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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景观: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世界
关键词:商业区 空间 权力
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商业区已经生动地展现了社会控制的各种形式。而这种社会控制属于具有创造性摧毁力的核心景观的一部分。这里既有诱骗、武力,也包括无限的权力感。商业区促成了由资本流动和公众政策推动而形成的社会变革。

权力的景观: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世界
 


内容自《城市文化读本》,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北大培文出品,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为阈限空间的商业区

 

在资金再次投入中心地区的新时代,商业区呈现为一种重要的阈限空间。从体制上看,商业区的再次开发横跨于公私权力之间。从视觉上看,这一再次开发过程要么将区隔的本土形式摈弃出去,要么将它纳入权力的景观。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商业区已经生动地展现了社会控制的各种形式。而这种社会控制属于具有创造性摧毁力的核心景观的一部分。这里既有诱骗、武力,也包括无限的权力感。商业区促成了由资本流动和公众政策推动而形成的社会变革。

 

狭窄的街道、中心区的重要集聚功能、体现不同经济价值的社会用途的交错,乃至允许市场把高度专业化领域的产品集合起来,并通过更大的市场文化来传播产品的高密度人为环境,所有这些促成了城市中心权力的再确立。然而,另一方面,商业区表现出城市生态学所描述的命运,只不过它是在经济变化中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向日渐破败的市区的移居历程表明,新商业区市场是分阶段形成的。首先,我们发现空间用途的变化:由专心于物质生产的制造商和工人阶级转移到将相当精力投放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专业的管理和服务群体。然后是视角或人与空间关系的变化。人们对空间的观察方式把基于低租金住房多样性的城区本土经济改变成为无论从美学角度还是历史意义来看都甚为相同的风景。最后便是空间性质本身的改变。商业区变得更大、更昂贵,旧结构中加入新建筑,其社会意义由流行到接纳直至落伍。在流行与落伍的分界点,商业区空间成为有些新居民无力承受的昂贵之地。

 

在诸如咖啡店的没落和作为其变换形式的商业区俱乐部的兴起等本土经济里程碑的终止和重塑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空间再建的意义。

 

1986 年,85 岁的贝尔摩咖啡店老板菲利浦塞杰尔在曼哈顿去世了,标志着商业区咖啡店时代的彻底终结。在塞杰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咖啡店不仅仅提供盛放在沉甸甸磁杯里的价格便宜的咖啡,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商业区中便宜的公共去处。

 

然而,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就像大多数商业区制造商一样,咖啡店生意走向没落。它的最终消失并不表示人们对服务及时、物美价廉的食品缺乏需求。相反,它们只是被麦当劳和比萨饼屋所取代。就像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所说的那样,与习惯于消遣、憧憬、小题大做的咖啡店常客相比较,快餐消费者已经认可快餐店是快点吃饭的地方,而非消遣之地。这些地点租金昂贵,输出大量标准化的食品。它们与自动售卖机不同,也与其反映出的非正式性和千篇一律不同。在快餐店,亲切感通过顾客餐厅功能环境的了解而非社交活动获得,这里最重要的是消费形式,而非消费附带的文化范畴。

 

新的经济价值使得坚持咖啡店的文化意义成本过高,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会不顾一切地悼念这种损失呢?就像单元楼的转变使很多人搬离公寓和工作场所一样,幸免于难的菲利浦塞杰尔式咖啡店散落在大都市各个角落,或者退到佛罗里达。随着商业区经济景观的扩张,本土经济标志或者失去其原有意义,或者干脆消失。

 

与景观的物质变化同步的是观察商业区的方式。在监狱、法院、办公单位等公共机构交织监视下的空间里,出现了全新的草根视角:把商业区视为文化创新的孵化器。新的标志性景观不但有艺术画廊,还包括商业区夜总会和中央铁路站。这些阈限空间变得昼夜不分,贵贱不论,模糊了文化与商业之间的界限。它们也是商业区阈限区域的标志物。

 

《乡村声音》的一名记者迈克尔马斯特对80 年代商业区阈限的生长和消亡过程作了描述。80 年代初,农村、俱乐部和地下网络的出现确实吸引了大批的欧洲人、商业区居民以及阔少们。然而,当人们发现形式多样的本土经营形式只不过是迈向更宏大事业的一块跳板时,本土景观便不复存在了。当然,闲散无事和毒品吸食在商业区俱乐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看门人的势利嘴脸也使这里与田园美景相去甚远。不用花很多钱,就可以体会到商业区带给人们的诱惑、刺激和启示。商业区里住着领取政府津贴的艺术家、大宗财产的继承者、新兴服务行业从业者、非正式行当(包括毒品活动)人员以及各色名人。

 

80 年代最火的三个俱乐部艾利亚、莱姆莱特和但斯苔利亚,一个自然消失,第二个撑了下来,但是顾客鲜有艺术气质,第三个变成了昂贵的写字楼。马斯特总结道:“商业区倒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曼哈顿生存的高成本。”“食利阶层恰恰就是产业发展商”,他们开发、改变着城市景观。然而,商业区招来投资商的地方正在于其开始关注文化价值。这一视角转变反过来也提升了地产价值。一家以“冲浪”为主题的新饭店的设计师兼店主对马斯特说:“现在,市区外围转变为城市中心,华尔街转变为外围城市,但城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俱乐部的生命循环表明,地产投资改变着城市本土经济,使其远离阈限而贴近权力景观。这里没有那些用超然的口吻评价市场变化的艺术家、富家子弟和文学移民,商业区由另外一种市场文化类型所控制,由投机者、投资商和享乐型消费者构成。在马斯特看来,房地产市场破坏了邻居格局和艺术家小区,破坏了他所理解的商业区。不过,马斯特认为,“商业区的消失”表明中心权力范围的扩大。通过对产生于城市中心的文化形式予以标准化和复制化以及吸引新的国际投资,商业区的阈限空间在中心与权力的张力之间发挥一种中介作用。商业区的最佳表现在于以新的资金、用途和城市形式推翻并埋葬其本土景色;而其最差表现则是那些旧的产业结构依然不败的地方,在那些购物无法替代失业和收入损失的地方,在那些本土经济形式嵌入商业中心区的结构和体制之中的地方。

 

1975 年以来,艺术家社区和商业服务的扩张使曼哈顿成为商业与文化之间阈限的始祖。然而,中心权力景观的重新确立不断受到本土经济形式的复苏以及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男女的检验。对于城市景观的缔造者而言,无家可归是个永久存在的问题。

 

早在19 世纪60 年代末,中央公园建成之前,沼泽地中央简陋的小屋里的居住者就被迁移出去。在多年以后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河边公园形成贫民区。20 世纪80 年代后,流浪人口膨胀,从鲍威利商业区扩展到城中港务局的巴士终点站。

 

在公园、街道、地铁站和几乎所有的公共空间,商业区使市场经济中的阈限问题的矛盾本质突显出来:公共空间是每个人或任何人都可以占用的吗?抑或它只是私人开发的场地?

 

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央车站不断地改变着尊贵与流浪、景观与本土之间的边界。在金星闪烁的蓝色圆形屋顶的旅客休息大厅里,通勤者和办公室职员分享着权力的景观。在一大片白色大理石地面上,密布着售票厅、商店、报摊和食品店,还有学生在午饭时间演奏室内乐。流浪者睡在楼梯下、车道旁和迷宫一样的隧道中。他们也在候车厅或休息室里停留。这些地盘的划分协定是由城管机构和纽约市民自由联盟联合作出的。有一项折中方案认为:每晚一点关闭终点站大门,这样就不会有大量流浪者涌入。到1987年,形势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需要在公共商业区和流浪者休息处划分清晰的界限。地铁北线和拥有中央大站的准公共权力机关想到一个更新地铁站建筑结构的办法,地铁北线负责人说:“我们想恢复中央大站的壮观原貌。”

 

就在那年后期,纽约市政府加大力度,把流浪者从品质高雅的商业和住宅区清除出去,把其中那些体弱多病者—出于对他们自身的安全考虑—从街道转移到医院或收容所。这场转移行动的关键点是地域的变化:流浪者只能从商业区的公共场所迁移出去。如此一来,商业区就比一般感觉中的意义更大了。流浪者露宿街头不但影响着商业区传统的权力景观—华尔街、市中心和东北部,而且也把中心权力扩展到新近形成的曼哈顿其他地区,至此,中心权力的组织范围从西110 大街一直延伸到东96 大街,直到小岛的最南端。流浪者事件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共空间不再无条件地向公众开放。

 

20 世纪80 年代,商业区投资的回归不但改变了市中心面貌,也扩大了中心的范围。在芝加哥,1920年左右使用的地图不再合适。作为历史上重要的中央经济圈已经扩大了四倍。新的超级经济圈包括豪华公寓、办公楼、夜总会、高档酒店、艺术画廊和在密歇根大街不断出现的高级商业区。经济圈的持续扩张使“商业区”这个概念不再受地理限制。当一名记者问到麦当娜最喜欢的时装店时,她提到了西北部的一家。连锁经营使得人们不必为了求购一件特殊商品而跑到城市中心。规模派送使人们的消费变得极为方便。商业区成为一个流动的地方,当文化价值在这里被抽象为消费的商品时,购物便成为意义重大的社会行为。《纽约》杂志两期专刊刊登了对曼哈顿商业区的评价,“商业区是一种风格、一种感觉、一种在艺术世界、小说、饭店、时尚、生活方式中反映出来的心境”。

 

虽然中产阶级向市区的迁移和商业区扩张并没有使城市中心一体化,但是已经克服了传统的分割状态。一方面,多功能使用方式消除了昔日的时空障碍,不再分割为贫民区、夜晚多数人避免跨入的工业制造区、喧闹的同性恋酒吧和隐秘生活区、布满廉价商店的俗丽街道;商业区现在成了昼夜消费的高品质的景区。另一方面,商业区催生出物欲享受,从马斯特所说的俱乐部、前卫艺术,到《明亮的灯光》和《大城市》中提到的刚出炉面包的清香,使商业区的社会意义由生产转向消费。

 

芝加哥城市规划部长曾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在重新定义市中心的功能。市中心从来都是银行业、政府、教育和医疗中心,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现在,我们增加了住宅建筑一项。这些建筑使很多人沦为流浪者,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每天开放18 小时的繁荣的商业中心。”把商业区重新打造为一个阈限空间,极大地提高了其经济价值。穆迪投资服务公司在把芝加哥债券提升至A 级时,所引证的材料是市政府的财政缩减和“商业区开发以及许多社区的迁移”。这一例子清晰地表明,在经济与文化价值之间存在着和谐相处的关系。

 

然而,迈克尔马斯特已经明确指出“商业区”已死。他所指的其实就是当今结构转型的那些特征:投资内化,社会意义从生产转移到消费,亦即从文化价值到经济价值的抽象。商业中心的消亡也反映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空间结构上的差异。生产环节的最佳功能表现在顾客与供应商群体中。有史以来,正是这些消费者和供应商带给商业区别样的光环和活力,但是消费环节日益扩展、分散,标准化和不断增生。中心的分散化削弱了消费空间的力量,要求人们有意识地恢复这些空间的特殊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中心之间的辩证调解有赖于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基础结构。这让我想到对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文化产品进行生产、消费以及评价的男男女女。他们像艺术家一样,对一种新型的市场文化进行点评和建构。他们的“内部”思想为消费开启着新的空间。即使在他们拼命地维持旧有地域价值时,实际上也是在提升着市场价值。

 

批评的基础结构

 

中产阶级向市区的迁移把旧城改变成为建立在文化资本基础上的消费组织。这个消费组织的有趣方面在于其特殊的空间:消费市场(俱乐部、住宅区)与号称独一无二的地理区域紧密相连。它也提供最多样化的全天候的商品和服务,以此加强了区域整合,催生了兼职市场。新产品、新消费需要可以驾御文化资本的劳动力。

 

艺术家、演员、大学毕业生往往是合适人选。既非苦力也非专业人员的饭店服务生和精品店销售员向潜在顾客解释着文化产品,他们帮助完成了消费行为。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一代来说,他们要在深思熟虑后自由地选择琳琅满目的商品。这一行为在某些领域是由建筑师和设计师促成的。但是日益增多的选择性消费更多地是由那些传播新产品或新服务信息的人们所促成的。这些男男女女们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是推动城市中产阶级向市区迁移的中坚力量。他们成为商业区经济所依赖的出版、饭店、广告以及文化机关等新兴服务业的主力军。他们通过提供创造性的产品,尤其是他们的评论观点,为实现高端消费建立起一套审美系统。他们为商业区变革提供了批评的基础结构。

 

批评的基础结构毋庸置疑地依赖于广泛的消费需求。在粮票、失业和最低工资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生活为了写作,写作为了谋生。低收入家庭获得营养食物越来越难,同时却有更多的生活富裕、疲于选择的消费者困惑于新的消费方式,因为在商品中难于作出抉择而焦虑。

 

反思型消费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品位转换的问题,更是一个品味生产方式的转变的问题。中产阶级向市区的迁移在审美和感性方面反映出奥威尔的救赎准则,即批评距离和惊讶,同时是中介方式从个人礼仪到非个人决断的转换。

 

例如在伊迪斯沃顿的小说《快乐之家》中,主人公塞尔登在蒙特卡罗“饶有兴致地从纽约的一位上层朋友那里了解到:在世界的某些地方,人们会因不吃午饭而错过什么,或者因吃午饭而丧失什么。结果是在祭祀场所,饮食成为无足轻重的事情”。在镀金时代末年,食品质量的重要性显然在消费的社会场所之下。“布莱夫人认真地总结道:‘当然,在泰拉斯,人们可以得到最棒的东西,但那看起来好像是人们去那里的唯一原因:美国普通民众总是急着把最好的食物抢到手里。贝特西公爵夫人最近倾心于贝卡辛了’”。

 

品尝过最好的食物并不能与认识某人相提并论,但是今天它却可以取代建立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在物质产品大量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真品”的品味成为社会区别的策略。这里的“真品”指两类物品:历史见证物和独特设计物。

 

今天,主导文化消费的人们是艺术家、年轻消费者、设计师,他们引导人们的需求并将这种需求与生命意义相联系;忙碌在生产线上的新兴服务业制造者,他们迎合那些“渴求手工织布而摈弃印花棉布的患审美疲劳的顾客”。这种需求通过追求历史和时尚效应的并置而实现。一个中产阶级新迁社区仿佛就是一个尘封记忆的集合体,因此它也是一种个体化的高科技的家居消费。

 

现代城市中心区的形象在阳光地带的两个海岸端点被权力的景观所翻转。像洛杉矶、迈阿密这样的城市没有传统的城市中心或商业区,只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集中进行的房地产开发使这里没有出现高楼耸立的情况。相反,牧场、海边憩所、别墅、平房、独立办公楼和低层工业园等高密度市郊风格建筑与海滩、高速公路、隧道等相间错落,使“城市”与“乡村”区别甚微。

 

在环境建设投资的压力下,空间既扩张,也收缩着。集体空间形式扩张并将洛杉矶、迈阿密这样的相对无结构的城市包括进来,同时也把加州南部的橘县和佛罗里达棕榈滩这样结构越来越完善的地方包括进来。但是同样的形式也被个性化了,分解为个别的过程。没有人能够体验整个洛杉矶或迈阿密。城市发展中的自动化使人们或兴奋或焦虑,因为按照现代主义者的预期,在建筑形式与城市身份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在建筑师迈克尔索金看来,迈阿密的“居住结构显然取决于整体景观。显然,这一地带不能通过熟知的城市类别来划分,而是应该从更开阔的地域意义来把握”。

 

20 世纪20 年代开始,随着70 年代以来人们对“权力”向阳光地带“转移”的认识而更加有力地对当代城市景观的物质层面的改造,确实需要一套比现代主义所提供的更开阔的范畴系统来阐释。迈阿密或洛杉矶环境建设所体现的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动态互动作用迫使我们把城市发展理解成为多体系、权力分散的过程,认识建筑创新所衍生出来的强大力量。此外,由众多私有权力凝聚起来的大都市对作为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公共空间的首要位置提出了挑战。而且洛杉矶和迈阿密一开始就从服务型而非生产型经济起步,它们改变了植根于19 世纪的权力景观。这就是我们对后现代城市文明的印象。然而,这已经是有历史的建筑了。棕榈树、高速公路上急驰的汽车、热烈的红鹳和耀眼的白色乡间别墅,构成了二战后选择和异化的历程,而且这一历程在不断地延伸。这是雷蒙德钱德勒的世界,是被沃尔特迪斯尼殖民化了的世界,这个世界把无权无势者的幻象魔术般地投射在权势者开发出来的景观之上。

 

迈阿密和洛杉矶这类城市的全部景色栩栩如生地反映出市场与区域之间的阈限。由警方、雇员和公司精英把持的社会控制的通常形式嵌入奇妙的建筑和像汽车这样的个体化消费品之中。尽管洛杉矶和迈阿密都是真实的城市,但它们是建立在梦境、集体幻象和堂皇表面之上的。这种风景很明显是为视觉消费而产生的,而且是自觉地这般生产的。詹姆斯曾经猜想:观此佳景的最好去处就是阳光地带的两端,那里的地区特征既不靠南也不靠西,因而具有最大的社会建构意义。

 

不过,迈阿密在20 世纪经过三次全新的发展。20 世纪20 年代,它由一片沼泽地发展起来,成为社会、民族、道德方面都很独特的南部旅游胜地。它与邻近的棕榈滩在发展目的上无甚区别。二战以后,主要由海滩构成的迈阿密成为供北部中产阶级享用的廉价度假地,他们大多是犹太人;迈阿密比卡茨基尔度假营能提供更特别、更个性化的娱乐消费。从1960年起,随着卡斯特罗革命,新一波古巴难民和中美洲其他民众涌入,以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分开的人口居住在内城。到了80 年代,商业和政治机构中避免雇佣黑人,这使迈阿密成为一个拉丁裔大都市,成为加拉加斯和里约的附属物,成为哈瓦那的替代物。种族新成员和拉丁资本在迈阿密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创造出一个汇通全球的小世界。当这个城市已经形成服务业经济时,酒店的外资投入便远远落后于对银行、军火以及非法毒品交易的投资。

 

洛杉矶在20 世纪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洛杉矶把赛璐璐幻化为视觉图像,一开始就在无数西方人面前展示出神秘的面纱。战前的梦想之都成为电影制造商的生产基地,而电影就像旅游业一样,属于大众娱乐业。在开拓沙漠、山岭为移民居住的过程中,洛杉矶诞生了。移民劳工无论有多少技能,都在电影业之外的炼油厂、煤气厂、汽车制造厂和电力部门工作。起初的洛杉矶由东欧犹太人、亚洲人、墨西哥籍美国人、非裔美洲人、主要来自中西部的流动农业工人混合组成。洛杉矶的第二次发展可以追溯到1940年,反映了港口、机场和大型联合企业中的军事或工业活动需要新的劳动力。这时的洛杉矶属于中产阶级富裕阶层和社会流动人员,是美国梦的代名词。然而,迈阿密在这一时期吸引来的人口却有相当一部分在洛杉矶的第三次发展高潮中奔赴该城。

 

无论分权还是集权,新的洛杉矶都有景观前后一致的商业区,这景观是由新的亚洲移民、主要投入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外资建成的。但是在近郊,美国各大公司的生产厂纷纷停业倒闭,取代人力或令其更廉价,而在城郊工业区,即使在经济衰退期,电子和服装厂也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幅度。城市郊区众多高新产业集聚而成,然而,这里的人们在工作中却被按种族和性别划分隔离,在居住社区中被按照种族和阶级隔离。

 

景观的不断变化形成了关于“无拘无束的”资本的一段叙事,提供了一幅关于全球经济景观变化的社会版图。然而,当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真实发展史也在解说着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历程时,这些城市便成了更有意义的空间比喻。我们为洛杉矶和迈阿密魂牵梦绕,因为它们展现了未来。它们的高速公路、“分权”、对私人休闲的追求,勾画出未来的图景。这些城市令人惊诧,因为它们具有超凡的能力,从景观中抽取出一种欲望形象,然后通过本土方式将之反射出来。它们表明,流动的权力能够诱发人们的想象,同时也再现了全球权力聚合的面貌。

 

钢厂最能代表工业城,商业区最能代表现代城市,而洛杉矶或迈阿密这样的后现代城市却没有这种单一的象征形象。一位讽刺歌词作者谈到洛杉矶时说:“没有轮廓。”在观照这些景观时,我们采用的是与想象和现实相互作用的视觉消费方式。景色的视觉消费有赖于自然与多年之前获得的技巧的相互作用。在18 世纪末,贴板剪图、灯光和声音建构出伦敦、乡村以及海滩的景色。19 世纪,透视法和全景画操纵灯光,在屏幕上形成半透明的通常是城市街道的形象。它们在20 世纪的后继者—好莱坞电影,提高了观众制服黑暗的力量,同时也加强了形象对观众的控制。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期间,照相术占统治地位,而后来的电子媒介完成了形象向权力的转换。广播电视打破了公众与个人、地方与全球、客厅与世界的所有障碍,最后把观众而不是形象,转化为产品。

 

视觉消费中幻象的本土化与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早期美国各州的权力是通过人造街灯来照亮公共空间的,那么现在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索尼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电子权力则是用电子形象照亮家居的私人空间。生产资料如此密集,消费资料如此分散,于是形象的传播便成了控制知识和想象的一种方法,成了权力技术及其象征表现的一种社会合力控制形式。

 

作为权力景观的幻象

 

沃尔迪斯尼是好莱坞动画业的创始人,而他的真正天才之处在于把一种旧的集体娱乐形式—娱乐公园—改造为一种权力景观。他一生都想创建独具特色的娱乐公园,但是为建造这个游乐场,他不仅想要刺激的乘车体验或是乡村集市:他想建造以美国本土小镇为原型的社会和谐的形象,他说:“关于迪斯尼乐园的想法非常简单。这是一个给人们提供快乐和知识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最近一篇有关迪斯尼的文章指出:“非常简单的是迪斯尼的外表,而非关于迪斯尼的这一想法。”

 

然而,当迪斯尼开始策划迪斯尼乐园这一原型主题公园时,引起这位动画大师十分关注的问题是乐园的外表。乐园最终于1995年在加州的橘县建成。迪斯尼雇佣了两位建筑师,但他们的计划与迪斯尼的想法不太相符,于是,他放弃这两位设计师,转而让工作室一位动画设计师按他的想法绘制出建筑草图。迪斯尼独特的视野建立在对美国风景的高度取舍之上。处于城堡和火车站之间的迪斯尼乐园唤醒了源于加州南部本土建筑的亲切幻象。城堡和车站在一条“美国主街”—从前的商业门面的拼盘—轴线上联结起来。这种戏仿是迪斯尼于一战之前在密苏里马塞林渡过的童年时光留下来的关于本土建筑的残片的理想化拼合,而迪斯尼的童年实际上并不快乐,其父是一个辗转于工厂和小商业部门的屡受挫折的乌托邦主义者。迪斯尼通过从本土经验中抽取出一种对安居的期待,设计出他的迪斯尼乐园。

 

迪斯尼的幻象既恢复又发明了集体记忆。迪斯尼乐园的一位设计者或者叫“想象者”如是说:“这就是真正的主大街应该是的样子。”按照另一个人的说法:“我们创造的是一种迪斯尼‘现实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乌托邦,我们把所有负面的不想要的东西都从这里剔除出来,只展现积极的因素。”迪斯尼乐园就建立在这种极权主义想象的基础之上,它把无权无势者的集体欲望投射到权力的联合景观之上,因而与消费社会的建立相比肩。迪斯尼的设计方案也包含着好莱坞建筑的游戏因素,因为迪斯尼乐园有五个不同的舞台式娱乐公园,围绕不同的主题组织起来,即冒险园、小人国、幻想园、前锋地和假日园。这种独特的组合从狂欢节、儿童文学和美国历史中借取主题。

 

迪斯尼乐园与当时的主流幻象景观区别甚大,突出表现为,迪斯尼的设计方案在1953年的一次娱乐公园园主聚会中未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批评他的设计骑乘项目太少,空地太大,影响经济收益,主题公园的维护费用太高,等等。在他们看来,迪斯尼乐园绝不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用现在颇为流行的“概念”一词来说,他们认为迪斯尼乐园是一个自我意识过重而且极不现实的娱乐公园概念。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不明白迪斯尼乐园实在是视觉消费的一件理想品,它是一道社会权力的景观。尽管批评声不断,但是迪斯尼乐园从开门第一天起就取得了商业成功。

 

迪斯尼乐园展现的是美国风景的多维拼接图,围绕同一主题组织起来的游乐场地为消费者首次提供了同时观赏几种不同景观的机会,既有与历史相关的想象再造之地,也有纯粹虚构的场所。为每一位游客提供多样选择的迪斯尼乐园与绿地村(GreenfieldVillage)和威廉斯堡(Colonial Williamsburg)等再造历史缩影场景的游乐园区别开来,在那些地方,演员化妆后表演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迪斯尼甚至没有一点进行教育的表示,它只是在讲故事,提供选择性的时空消费作为娱乐。这就是沃尔迪斯尼和娱乐公园园主们所称的“维也纳小香肠”:吸引顾客掏钱消费的诱饵。

 

迪斯尼乐园的游客为不同主题联接起来的各种娱乐体验而付钱。这种体验反过来又为迪斯尼演播室里每周的电视剧节目片段提供了内容。迪斯尼公司把叙事与人们对连续剧的期待结合起来,使其每一件视觉产品都增生出其他产品。尽管商业副产品并不是什么新的创意,但是这种商业化在只有一个公司合伙人的情况下进行得最为广泛。迪斯尼的商业增长也与在更大社会环境中发生的重要变化有关,譬如婴儿潮带来的人口增长、电视机的普及、国内市场的增长。迪斯尼也推动了橘县及其旅游业的发展。迪斯尼的成功与一系列社会变化同时发生:郊区扩张,人口向西南地区迁移,服务业壮大,包括娱乐土地买卖和旅游业在内的休闲活动蓬勃发展。真实景观反映的是产业细化和规模建设所带来的国家的快速而无序的发展,而迪斯尼的想象景观则反映了建立在视觉消费基础上的大众传媒的发展。这种娱乐让人们逃避现实世界,但同时它也依赖于现代社会典型的经济权力的集中。迪斯尼乐园的消费是汽车、飞机、高速公路、标准化酒店、电影、电视等组成的整套服务业的一部分。而且,迪斯尼的社会生产把迪斯尼公司这一重要的娱乐企业与房地产开展和建设以及产品的特权化联系起来。总而言之,迪斯尼乐园表明阈限在当代美国市场中的社会和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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