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说：“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它们代表了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别人激动、喧闹，霍布斯鲍姆冷静；别人愤怒、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他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是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他的文笔像一位优秀的中长跑选手一样柔韧、有把握，他追溯了现代性的出现、巩固、获胜和衰落。”

 

    霍布斯鲍姆1962年出版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的欧洲）》，又于1975和1987年出版了《资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这一系列结束于1995年出版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年代四部曲”在世界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它们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前三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发展。《极端的年代》的主题是20世纪的危机。

 

    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对新工党90年代的演进产生了影响。托尼·布莱尔称：“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霍布斯鲍姆在他的回忆录《妙趣横生的时光》的结尾说：“不管怎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变得更好。”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跟霍布斯鲍姆在政治立场上是完全对立的，弗格森说：“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依然认为他的年代四部曲仍是英语作品中最佳的世界现代史入门读物。他最好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决定现代时期的首先是经济变革。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伊·福斯特说：“大部分历史学家本质上要么是短篇小说家，要么是长篇小说家，霍布斯鲍姆兼而有之。他的论述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其论题包括了登山、歌剧、爵士乐、服装和饮食时尚，以及工作模式、阶级和国际金融运动等。”

 

    霍布斯鲍姆的早期著作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著作，强调社会和经济力量，对宏大的图景感兴趣，聚焦于普通人。但跟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他越来越意识到观念和主观体验的重要性。他1969年研究英国农村骚乱的《斯温上尉》既有结构社会史，又研究了反叛者的思维和动机。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传统的发明》以文化和观念为主题，研究了政治领导人和民族主义运动如何操纵神话与仪式。他的年代四部曲具有世界主义的宽度、对深层结构的意识，又有英国式的历史叙述和优雅的文笔。当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宏大叙事时，霍布斯鲍姆看到，更宽泛地理解历史变化的动力非常重要。

 

    霍布斯鲍姆的著作还影响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50多年前，一群牛津和剑桥培养出的历史学家改变了英国人的文化观。他们早早地明白了，文化决定了世界。他们还看到，文化完全是民主的，源自于人民。官方的艺术保护者赞美电视和印刷品上的精英们的文明化，霍布斯鲍姆和他的同道则正在复兴遗失的反技术者、戴面具的偷猎者的文化。他们发现了流行文化的价值，发现它是我们的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社会分析的传统中，文化被视为人类生活次要的、肤浅的方面，是经济决定了其他一切，艺术和文学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比如，英国18世纪的肖像画反映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兴起。霍布斯鲍姆和汤普逊等英国历史学家拒斥这种文化观。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其说研究的是工程和工人工作的状况，不用说它研究的是表达抵抗的仪式和符号，他认为工人阶级是通过文化形成的。霍布斯鲍姆对经济很感兴趣，但他也揭示了神话、符号和仪式的力量，以及流行文化的纷繁复杂。他创造了“匪徒”和“野蛮的反抗者”等术语，用于描述被人遗忘的、抵抗压迫者的法外之徒。

 

    霍布斯鲍姆的书中经常提到电影。他在研究西西里的法外之徒时，刚好是新现实主义电影发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时候。他的《原始反抗者》出版之后不久，记录西西里黑帮首领生平的《龙头之死》于1962年上映。在《极端的年代》中，霍布斯鲍姆说，30年代所有年轻的、有见识的人都喜欢当时的先锋电影。在他的四卷现代世界史中，他称电影和现代艺术是强劲的文化力量。艺术的革命年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塞尚、毕加索和马蒂斯彻底改造了艺术。到30年代，先锋艺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仪式，人人都去观看新潮、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在他看来，到60年代先锋艺术就死掉了。他所喜欢的爵士乐也不可能还原为简单的经济理论。霍布斯鲍姆用他的文化观重新思考了政治。他认为，80年代的工党运动脱离了跟现代文化的接触，是撒切尔主义反映了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他说男子气概是一种文化建构，麦当娜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资产阶级家庭如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

 

 

    《经济学家》称霍布斯鲍姆是“世界上最后一位有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浪漫主义者”，他喜欢读约瑟夫·罗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书中说各种语言、有不同信仰的人和谐共处。他陶醉于最通俗、最具颠覆性的音乐爵士乐。历史学家托尼·朱特也说他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但这里的“浪漫”是贬义：“把乡村的匪徒浪漫化，把工业化无产阶级的道德权威转给乡村的造反者；把意大利共产党和苏联浪漫化。”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纪念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文章中说朱特“是一个很好斗的学者，他喜欢辩论，像一位律师而非法官，其目标不是真理，也不是诚实，而是打赢”。许多人一直不明白，霍布斯鲍姆为何一直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此，托尼·朱特提出了一种特别的解释，在他看来，霍布斯鲍姆根本不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斯鲍姆对共产主义的依恋跟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对他来说，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只不过意味着采取一种历史性的或解释性的治学方法。在他年轻时，当时的运动喜欢对政治叙述做广泛的解释，强调经济原因和社会结果，这是非常激进的态度。在今天的学界，这些关切已经变得显而易见，甚至是保守的。霍布斯鲍姆非常英式地不关心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与理论。”在英国等地，共产主义者要搞宣传，开展组织会议、计划游行、领导罢工等这些日常、例行、单调的活动。几乎每一位共产主义者的回忆录中都会用相当的篇幅谈这类问题。但霍布斯鲍姆明确地说，他对这类地方支部工作不感兴趣。他总是跟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自己的知性主义和超然躲避悲剧。所以他缺少同情心，不会为他的同志们的热情或罪过所动。他之所以一直是党员就是因为那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重要。朱特写道：“霍布斯鲍姆毫不妥协地坚持他少时的信仰，这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敬佩。但他这种忠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明显地受到损害的是他的文笔。每当霍布斯鲍姆进入敏感的政治议题时，他就会退至隐晦、呆板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