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讨论中国近年来的电视剧创作与传播的专辑，尤以近期热播热议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为分析重点。
“看电视”作为一种便利的群众消闲方式，不仅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当下中国的表达环境中还具有特别的意义。正如李云雷在《中国电视剧：为什么这么火》一文中所表明的，当电影、小说、话剧等叙事艺术形式由于种种原因与“中国现实”、“底层民众”渐行渐远之时，中国的电视剧悄然接过了这一表达使命，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重述历史、重构生活价值。因此，关于中国当代电视剧的观念形态、叙事策略、生产方式、文化表征等多方面的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对之做出细致深入的观察与分析。专辑中的几篇文章对上述问题都有着敏锐的把握，他们的判断立场有一致之处，也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分歧，论述各有侧重点和创见。陈湘静的《革命爱情的讲述与性别秩序的重建》，从性别政治角度撕开了流行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裂隙。刘复生的《革命历史影视剧创作的可能性》区分出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三种类型或方向。总的来说，他认为当下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英雄传奇、伦理道义、热闹情节的过分倚重，这反映出这类电视剧的叙事理路仍内在于“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逐渐发展并成熟起来的去政治化的革命历史叙事”。这一吊诡的“反政治的政治叙述”，是我们时代内在精神分裂的症候，它在昭示困境的同时，也“提示着80年代以来被不断否定的革命信仰的历史内容和巨大价值”，而在《潜伏》、《士兵突击》等优秀的电视剧中，对这一问题的呈示与叙事探索已达到了相当深度。孙佳山的《新世纪初期的文化表征——以当下革命谍战题材影视剧作品为例》，同样基于“去政治化”的当代判断，从这些电视剧作品中归纳出了新世纪的文化表征。同时，他在论述中引入了在中国社会日趋壮大、成熟的中产阶级这一受众群体的视角，试图从建国以来的文化脉络和中产阶级视线的交错中，同情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成就，及其所包含的困惑与焦虑。罗岗在《消失的“红墨水”》中，以比喻的方式巧妙地揭示出“重述历史”的困境，令人耳目一新。在文章最后，他写道：“这种对‘不可表达’的‘表达’……应该成为‘电视剧’重述‘历史’的一种‘方法’。如果各种‘重述历史’的创作都能以‘电视剧’为‘方法’，那就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化、文学和艺术生产，不仅能生产出有魅力的‘作品’，而且在‘生产’作品的过程中，也能将生产作品的‘生产条件’也一并‘生产’出来，于是‘表达’的‘限制’反而转化为一种‘可能’，一种不是回避困境反而将困境充分表达的‘可能’。”这一对大众文化的辩证态度及思维方式是富有启发性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对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既保持足够的警觉，又保留独特的敏感，并由此发现“表述中国”的某些可能性。
这组文章首发于《艺术评论》2009年第11期，在此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慧瑜先生慷慨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