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村陷入困境是不争的事实。出路到底是重新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还是建立美国式的农场，亦或是维持小农经济？多少年来，争论从未停止，今日尤甚。旷新年认为，大农场和小农经济都是“皇帝的新衣”。人类有着天然的协作观念、合作精神、合作需要和协作能力，中国农民也不例外。对于农村合作化，应当重新评价其成败得失，尤其应与20世纪中国的国家工业化联系起来看待。 ——《三农何以危机?》后记

三十年间，曾作为我国政治主体的那个阶级似乎已经被主流话语淡忘，它所指涉的那些人们也被驱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容易辨认的只有社会存在着

编者按：在学院科系越发精细的今天，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一再地被各种知识试图回答。然而，回答并不等于解决，从理论话语到社会思潮，从思考

在“革命之后”的语境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现代化的诉求，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成果，于是，“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冲突。在政治上，具体到“谁是国家主人”的问题上，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是将工农群众提升到国家主人的位置，然而科层制在内的现代生产管理又很难完全接纳“工人∕主人”这一政治符号。从“文化诉苦”到“识字运动”，从“反专业主义”到“两参一改三结合”，无不显示着社会主义中国力图解决这一政治难题。

在“革命之后”的语境中，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对现代化的诉求，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成果，于是，“革命中国”与“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冲突。在政治上，具体到“谁是国家主人”的问题上，社会主义核心政治理念是将工农群众提升到国家主人的位置，然而科层制在内的现代生产管理又很难完全接纳“工人∕主人”这一政治符号。从“文化诉苦”到“识字运动”，从“反专业主义”到“两参一改三结合”，无不显示着社会主义中国力图解决这一政治难题。

吕途老师根据自己工厂打工的体验，直观地感受到“非人化”工厂文化对工人身心的践踏与摧残。“站着工作”、“排队训话”、“没有名字的世界”等方式对工人身份的贬低，机械化劳作、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压迫传递、工人=“东西”等等共同筑成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文化资本。面对此种“非人化”的文化，工厂工人在进行消极抵抗的同时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意义，即群体的认同，集体意识的再次萌发。

“头上星光朗照，脚下道路清晰”的时代永远逝去了，剩下能做的，就是在一个层层设卡处处收费的世界里，在反对关卡反对收费的时候，确保自身的不沦陷，或者，通俗地说，面对“基本正圆”的元宵标准，守住自己的方圆。

【原编者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吃得饱已不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吃得好的问题却愈加普遍和突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以及种地收益的微薄，普通

作者简介: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院长，主要著作有《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

【原编者按：今年1月，陈昕从世纪出版集团总裁的岗位退休。半年后的8月，长于用精深实用的理论体系解读出版业的他，用新著《数字网络环境下

征地拆迁是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工业化的必然现象。在政府拆迁模式下，地方政府无法解决统一的拆迁政策供给与差异性的分散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征拆难度的上升和成本的急剧增加。而在市场化征地拆迁模式下，通过拆迁公司强力控制拆迁补偿标准，有效地抑制了被征拆户的个体化差异性诉求，从而化解了政府拆迁的困境。但是与此同时，市场化征地拆迁模式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后果：真正的困难户群体无法得到合情合理的照顾，拆迁公司的利润相当于挤占了困难户的救助款；拆迁公司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与被征拆户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本文从夏衍对谢晋电影《女篮5号》的批评入手，结合老上海左翼电影的影像逻辑，讨论性别政治、影像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美学策略，尝试打开共和国电影的一个原点性问题，即上海电影传统和延安电影传统的博弈，以及在这博弈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和造成的问题，藉此回应当代影视中的底层和白领叙事。

在民族主义依然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与面对这股挥之不去的幽灵。

国际话语体系中讨论问题框架的置换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今天的改革比当时更加困难，因为它不完全是价值与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现实利益问题。这也是邓小平在晚年重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说如果改革导致社会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因此他重新强调社会主义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