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
提要：近年来，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成为倍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本研究从“社会建构”概念入手，以上海某棚户区中的外来民工为对象，探讨他们进入城市后的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是农民工身份被建构和维持的宏观背景，同时，在与本地居民混居的社区中，这种集体身份也通过日常交往和城市居民的话语被建构和符号化，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这里，笔者提出“移民空间”的概念，认为，随着乡城迁移人员在城市的集聚，“农民工”聚居区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正在慢慢形成，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

　　一、本文的问题指向及核心概念

　　（一）本研究的问题意识

　　在目前的中国，“农民工”、“城市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发展与变革已经成为学术界、乃至政府上下普遍关注的课题。据有关调查反映，目前，我国平均外出时间大于6个月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27亿，其中78％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近5年来，全国城市农民工数量以每年300万的速度递增，仅2003年上半年，全国就有9000多万农民外出务工[1].这样的发展速度，使得进城务工人员成了倍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由制度与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陈映芳，2005）。
　　现在，需要解释的是，除了制度上的“合法”建构，包括一直以来备受知识界和一般民众广泛否定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的设置和安排，“农民工”身份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获得并得以维持的。本研究的旨趣正在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与城市居民的日常互动中，“农民工”身份是如何被确认和类别化的，这种群体差异的确认和身份的类别化又是如何在原有城市空间的基础上型塑出新的“移民空间”的。
　　（二）本文中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概念
　　“社会建构”一词最早是由Berger和Luckmann在他们的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中提出的。他们的研究致力于探索社会现实与社会现象被建构或被创造的方式。Berger和Luckmann把制度化过程看成一种习惯性行为的类型化（typification），并且认为，如果创造制度的个体可以将其置身于自己的行动中，那么，其后代也就会将这个被创造的制度看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Berger 1966）。在这里，现实的社会建构无疑被看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所谓的“现实”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解释和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认知行为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建构正是被用来解释社会的主客观纬度之间以及个体与制度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的方法。
　　在Berger和Luckmann之后，“社会建构”[2]这一概念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波及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3].
　　乡城迁移人员的大量出现是各国城市化历史上的普遍情形，法国早在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的现象，德国等工业化城市则出现地更早。而即使在中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大量农村人员因为战事等种种原因迁入城市[4].然而，直到80年代以后，“农民工”这个社会类别才被制度性地建构起来，并得到了普遍的社会认同。有关“农民工”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等等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讨论较多的题目。研究者们纷纷从各自关心的角度和问题入手对此都做出了回应，包括对语言的情境性运用、建立移民社团、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进行诠释以及对移民社会运动等身份磋商策略的研究（覃明兴，2005），和以“市民权”为概念入手的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的研究（陈映芳，2005）等等。
　　此外，笔者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中，曾就对农民工问题进行过讨论，包括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身份的制度性偏见和歧视、城市混居状态对社区演变的因素分析，并对芝加哥学派的侵入接替的社区演变理论的本土化提出异议（赵晔琴，2004、2006）。
　　笔者认为，研究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研究者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的不同。各种制度性的宏观分析，包括对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户籍制度的批判等等都是研究者分析农民工身份建构的客观依据。在本文讨论的脉络中，“社会建构”更多地被放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一般语境中加以考察。
　　（三）集体身份的获得：社会建构与身份认同
　　在探讨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时，社会建构和身份认同被看成是一对有意义的分析路径。在相关研究中，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同时也需要客观外在于群体之外的社会性建构。
　　有关身份建构的研究认为，身份是一种建构的过程，是在演变中持续和在持续中演变的过程（钱超英，2000），同时，这种身份建构过程，又是一个从一般性（universality）到特殊类别（category）的过程（Somers 1994）。Berger和Luckmann在对现实社会建构的研究中指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要素，如语言、行为等都有助于对现实的社会建构做出辩证性的描述，这种描述验证了诸如马克思韦伯的资本（社会事实有主观意识），迪尔凯姆（社会事实）以及卡尔马克思（人类生产了他被生产的世界）等人的观点。由此可见，在制度性的建构之外，日常生活世界也是身份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以这样一种理论范式为基础，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一种与移民身份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不仅有赖于国家制度上的安排，而且也与相关群体在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关。以此为相应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笔者从日常生活这个微观角度入手，以上海C 棚户区作为田野调查点，探讨“农民工”身份建构中的日常互动，以及作为一种身份的“农民工”是如何被建构并被加以确认的。同时，笔者提出了一个与“身份”相联系的概念：“移民空间”，并探讨这种移民空间是如何成为移民身份认同的空间符号的。
　二、日常生活中的建构与被建构
　　（一）身份与记忆：来自移民内部的话语和表述
　　进入城市的乡城迁移人员多少保留了他们原来作为“农民”的身份记忆。从这个事实出发，笔者在对上海C 棚户区[5]中近40位外来民工的访谈中，多多少少会听到他们对以往农村生活经历的表述。语言、习俗和生活方式在迁移初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里涉及到移民表述过去和身份，以及维持一种他们共有的记忆和身份的方式。
　　从对这些访谈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建立一种对迁移和生活史的叙述结构，这在被访者的话语表述中普遍存在。事实上，在这些相关记忆的叙述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共识，即对农村生活和共同迁移经历的记忆。被访者通常有意无意地以“我们”引起一个话题，从广义上看，这个“我们”可以代表所有有着类似经历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迁移人员，而从微观上来看，他们更多的是指来自同一地区，有着共同生活背景的同乡人。当被问及，是否可以谈谈在老家的生活情况时，我们的被访者通常最先会给出他们的名字和所来自的农村地区，然后讲述普遍的农村生活现状，似乎这样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一个特例，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可以将这些对记忆的表述归纳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迁移之前的阶段、迁移过程，以及相对稳定这样三个阶段。
　　预兆阶段：不稳定的农村生活
　　周，40岁，男，安徽人，小贩：我们农村很苦的，种地根本赚不到钱。我也不想像我父亲那样一辈子就种地过日子。那个时候，老家有个从上海插队落户来的知青，他和我说，上海很好赚钱，所以我向亲戚朋友借了1500块钱打算来上海做生意……
　　何，39岁，女，安徽人，保姆：我家在山区，家里很穷，地也很少。我们家有兄妹四人，为了供两个弟弟读书，我从小学二年级就不读书，开始下地种田了，一直种到28岁。说实话，我在家里种田种怕了。我和姐姐两个人帮人家插秧，从早到晚一共十块钱，累得要命。那个时候，用几毛钱都要思前想后的……后来，我就想，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要出去闯闯。
　　阎，43岁，男，河南人，小贩：我老家在河南，我们那个地方穷啊，地又少。一般种地的话，一年也赚不到300块。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工厂，只能在家种地。
　　迁移阶段：
　　董，33岁，男，安徽人，小贩：我94年高中毕业，然后在当地饭店学了一年的厨师，接着就和一些老乡到上海来淘金。他们有的是一个村里的，年纪大一些，也有的跟我一样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记得我们坐了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上海……那个时候城管管得特别严，我被抓进去两次，就是为了暂住证，我有暂住证，但是也莫名其妙地被抓进去。我们都是辛辛苦苦出来打工，没想到跑到上海以后会有这么多事情……
　　关，23岁，女，安徽人，家庭主妇：我初中毕业就去深圳打工了，别人介绍过去的。深圳那边都是工厂，我在一家电子厂做零部件。那厂里基本上都是女工，男的就做打包、拉货这种体力活，女的就做流水线工作。那里条件挺好的，包住不包吃，每个月千把块钱。工厂管理挺严格的。我在那里做了两年不到就回老家了，因为家里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结婚。结婚以后，我就跟着老公来上海了。
　　稳定阶段：来到元和弄
　　王，47岁，男，江苏人，小贩：我是六年前搬来这里住的，差不多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里的外来人很少的。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把这里倒闭的一家食品厂厂房租下来做废品回收的生意。后来，我老婆也从老家出来了，然后我儿子女儿也来了……
　　张，42岁，女，安徽人，保姆：我在上海和丈夫离婚后就搬到这里来了，到现在为止也住了有7年了。一开始，我向本地人租了一间房间，但是房东态度很恶劣，总是故意刁难我。后来，我索性找了另一家房东，把整幢楼租下来再转租给别的外地人。现在过年的时候，我会把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接过来一起住，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
　　“我们”的话语模式贯穿着这三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被分割的集体记忆和生活史。我们注意到，在他们的表述中，往往将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称为“他们城里人”，而称自己为“我们乡下人”——对自身作为城市外来者的身份，他们有较普遍的认同，据此，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他们在城市所处的现实的权利状况和生活状况。此外，大部分话语的产生条件和背景是极为相似的。从这样的话语模式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存在一个与集体记忆相关联的集体身份（Halbwachs ，1925，1950）。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们采用了“集体记忆”这一表述，因为在相关的研究中，“集体记忆”一直被认为是形成群体身份的基础，因此，它被看成是一种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实践。在这里，笔者并不介入有关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理论争辩（Halbwachs ，1950），而是把重点放在对集体话语的解读上（cf.P.Nora，1984）。对作为非市民的“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一方面构成了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制度维持的重要机制。
　　（二）“我们”和“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建构
　　话语建构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话语选择而实现的，这种建构形式表现地更为直接和明显。有关群体边界的研究指出，所有的身份认同同时也是差异化的表现，对“他们”群体的社会建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体现群体分异和社会利益冲突的“我们”群体（Barth Fredrik ，1995）。这种群体间的分异也强化了群体之间潜在的，甚至是公开的边界。
　　在与本地居民的访谈中，“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样的话语模式成了表述他们与外来民工之间关系的最基本方式。R.Hoggart在研究贫困文化中也提到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他看来，大部分受到社会排斥的群体都有很强的内在凝聚力。对大众阶层而言，他者的世界可以用“他们”这个词来表示（R.Hoggart，1970）。从表面上来看，本地居民对外来民工的排斥完全是自发的，这点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外来民工表述的话语中看出。这里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一方面，每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归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邻里和社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外来民工自身所呈现的群体形象也影响着本地居民的认知和判断。近距离的相处打破了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和农民关于勤劳、善良的集体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脏的、穷的、土的、道德水平低的等等一系列刻板印象。以“我们”和“他们”为基调延展开来的话语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农民工”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被建构并加以类别化这一事实。更为具体地说，正是在这样的日常话语中，“农民工”身份被确认，并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访谈摘录
　　何，男，49岁，保安：这里外地人要多过本地人了。他们经常乱扔垃圾，大声喧闹，把杂物堆放在公共走道里……他们来了之后把小区搞得乌烟瘴气。我们平时不和他们打交道的，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这是不一样的……
　　顾，男，64岁，退休干部：我们这里是老城区。邻里之间很友善，关系也不错。唯一让我不舒服的就是外地人太多了。他们很脏，到处乱扔垃圾。他们和我们不一样的，我们通常是在正规工厂里上班的，而他们，很多都是小商小贩，没有固定工作的。
　　王，女，44岁，保安：说起这些外地人，我头都痛了。你看，这里到处都是外地人。他们来了之后，我没有一天好好睡过觉。外地人的素质肯定没有我们好的。我们也经常因为噪音、卫生和他们发生冲突。前天早上，我还和他们吵过……现在，我太累了，也懒得和他们吵了。
　　黄，男，46岁，失业：如果你晚上来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走道里挤满了人，都是外地人……我们上海人只好呆在家里，不和他们接触。
　　显然，本地居民的这些话语勾勒出了两个人为分离的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可否认的是，除了本地居民外，在外地民工内部，也有人表示出与本地人极为相似的观点。来自河南的李这样对我说，“我不想贬低外来民工，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但是我总觉得，外地人的素质确实没有上海人高。”
　　在社区中，老的定居者与新来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分异，并且后者常常被看成是外群体（Elias N.，Scotson.J.L ，1965）。这种由内群体（inner-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的区分而产生的群体分异在混居社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主流群体通过话语权控制着规范表现的权力和价值，并将外来群体排斥在外。他们拒绝将这部分人纳入自己的群体内部，并对他们加以污名化，相反，在他们看来，“我群”才是社区中的真正行动者。基于这样的研究，我们对社区中的某些特定的群体表现出兴趣，如工人和农民、本地人和外地人，或者是某些地方性群体，如安徽人、河南人等。在这些群体分类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群体是最为明显的两个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围绕着“我们”和“他们”的话语模式所建构起来的集体身份是一种在自我身份认同与被类别化之间的妥协，将我们和他们人为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类别群体。这种群体差异根据群体之间所维持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并在特定的环境中获得普遍的认同（Michel Pin？on，1977）。从本地居民对外来民工的话语表达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被异化和类别化的“民工”群体。这样的身份建构在社区居民的日常话语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也表现出了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
　三、符号化、群体差异与移民空间
　　（一）被符号化的“农民工”
　　如今，农民进城打工因被赋予非农化的发展目标而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然而，伴随着农民工进城打工出现的各种问题，绝不会因此而不再存在，不再发生。事实上，大量的社会事实已经打破了这种正当性源泉所构筑的问题化屏障，各种伴随民工进城打工出现的问题不断被再问题化。这里，笔者不想从非农化被赋予的正当性出发对农民进城打工的必要性之类作出评价，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农民工”作为一种符号所产生的意义。
　　有关符号建构的理论认为，“符号建构包括给集体的社会文化特征下定义，即用以说明自身基本理解的一系列观点和符号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其组成群体、社会类别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集体的社会文化特征，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们自身在应对内外环境而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自发产生的；另一方面，符号体系多少是由社会和制度精英有意识地建构和促成的，因为这些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着集体符号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如大众传媒、学校课程）”Raymond Breton，1999）。
　　作为一种符号的“农民工”是政府、文化人、市民共同建构的产物，其建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边界越来越清晰，身份越来越严格。有关社会类别的研究指出，社会类别是有关某一特定群体或人类类别的典型特征的一种社会学概括，这种类别由公众类型化并且经常有一个特定的称呼（Oz Almag，1998）。从“农民工”这一称呼来看，最初主要是指进入乡镇企业的农民，后来变为主要指数以亿计的农民外出就业、进城务工。这群人怀揣着农村户口却远离土地，在城市从事着非农的工作。90年代初期，“农民工”一词被正式列入了国家法律，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认可，“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6]，用以区别于在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至此，对“农民工”的界定可以找到一个较权威的说法。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有关“农民工”法律规章相应出台，使得“农民工”这一称呼也藉此得以合法化和明确化。
　　如今，“农民工”、“流动人口”等等称呼早已不是社会学、人口学上的专有名词了，它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日常话语系统，甚至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媒体上[7].“农民工”的称呼在今天似乎成了一种侮辱或歧视的代名词，它已经不单单指一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指代了整个群体，就像时至今日上海人对苏北口音的人称“苏北人”、“江北人”一样，其中似乎也包含了某种文化意义。从国内各大小纸质媒体到各级别的电台、电视台和网络，以及我们的知识界、文化界无不对“农民工”这一抽象的社会类别表示出强烈的价值关注和热情。各种关于农民工题材的著作、报道，视觉的、文字的多到近于泛滥，它们不断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些多多少少左右了今天城市人看农民工的视线，脏的、土的、没有文化的……特别是媒体对民工犯罪的大量报道，更使得一种不安全感在城市中弥漫开来。凡此种种改变了城市人固有的纯朴、善良、勤劳的“农民观”，打破了城市人对纯朴、善良、勤劳的大地之子的历史想象，也动摇了其原本看农民的关怀和怜悯的视线，所有这些都足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今天的城市人一谈到“农民工”就皱起眉头，退避三尺。拿民工说事成了正常而且流行的现象，学术界也好，舆论界也罢。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城市社会共同建构的产物，“农民工”的原生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扭曲，被异化甚至被抽空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身份标签。有关“农民工”意义的符号化已经成为诸多民工问题中的又一个问题意识。
　　（二）被结构化的群体差异
　　混居或者共同居住的问题是移民进入城市后的一个新问题，它促使我们对社区人口的异质性进行重新的界定和思考。“外来民工”、“本地居民”这样的社会划分被结构化，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印证。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地方性的介入是社会建构和社会实践的基础，它由多种物质、环境和文化因素所产生。关于“农民工”的界定是很明显的，并且在相关的各种讨论中被强化，包括与其相关的“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 ）和“外来人口”的说法在政府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统一的规定[8].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文化界同时参与了对“农民工”这一社会类别的建构，并潜在地达成这样的共识：“农民工”是有别于城市居民的一个社会类别。这种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群体类别以及个体之间的日常互动成了社会建构分析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共同居住可以表现为不同群体，有的时候是相互敌对的群体之间的共同生活。对群体身份的解释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日常的情境和流动，而不是由单一群体永久性地占据。城市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层面：社会认同上的“农民”与“市民”的差异；地缘方面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异等等。
　　在笔者调查的社区中，“本地人”和“外地人”都获得了各自普遍的意义。所谓的“本地人”，主要是指社区的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他们主要是解放前来自浙江和江苏的迁移人员。1958年户籍制度建立后，这些迁移者获得了上海户口和作为上海人的身份。作为社区的第一代定居者，几十年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而如今的“外地人”更多的是指80年代以来的乡城迁移人口。相对“本地人”来说，他们无疑是外来者，不同的生活习惯、日常行为、语言和来源地往往使他们在共同居住中产生矛盾和分歧。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与本地居民的相处中，“外地人”往往是被指责、被抱怨的对象。
　　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作为身份类别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即两者之间的群体属性差异。
　　在有关社会成员的两极即“农民”和“市民”的讨论中，城市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分析范式。根据“乡村——城市连续统”和“城乡两分法”的研究路径，城市与乡村被看作是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两个生活共同体，由此，分别生活在这个社会两端的社会成员也自然具备了不同的群体属性。“农民工”这个概念是介于农民与工人之间的一个模糊的字眼，作为从农民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群体这一社会类别既象征着某种职业的非农化，同时又代表了身份的农业化，这本身就是一对似是而非的矛盾。如果我们将社会成员的一极定义为城市化程度极低的农村中的“农民”，而将另一极定义为发达的（具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城市中的“市民”（陈映芳，2003），无疑“农民工”就游离于这根坐标之间。一方面他们已经不再靠土地谋生；另一方面他们也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工人，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市民待遇以及伴随户口而来的一系列保障，不仅如此，农民工还受到城市政府种种制度性的限制和排斥。
　　（三）身份符号架构下的“移民空间”
　　“农民工”身份的确认和认同，以及在城市社会中被符号化、结构化的事实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城市空间”是在何种程度上印证这个群体身份的存在？或者说，这个“身份”是如何在城市空间这个层面上得到体现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移民空间又是如何获得城市社会的认同的？对这些问题的了解和说明需要专门的分析和研究。
　　西方移民研究都表明这样一个趋势，即移民在同一城市空间的过度集中势必会产生一个独特的城市空间（Y.Lequin，1988；Robin Nelly，1992，1994；Hersak E.，Mesic M.，1990）。同样，有关移民居住选择的研究也指出，在某些城市区域（如巴黎地区）出现了移民过度集中的现象（Guillon ，1996）。这些城市空间上的变化都表现出空间和移民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同样，近些年，我国城市中的外来人口聚居区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例如，北京的“浙江村”和广州的“城中村”（王春光，1995；项飚，2000；李培林，2004）都是典型的空间形式。政府的介入是如何促使北京的“浙江村”从“移民空间”转变为“官方授权的社会经济空间”（the sanctioned socioeconomic space）以及城中村是如何演变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非正式移民居住区”（the unwanted informalmigrant settlements ）等问题都是国外研究者讨论的重点（Zhang ，L，2001；Friedmen，2003）。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城市外来人口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行为规则、关系网络乃至观念形态……已经成为一种结构化的东西”（项飚，1996）。
　　本文中，笔者有意将“城市空间”引入关于身份建构的讨论中，把“迁移—定居”这一行为模式看成是文化建构和空间生产的主要方式，并认为，在“农民工”身份的社会建构和普遍认同下，以居住区为单位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城市生存和生活空间正在城市结构中慢慢发展起来。基于这样的事实，笔者提出“移民空间”这个概念，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通过移民网络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生存和生活空间，它是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这种“移民空间”也是一个依赖于以历史为基石的空间和在排斥和竞争双重过程作用下的身份空间。对城市而言，这种“移民空间”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群或居住区，而是一个典型群体的空间符号和身份符号。
　　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户口锁定空间的功能被动摇了，农村人口可以冲破城乡隔离的藩篱走进城市，这种地域间的流动性以及随之移植的关系网络、生活方式，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的聚居成为可能。在这种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下，农村人口的流动绝大多数是向上流动，在这个意义上，农民进城可以看成是中国社会空间最大的变迁。从乡城迁移群体在上海中心城区的分布来看，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内、外环线间的区域内，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由中心向外递减的同心圆圈层变化（高向东，2003）。除了一部分人居住在建筑工地或工厂宿舍之外（这里，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大部分迁移者出于对房租消费和乡土关系网络的考虑，选择居住在同乡人相对集中的边缘社区，如市中心的棚户区和城市边缘地区。乡城迁移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定居事实和定居倾向显示了这种“移民空间”生产的必然性。这种居住上的空间分布打破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权力（the power of space），使得空间上的再组织、再布局成为可能，从而不断再生出新的城市空间。因着这样的聚居模式和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布格局，移民空间成了城市空间重构中必然出现的一个现象。这无疑促使城市空间在不同纬度上进行重新定义、调整和组织。
　　另一方面，撇开城市物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移民空间”也是移民身份获得认同的一个空间符号。这些民工集中的空间普遍被贴上了“农民工”的身份标签，“民工子弟学校”、“民工公寓”，这些概念甚至已经进入相关城市公共政策的视野。显见的是，这种“移民空间”的产生使得“农民工”身份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延伸、再生。一方面缓和了由于物理空间迁移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身份危机，使移民群体在新的居住空间中能够延续和维持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这种被抽象化的“移民空间”也成了一个群体身份确认和认同的重要基础，以及在与之相应的各种制度设置和语境中不断被强化、固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空间问题置于身份建构的框架下，以此来探讨乡城迁移人员的身份认同不失为一个新的问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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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Lequin，1988，La Mosa？que France：Histoire des étrangers etde l'immigration.Paris ：Larousse
　　Zhang ，L，2001，Strangers in the City：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Power 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 are Floating Popul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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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法国cachan高师Pierre-paul Zalio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映芳教授和丁金宏教授的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参见：人民网，2005年8月4日
　　[2]在社会学史上，与建构论的社会问题理论相似的曾有标签理论（labelingtheory）。贝克（Howard Becker ）。在《局外人》（Outsiders.，1963）一书中，不同意心理学和社会学对偏差行为的解释。他认为这两种解释忽视了偏差行为在政治层面上的原因。他提出，偏差行为实际上是由于社会上的强势群体有能力将“偏差者”的标签加诸弱势群体成员之上所致；一旦有人宣称规则被破坏，该弱势群体成员就会遭到制裁，尽管他的违规是假的（参见H.斯梅尔瑟：1991：212-213）。这就是所谓的“标签理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建构论之前，早已有人发现并尝试探讨过社会问题本身固有的建构性。
　　[3]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该书是社会建构论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代表作。
　　[4]事实上，民工的出现不是一个新近的产物，有关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全国来看，“1500万大致可以确定为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至于非常时期如抗战时期以及20年代末以前的情况，我们无法窥其全貌。历年情况不尽相同，但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也应在百万以上，因此不难想象近代‘民工潮’规模之巨大了。”（参见：池子华，1998）
　　[5]笔者对C 棚户区的调查始于04年夏。06年8月初，笔者带着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重返调查，在之后近三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中，笔者访谈了二十多个本地居民和近四十个外来民工。
　　[6]参见：1991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令第87号《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
　　[7]2003年《文汇报》上以“农民工”为题材的报道有185篇，而《新民晚报》则多达457篇。
　　[8]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的那部分人口，但由于时间与空间界定的不同，流动人口定义所包括的范围也不同。就上海而言，为了便于各地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可比性，并接近国际上有关人口迁移管理和研究的规范，把流动人口定义为“在上海居留半年或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与此相对应，各基层政府也设立了相应的外来人口管理办公室（简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