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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学术如何可能
关键词:学术
编者按:在学院科系越发精细的今天,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一再地被各种知识试图回答。然而,回答并不等于解决,从理论话语到社会思潮,从思考
 
 
 
编者按:在学院科系越发精细的今天,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一再地被各种知识试图回答。然而,回答并不等于解决,从理论话语到社会思潮,从思考到行动,有一个曲折而漫长的道路要走。知识分子必须超越自己的“经济-社团”阶段(葛兰西语),承担比知识生产更多的责任,加入到创造新的“形势”的历史运动中。韩国学者姜来熙老师及其创办的《文化/社会》期刊是这一思想的积极践行者,且于当代文化研究网可同怀视之,故推送此访谈全文,以期与默默奋斗着,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同志们共勉,并激励来者。本访谈原刊于《热风学术》第七辑,由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青年教师高明和朱善杰共同完成,高明博士翻译。
 
 
姜来熙
韩国中央大学 教授
 
1
《文化/科学》杂志自创办以来,已经二十多年,请您谈谈当初创办这个杂志的大致情况比如背景、目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组织方法、经费来源等。
 
《文化/科学》杂志是在1992年创刊的。但是,在她诞生之前,就已经埋下许多伏笔。我觉得有必要先介绍下韩国从1987年到1992年的民主化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自朴正熙被暗杀之后,全斗焕通过政变成为新一届军政府总统。1987年,全斗焕又巧妙地操纵了总统选举,让他的接班人卢泰愚成了新一届总统。但是,民众对于韩国政府合法性的质疑和抗议由来已久,在卢泰愚当政之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游行活动。1991年是最为艰难的一年,那一年的4月,开始了一场历时两个月的民众游行。在这期间,韩国发生了好几起事件。
 
最初的导火索是明知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姜庆大。他在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中被警察追捕,并被殴打致死。这一惨案发生之后,韩国民众示威游行的声势更加浩大,由此持续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有十来个人因不同原因而死亡,有的自杀,有的则是被警察围困之后死亡。其中有一位女大学生,我眼睁睁看见她就死在了我的旁边!当时,我与另外两位同事也在街头抗议游行,警察开始对抗议示威的人群进行驱赶与合围。(kettling,即警察合围游行人群,一开始可以让人群往警察让出的一个方向撤走,但最终以包围人群,不让人自由进出为目的。)当时那位女学生与她的伙伴们一起,被警察合围,驱赶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而我与我的同事,就在离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看到警察投掷了很多催泪弹,导致她窒息身亡。
 
民众游行持续到两个月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意义重大的改变,反而发生了两件极具争议的事件,让人们普遍觉得这一社会运动实质上是失败的。第一个事件是民众抗议运动的一名组织者金基卨的死亡。5月8号,他从西江大学的一座高塔上跳下,用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然而,当局调查后却称他衣服口袋里的遗书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他的同事姜基勋伪造的。抗议运动的民众强烈谴责当局,对姜基勋的指控完全是牵强附会,毫无证据。但是,民众的抗议无力回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局依然将姜基勋逮捕入狱。这一事件被保守派的报纸利用,嘲弄抹黑这场民众运动。另一事件是,国立首尔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郑元植,当时被任命为新任总理。接到任命之后,他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做最后一讲。但是,学生却把面粉扔在了他的头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然而这件事也刊登在了报纸上,被视作侮辱老人家的行径,学生被看作不恭敬的家伙。我们目睹了在这过程中的所有政治事件。最终我们发现,无论民众抗议运动有多么热烈,最后依然是失败的。我们原本的目标是推翻政府,但是,最终我们失败了,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局限。
 
1991年的初夏,民众抗议活动渐渐降温。我开始思索,想办一个刊物。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该如何组织。于是,我就去找沈光铉商量。他比我小五岁,虽然认识,却不熟识。我问他是否有兴趣一起办个刊物,他反问我,你是否想长久地办下去,办他个十年以上呢?你是否想把刊物办成一流的重要期刊呢?我说,当然愿意。于是他回答说,如果你真想办一份重要的刊物,并愿意为之坚持不懈,那么,除了办期刊以外,我们还需要做些别的事情———鼓励知识分子成为“多面手”,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知识。那时,我还不是非常理解沈光铉的意思。
 
创刊伊始,我们就要求,所有参与的编辑和撰稿者都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写作方式。这成为我们期刊的选文原则。后来我们发现,所有知名学校教授的文章,大多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他们采取的是单一学科的研究路径。
 
我们一开始大约有八九个人,当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加入。比如,有一位编辑,因为理念不合而退出了。因为当时按照我们跨学科的原则,我们要求每位编辑都要做好准备,为刊物撰稿,对于任何事情都要能写文章。但是,在他的理解中,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不可能通晓每一个学科。那时起,我明白了沈光铉提出的“知识分子多面手”的意思。
 
我们期刊的第一笔经费来自我的家庭。当时我们几个人当中,只有已经四十岁的我是大学教授,其他几位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所以我觉得我和我的家庭有义务担负起期刊经费的责任。
 
除了我的收入以外,我父亲也支持了我,作为他的大儿子,我得到了他的很多关爱和支持。当时他在日本工作,虽然并没那么富裕,却也支持了我。
 
后来,我们逐步把期刊的营运扩展成一个出版社,也即“文化/科学”出版社,通过出版图书来自负盈亏。由于我们出版的书,都是学术理论读物,比如《阅读巴赫金》,所以销售量并不大,只能勉强维持。出版社除了我妻子之外,只有一位全职人员。我妻子全职在出版社工作,但从未领取过工资,她为我们的事业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2
您作为韩国知名大学的英文系教授,怎么会想到要创办这样一份集理论、知识和实践性于一体的思想学术刊物的?您和您的“同志们”又是如何处理理论、知识和实践性之间的关系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从我最初步入学术时的经历和思考说起。1987年我开始了教学生涯。这一年非常重要,宪法因韩国民众的民主运动而修改。4月,全斗焕宣布为了奥运会而停止宪法修改,6月,人们走上街头,纪念光州“5.18”民主运动,反对全斗焕的军政府。在游行中,延世大学的学生李韩烈被警察的催泪弹击中身亡。这一导火索引发民众更加激烈的抗争,我们称为“六月抗争”。在这个抗争期间,大学教授们组织了“为民主化全国教授协会”。我作为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加入了这个协会。这个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在韩国仍然是敏感的学说。协会成员除了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些其他的主义,比如,民族主义、进步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等等,都被容纳了进来。但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最为活跃的,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我成为执行委员会的外围成员,由此,我有幸与这些首尔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们面对面地结交,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四年后,也就是1991年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
 
我觉得这个协会缺失一些东西。不错,他们参与社会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激进的批判者。但是,他们的批判行动与学术写作之间是割裂的。他们并未将自己的研究写作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他们的写作,依然非常传统,依然是单一学科路径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在韩国,在实践上起到了引领作用,但是在理论发展上却没有起到引领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不够满意。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种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应该是将各类学科融汇贯通,并能应用到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去。概言之,就是要求知识生产,同时满足跨学科与现实实践的要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理论建构,联结理论与实践。在这个想法下,我们做出了一期又一期的《文化/科学》专辑,每一期的主题,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我们希望能够对知识分子、知识的生产者产生影响。
 
我们编辑团队的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运动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叫作“文化连带”,现在韩语名字没变,英语名字更改为“Cultural Action”。这个组织是1999年成立的,现在仍在活跃着,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实际上,这个组织正是由我们的编辑团队孕育而生的。我是这一运动的两位共同代表里的一个。我们的大多数编辑也是这一组织的成员。我们为这一组织的社会运动书写理论框架。
 
我们通过“文化连带”参与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如,支持并要求文化权利,反对文化垄断,反对自由贸易协定,支持工人罢工等等。《文化/科学》的编委们积极地提出了这些社会议题。在2006年开始的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社会运动中,沈光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单枪匹马”地站出来,呼吁韩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者关注,韩国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件事的严重性。当然,“文化连带”的社会活动者自身也非常活跃。比如,2008年1月,在龙山商业区发展项目中,有五位龙山地区的原居民在警察强行驱赶他们搬出来的过程中死了。紧接着,人们为这五位居民展开了示威游行。“文化连带”的社会活动者们积
极地参与了抗议运动。抗议人群将他们的遗体存放在附近的医院,并保护了起来,并与他们的家属一起,与政府展开了长时间的谈判。这个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解决龙山屠杀事件人民委员会”、龙山发展公司、龙山区政府和首尔市政府四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之后,才举行了死者的葬礼。在这个斗争中,一位我们“文化连带”的女性社会活动者组织了诗人、作家、画家、歌唱家等文化实践者参加了游行示威。上次我在做“韩国项目融资和城市景观”讲座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几张警察强行驱赶的图片。
 
可以这么说,我们《文化/科学》的编委们通过积极参与“文化连带”的社会活动,参与韩国各种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理论、知识和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韩国“龙山惨案”
 
 
 
3
刊物为什么取名为“文化/科学”,中间的斜杠意味什么?在雷蒙·威廉斯所使用的“关键词”的意义上,“文化”和“科学”以及两者的关系是不是您和杂志的同仁最初思考当代世界的两个“关键词”?
 
《文化/科学》开办的时候正值大众文化的激烈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开始了文化自由化,但是当时的文化自由化是在军政府之下展开的,要求政府将文化放开,变成商品。那时“文化自由”的意义是“文化商品化”。当然,同时也有文化运动,但是较为边缘化。到了90年代,原来的“文化自由运动”渐渐消失了,因为文化贸易已经改变了。所以,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觉得有必要首先理解文化是什么,否则我们无法为资本主义开出药方。我们的做法是,不放弃,且要丰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路径。因为我们认为,仅仅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是不够的,文化这个维度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们并不想成为文化主义者,因为文化自身并不自足,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路径。所以,我们希望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路径结合起来,用文化这一维度或介入的视角,重新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激活。于是,我们在“文化”和“科学”之间用了斜杠,避免大家误以为是“文化的科学”。而“科学”在这里,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至于是不是关键词,我们自己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想过,或许是的。关键是,这两个词不能被割裂开,要放在一起理解。
 
 
 
4
据林春城老师的介绍,《文化/科学》二十年中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建立“文化社会学”,这与雷蒙·威廉斯的著作《文化和社会》是否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社会学”是否就是一种“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的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里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林春城老师多次跟我提起,他也一直在斟酌。这个问题是,韩语的“文化社会学”是应该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社会学”,还是应该翻译成“文化社会论”?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意思是,“文化社会论”,是一种姿态和立场,“position”。如果翻译成“学”的话,又要落入单一学科范畴的陷阱里去了。
 
在我们成立“文化连带”的时候,成立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要重新建构一个“文化社会”。“文化社会”必须是坚实的社会运动的产物之一。这就涉及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我们将Communism理解为“共产社会”。这个词,在中文里被翻译成“共产主义”,在我们看来,觉得这个翻译是不够的,有所缺失。因为,从文字上来看,“共产主义”只凸显了生产这个环节。但是,“共产社会”中,除了“生产”的方面,还应包括其他方方面面丰富的层面,我们的翻译,应该保留其整体含义,而不是某一个方面。如果“共产社会”除了生产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那么,文化必然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理解里,“文化社会”即是“共产社会”的内涵。
 
威廉斯的书我们分头读过,但是没有在聚会时一起研读,对我们影响较大的书是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在这本书的附录里,他分析了文化社会。
 
“文化社会”这个概念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关系的,与乌托邦更有关系。我们试图将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通常,人们将两者分开来看待,但是我们却要把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看待。因为,我们认为,乌托邦对于“共产社会”communism是非常重要的,乌托邦是对“共产社会”另一种世界的描绘,而“共产社会”必然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所以“文化社会”必须被人们所想象,被人们所期盼,这样才有意义。我们认为,为了建构一个“文化社会”,我们必须进行主体的再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正涉及主体的构建。我们把“文化教育”带入“文化连带”的社会运动中去,与全国教师工会合作,促使他们也来思考“文化教育”。
 
另外,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社会”,并从跨学科的原则出发,我们对于自然科学也是感兴趣的,我们的几期专辑中也体现出来了。如,第八期、第六十四期等。
 
 
 
1980年韩国“光州事件”
 
5
《文化/科学》作为韩国左翼阵营的重要阵地,是如何处理西方左翼理论与韩国在地性之间的关系的?也就是说,西方左翼理论资源如何与韩国的现实相勾连?
 
与韩国相比,中国有自身的左翼传统,在理论资源上也有更多的自主因素。我认为左翼的传统始于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位西方的思想家———既然如此,我们不可能不学习西方的理论。当我在一些场合演讲的时候,有些听众会批评我太过西方主义了。但是,如果你想延续左翼运动的传统的话,怎么可能回避西方理论呢?这些理论也是全人类的财富啊。我可以用非常传统的韩国的写作方式写学术论文,不引用任何的西方理论。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以自己本土的实际经验,来重新解读西方的理论,这样,你才可能对于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作出贡献,而这一贡献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比如,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属于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随着历史而产生变化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内涵也随之而变,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嵌入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韩国的自由主义也有其自己的特征,如果我们能从中发现新的现象或趋势,那么我们就可以讨论自由主义的新内涵了。我所用的语言可能听上去非常西方化,但是,这些语言毕竟来源于西方。我还没有找到能用何种方式,用纯粹亚洲的语言来描述现代现实。
 
 
6
作为一份民间自发的左翼刊物,《文化/科学》如何处理与政府、大学等体制之间的关系?
 
韩国的批判传统与中国相比,非常不一样。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在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左派,是要被逮捕的。很长时间以来,共产主义在韩国被视作危险的事情。左派知识分子与韩国政府之间的紧张,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开始容纳批评的声音了,那时,金泳三是新一届的总统,从他开始,总统不再是军人出身。我们从他那届政府开始,称之为“文明政府”。在他包容批评之声的同时,也有很多民主人士加入了他的内阁。但是,也正因此,批评之声越来越制度化了,被政府吸纳了进去。如果你愿意同政府合作,那么你能有很多机会得到资金支持。在这个新的时期,依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拒绝进入体制内担任职务,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继续批评政府。
 
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给学术界的研究经费越来越多,叫作“韩国研究基金”。1998年之后,金大中再次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知识分子有更多钱可拿,于是,学术研究越来越制度化,直到今天。
 
“韩国研究基金”专门对学术期刊设立了准入门槛,分为官方注册、半官方注册和非注册的期刊,只有官方和半官方的期刊,学术资质才被官方承认。也就是说,你只有在这两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证明你是一位有资质的学者。通过这样的方式,政府看似给予学术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反而更加禁锢了学术思想的自由。这让很多人无暇考虑在我们的《文化/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我们的期刊完全外在于这种官方认证体系。如果为了能有更多的文章资源,那么似乎我们也需要去搞一个注册,但是我们内心不想这样。如今,编辑委员会已经交接给了下一代年轻人,是否注册,就交给他们去决定吧。我这二十年为《文化/科学》写了大约六十篇文章,没有一篇文章是符合所谓体制内资质的。如果《文化/科学》以后变成了注册期刊,我就不在上面发表文章了。
 
现在,年轻的学者们太忙了,忙于在官方期刊上发表文章,没有时间给我们写文章了,同时,他们也渐渐失去了批判思维的兴趣。资金、资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撰稿、投稿的习惯。如果一位学者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那么学校就会奖励他1000万韩元(相当于5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期刊面临的主要困难,所谓“合法的思想方式”(legitimized way of thinking)禁锢了我们。
 
 
 
共产主义的幽灵
 
 
7
《文化/科学》创办以来的二十年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迅速扩张的二十年,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一定很多,请您谈谈这二十年里,作为刊物的发行人,也是积极的参与者,有没有感觉到有那么一些时期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困难的事又是什么?
 
如今,社会现实变得越来越自由主义化了,人们开始不再喜欢阅读。第一期专辑,我们卖了1万册。虽然当时我们还不太善于从各个书店收回卖书的所得,但是,1万册在当时依然是非常好的成绩。而现在,我们的销售量只有1000份了。现在,我们不太纠缠于对于读者的影响,而是转向致力于发展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构建。即便如此,读者量的锐减,依然是让人失望的。
 
我觉得,相比之下,中国人的阅读量比韩国要好一些。韩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会玩智能手机了。
 
在这二十年中,有些人离开,有些人加入,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任何组织都会有,这不算是困难。但是,寻找年轻一代的编辑是比较困难的。让人欣慰的是,当我们准备将编委会交给年轻人的时候,竟然有那么多年轻学者站出来,愿意加入。看来是我们自己太把持不放了。
 
让我回忆困难的事情,反而让我想起了令人高兴的故事。最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有稳定的教职,很多人是没有的。但是,有趣的是,自从大家开始创办期刊,居然一个一个都相继成为了大学教授,这个“巧合”很有意思,让人高兴。
 
 
8
姜老师,我发现,虽然您在介绍《文化/科学》创办历史的过程中,屡次提到一些困难,但是您整个的情绪状态,以及表达的内容,依然是乐观的,这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和反抗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并存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至此,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无法缓解的危机了。我不知道这个危机能维持多久。资本主义最初发生危机的时候,一般维持五十年左右,而现在,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我不知道这次的危机还能维持多久。时势造英雄,新一代会应运而生。我说的新一代不仅仅指《文化/科学》的新一代编委,而是指反抗资本主义,构建新的文化社会的一代。如果你是持批判研究立场的,那么你就要为这新一代的出现做好准备———必有这样一批读者,在期待着你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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