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与以往（1950～1990）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所置身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机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不是单独发生的，它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新的正在继续变化的文化生产机制（包括作为它的一部分的文学生产机制），就充当了社会生活和文学之间的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社会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变化，都首先通过它而影响文学；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它来实现的。

具体来说，这个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包括：

一、一套越来越清晰的与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明显不同的国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比方说，现在的管理重心越来越偏向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过程，而非其创作过程。

二、一个继续拥有垄断地位、在遵从上述政策的前提下越来越自觉地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文化／文学的发表和传播（出版、放映、演出、销售、宣传……）体制，它直接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状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所谓文学批评的“商业化”。

三、一个从中、小学阶段就愈益“应用文”化或实用化、在大学阶段又加上“经院化”的文化／文学教育体制。

四、一系列由各种社会因素合力造成的对于文化／文学的新的消费趣味和消费能力，例如，现在最有购买力的人群的年龄和阅读趣味，都与譬如15年前明显不同。

五、文化／文学的创作者、出版（制作）者,评论、研究和宣传者的新的物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例如，就物质生活而言，这些行业的人员普遍属于城市的中等阶层，这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活动产生了无形的但却非常深刻的影响。

六、一系列由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铸就的偏向于远离公共生活、转向“个人”生活的集体记忆，以及与之配合的文化／文学的理论阐释，例如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个人化写作”的宣扬等等。

七、一系列由已经初步形成并日益蔓延的“新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对于文化／文学的“现代化”前景的与80年代有很大不同的新的想像，例如“消费社会”、“娱乐”文化等等观念。

八、正在稳步展开的跨国资本对文化／文学产品的销售、出版（制作）和广告宣传体制的渗透，事实上，这种渗透已经开始进入文化／文学作品的内容制作的领域。

九、由于外语教学、翻译的选题和组织方式、稿费和出版制度等因素的明显变化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和理论翻译环境，例如，自90年代中期以来，直接从欧美以外的所谓“小语种”翻译过来的作品和理论几近于无。

十、力图对上述状况做出批判性分析的写作和讨论活动，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活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它目前仍在继续，也依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一部分大学的文学教学和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发生影响。

就目前来看，文学界对上述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后的复杂深刻的原因，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视而不见,继续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讨论创作问题，或者虽注意到了，却只是用“市场经济”、“商业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产自西方的概念作笼统概括，几乎看不见这个变化的多样的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研究界恐怕就很难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化过程、对今天的复杂的文学现实，做出准确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

因此，在今天，当继续对文学的文字文本的深入和细致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这种研究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文学批评依然缺乏细读的功夫——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特别去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不再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做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或者说，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能力，在各种互动关系中认识当下文学创作的限度和可能性。这样，文学研究就有可能大大地拓展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批评和研究格局，使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当代社会和历史研究中获得多样的支援，当然，也同时反过来支援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