的对立中，左派和国家主义者连成了一线，以至于二者的界限非常模糊。毛的肉身中糅合了法家精神和平等主义的精神，他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古老帝国的法家传统，还是一个古老幽灵的现代显灵。

日本共产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二战期间，许多领袖和党员被捕入狱，还有不少党员投身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义战争中。日共在其九十年的斗争历史中，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日本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一方面，日共不愿受苏共和中共控制。另一方面，日共对于国内形势的判断也较为准确，没有因为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左倾。明确提出当前斗争的目标是实现“民主主义”，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府，并逐步将它发展为“革命政府”。

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著，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界限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把儒法传统与社会主义传统融合的政治方案，即毛泽东的法家社会主义、以甘阳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以及蒋庆的“王道政治”。这三种政治方案目的都是要打通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面向，我们将其并列起来做政治哲学上的辨析，意在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制设计的现实与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