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的表态——“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指日可待，和近30名专家学者的上书——为“异地高考”松绑，废除分省命题制建立统一考试制度，“异地高考”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话题。
 
这一次的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之上。第一，“异地高考”带来教育公平。支持“异地高考”者显然认为，此举可以有效促进教育公平，赋予外来务工者子女更好的教育环境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第二，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流入，势必分享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使升学竞争越发激烈。有报道指出：“尽管高考已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高等教育也并非‘考之即上’”，而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加入，自然会分掉这一杯本地人尚没有完全吃饱喝好的羹。第三，是对“异地高考”的各种批评。比如，推行过慢，试点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北京、上海，以及已经出台的应考标准太过苛严等等。
 
在这里，无论是教育公平的主张，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利益冲突，还是对它的批评之声，都共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无论有怎样的矛盾冲突，也不管改革如何进行，“异地高考”都是让外来务工者家庭受益的政策。他们将分享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更多的进入城市的机会；而这一分享和获得，正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显然，这一类社会公正的获取，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各色主张和呼吁的正当性所在。
 
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是否成立？“异地高考”政策的最大受惠者，果真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群体吗？社会公正也就此得到实现吗？在对这些问题不假思索地点头之前，有必要先来看看今天中国城市的基本状况。
 
首先，中国的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正面临着自身的人口问题。一方面是越来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出生率的日益走低。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上海户籍人口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47．76万人，这意味着每三名劳动力就要供养一名老人。而如果若按照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来计算，那么这一比例将是每八名劳动者供养一名老人。显然，正是外来务工者中极高的青壮年比例缓解了城市在劳动力供给上的困境。而随着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已经成为一座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其次，是城市教育资源分配的现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扩充既有的优质教育资源。于是，市区政府对重点中学或示范性学校的资金投入，往往以“亿”为单位，是对普通学校投入的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就此而言，教育资源在城市内部的分配，也是高度的不均衡。当城市的家长们总是从幼儿园开始，各寻门路、购买学区房时，也就意味着，从来就没有铁板一块的城市居民的教育资源或升学利益可言。将城市居民和外来务工者的教育利益笼统地对立起来，始终是一个幻象。制造或纠结于此种幻象，非但不利于澄清教育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更是起到了混淆视听、转移矛盾的最佳效果。
 
最后，与上述两点相关联，早在“十一五”规划时期，城市就已经将教育产业确定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仍以上海为例，在其发布的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战略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教育系统要接收外地生源、扩大招收外地学生的比例，鼓励外地青少年来沪就读，以便拉动整个教育系统的经济。而在此时开放“异地高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的确是大实话。那就是正是过去的十年间，城市所实行的各种借读、就读政策，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把“异地高考”的问题逼到了眼前。
 
如此说来，“异地高考”不过是城市利益下的“蛋”。制定这一政策的目的，并不在于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公平和向上流动，而是维护城市自身的正常运作。显然，较之于外乡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城市更加需要一个庞大且有力的外来务工群体，是他们构成了城市的补给，填充和推动着城市的加速运转。与其说是这些外来者分享了城市的既有利益，不如说正是他们源源不断的加入，城市的利益才能获得保证。而一旦离开了这一群体，城市这部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危机重重。如果说“异地高考”真的带来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过去是外乡人及其子女只能扛个包来城市找工作，而现在，途径增加了，升学将成为流入城市的另一条艰难通道。而这样的流入，自然也就和教育平等毫无关联。它不过是城市为自身所度身定做的一套新的准入机制。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从外来务工者子弟中筛选出那些最聪明的也最有能力者，加入城市，形成对城市的高度认同感，为它所依循的那个逻辑添砖加瓦。
 
自始至终，“异地高考”所修补的这一城市准入机制的最大受惠者，都是以消费乡村或边缘地区劳动力的面目而出现的城市。由此反观“异地高考”的入选标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比如，有人认为，“异地高考”的应考标准，要求家长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住所且被城市所需要，这是“拼爹”逻辑的延续。这样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很难击中要害。因为只有在社会公正的逻辑里，一劳永逸的“拼爹”才是一个矛盾。而一旦“异地高考”的目标，本就是供养城市、筛选劳力，“社会公正”充其量只是一块遮羞布的话，那么，无论是继续“拼爹”还是努力让自身成为城市所需要的人——如果这个城市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的话，都将顺理成章。
 
到了这一步，也就可以明白，开放“异地高考”的意义远没有时下媒体和专家们咋呼得那么重大，它不过是整个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枚小棋子。如何下这枚子——也就是大家关心的政策实施的时间、标准、大城市的方案等等，不过取决于城市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取决于它是小家子气地只盯着眼前利益还是有一些更为长远的眼光。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改革，从来都是从城市自身发展的狭隘或宽泛的利益出发，而不可能真正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构想基本政策和实施方案。
 
这当然不是说，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不能从中受益。显然，在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将不断有人或整个家庭通过各种方式，脱离农村，进入城市，过上城市生活。“异地高考”不过是将这一条坑坑洼洼充满艰难的路，修得稍许平坦一些。但以此作为证据，以为外来务工者及其子女从中获得了莫大的好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获得了重大的胜利，那么，这一类的欢呼者，如果不是太过天真，就是已然默许了今天城市利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绑架，并积极为此出谋划策。而从那些打着“社会公正”旗号主张“异地高考”的专家们，进一步要求全国统一命题或高校联考自主招生之类的“松绑”建议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与这些欢呼者不同，在我看来，“异地高考”政策虽值得肯定，却并非外来务工者的胜利。他们不过是老实而充满感激地接下了城市给出的这一个权宜之计。然而，考试从来不可能自动提供社会平等，在没有其他社会制度的配合和保障的情况下，它往往是进一步兑现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手段。在这一意义上说，今天的城市正在以及即将为外来务工者子弟提供什么样的中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大学教育？在接受这些教育之后，他们如何进入社会？这些问题更值得被深入讨论。在这里，媒体的责任，不是围着“异地高考”这一似是而非的题目（因为更准确的说法恰恰是“就地”，而不是“异地”）大呼小叫，而是提醒城市，在极力拉动教育经济的背后，依旧是既有的学校教育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难题。毕竟，一时一地的好处易得，长远的算盘难打。新来的青年人如何不再遁入“蚁族”和“房奴”的恶性循环，要比“异地高考”何时开始要紧得多。而对国家来说，一个现实的状况是，永远不可能指望城市自动自觉地放弃自身利益，为社会公正做出贡献。如何节制不断膨胀的城市利益，避免在政策制定和社会舆论上为其所绑架，如何通过调动教育和其他社会资源，协调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避免随着短视的城市一起权宜起来，才是真正下好“异地高考”这枚棋子的关键所在。
 
 
2012-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