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明與蔡翔、陳思和，甚或年紀稍長的趙園等先生們，在文革後重入大學/研究所讀書，八○年代初開始正式工作。那個階段，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新中國建國後難得的一種文學的黃金時代----在反右運動受到政治清洗的知識分子因改正而回歸，知青世代也日漸崛起，並生產/發表了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曉明先生跟蔡翔、陳思和、趙園都是文革後，新中國所培養出的第一批新知識分子，也因此自八○年代起，他們也就成為首波清理五四，以及回應八○年代許多優秀文學作品與思想的重要批評家。當然每個人的起點與進路不盡相同，例如蔡翔在八○年代剛開始，以點評路遙《人生》、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起家，趙園的《論小說十 家》主要處理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家老舍、郁達夫、張天翼、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等，陳思和則是以一種比較概括的視野，寫出了《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的整體觀》、 《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現實主義》、《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浪漫主義》等重要文章。王先生跟這幾位批評家雖然共享同一個歷史語境，也力求重新辨證極左的教條， 但他的研究，或說批評的起點和方式，跟前面幾位並不很相同。以我目前的理解，這不只是說曉明先生較為人所熟知的----以魯迅起家的文學研究，例如他 1981年就發表了《論魯迅性格的幾個特點》，以及他後來九○年代初，出版了兩岸學界印象深刻的魯迅研究專著《無法直面的人生》等。而是，即使是一開始， 王曉明教授可能跟趙園更為接近，王老師有一篇評論趙園的文章，名叫《更為艱難的選擇》，收入《刺叢裡的求索》(1995)，我感覺寫的相當「心心相印」。 不只是他們兩位在早期的文學批評中，都相當重視個案的具體性大於先驗性，重視文學文本的細節、縫隙、社會與個人感情與心理的探索，可能更關鍵的交集是 ----用曉明先生評趙園先生時所問出的話：「一個人只要吃飽了肚子，就不由自主地會要想到這個問題：活著為了什麼？」我以為這才是他跟趙園先生共同關心 的靈魂的主題。

    活著為了什麼呢？這是一個非常素樸且關鍵的提問。從1981年的魯迅研究起，王曉明先生陸續藉由許多不同的 文學個案，接近歷史上也曾努力回應這些問題的靈魂。例如他的碩論，研究的其實是五四時期起家的作家沙丁、艾蕪，1987年，王曉明出版了《沙汀艾蕪的小說 世界》，以細評的方式，討論了沙汀的《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和艾蕪的《南行記》等，我們寫過文學碩論的可能都有個經驗，至少在台灣，在這個 已經被資本主義異化的學術體制，我覺得文學碩論、甚至博論，很大程度上，僅僅是在學習或演練一種操作與分析的技術，甚至有陣子淪為印證各式西方理論的材 料。但我讀王老師八○年代起的文學批評，覺得他就不是這樣，1993年，他還有一篇文章叫作《冬天的回憶----懷念艾蕪和沙汀》，在這篇散文中，王老師 敘述在八○年代初期，他去成都和北京分別訪問艾蕪和沙汀的印象。這一類的學者散文，跟他的文學批評可說互為表裡，曉明先生試圖刻劃與保留----艾蕪和沙汀晚年仍作為一個「全人」的身影，他也以就當時來說，必要也難免的、外露的激憤，去貼近所研究/分析的對象。那種執著與飽滿的熱枕，使他的文學批評，接近 了某種美感與智慧風貌的境界。因此，閱讀王老師早年的文學批評，很容易受到他的感染。我記得好像是2007年，還在念博士班時，跟老師和同學們去西安開 會，參加完研討會後去參觀兵馬俑，呂正惠老師也在吧，我們遇到了一個極佳的導覽員，他帶有充沛的激情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仿佛與兵馬俑神交多年，在他的引導 下，我們仿佛也走進了那樣具有張力的先秦歷史，理解那些古墓中的夢想與孤獨。我以為王先生當年寫的沙汀和艾蕪論，也具備朝向類似特質的執著。

    1991 年，王先生出版《潛流與旋渦----論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家的創作心理障礙》，這一本書除了收錄兩篇魯迅研究外，還有對茅盾、沈從文、張天翼，以及新中國建 國後的作家，如高曉聲、張賢亮、張辛欣、韓少功、阿城等的評論，這些材料有一部分也收在之前的《所羅門的瓶子》。我大概是在2007或08年，第一次在呂 老師的介紹下讀到這本書。因為我的博士論文其中一部分，處理的就是高曉聲。《潛流與旋渦》對我當年非常有啟發性，雖然王老師的分析的重點，或說目的，最終 是導向了所謂的創作心理障礙，換句話說，他企圖藉由這些文本/材料，去思考之所以讓這些作家，難以寫出好作品----真正大格局或更具有世界文學史價值的 ----生產原因與心理基礎。王老師一方面能居高臨下掌握材料的整體關鍵特質，二方面又有落實到細節與肉身的感性。這種能夠「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眼 光，讓他在不斷出入作品、作者、時代環境的向度間，展現了一種將心比心、融會貫通的批評品格。例如《潛流與旋渦》中，最後這樣總結高曉聲：

    苦難對他的摧殘本來就是雙重的，既泯滅他知識者的覺悟，又損害他藝術家的心境，他對這摧殘的反抗，也就勢必要在這兩方面同時展開。在現實生活裡，他並無力 解除陳家村人的苦難。能夠不被這苦難吞沒，在心底始終保持住火種，就已經是十分難得了。但在想像的世界中，他卻能夠居高臨下去俯瞰陳家村，用藝術描寫的火 光照亮那苦難的秘密，在讀者心頭也燃起憤懣的大火----這才是他戰勝苦難的最合適的方法。(王曉明《潛流與旋渦》，頁180)。

    我不知道高曉聲生前，是否曾讀過這樣的批評。但我相信，如果他讀過，以高曉聲的自省，他也一定會感到如獲知音的安慰。即使當時的曉明先生對高曉聲的限制已看的如此清楚，對他的缺點偶爾也並不很同情。

    此外，90年代王曉明先生的著作還不少，但應該許多都是八○年代以降，一路積累與面對新的社會問題下的思考結果----例如1992年的《魯迅傳》、 1995年的《刺叢裡的求索》、1996跟羅崗、倪偉、毛尖等人的對話錄《無聲的黃昏》、1997年的《太陽消失以後》。這些材料大抵包括了王老師的一些 序跋散文、較簡短的作家論(包括台灣學界一向很欣賞的張愛玲、沈從文、周作人等)，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對台灣文化圈，可能更具有介紹意義的，是曉明 老師跟這些青年學者的對話錄，例如：《無聲的黃昏》。在這本小書中，我們能夠看到一種，一組讀書團隊，如何在作出充足的準備下，針對某些共同的文本，作出 有撞擊力道的討論，似乎真正落實了某種無視於輩份、條件的多元對話激盪的空間。現今我們已不難明白，多元並不是自以為各說各話就是、並不是眾聲喧嘩就算， 深度和廣度可能都還是需要有人引導與包容，曉明先生適切地扮演這樣的社會角色。他早年在學生工作下的努力，也可以說奠定了二千年後，上海的文化研究能夠發 展的人力資源。不確定是否在2009年春天，我二度訪問上海，也旁聽了王老師他們的演講活動，當天好像是賀照田先生的演講吧，整體感覺就是如這本《無聲的 黃昏》的狀態，令我印象極深。相對於很多時候，台灣學界期望我們刻意避免衝突的溫順，以至於最終常造成的無言及自我複製，我覺得《無聲的黃昏》的形式，即 使內在不乏對話的緊張，但應該是我們可以自覺學習的方法之一。

    當然，九○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王曉明先生最具有轉型意義的作品，應該還是他2000年的《半張臉的神話》(或《半張臉----中國的新意識形 態》，OXFORD版)。我們從《橫站》附錄的王曉明先生的小傳中，可以簡略地得知他的生涯流變，尤其是他2000年以後，自覺地往文化研究的方向正式轉 型。對應到他的著作/文本，或說文學批評，反映在《半張臉的神話》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更強調思想，或說某種思想傾向的建構書寫。最具有代表性的篇章之一， 例如討論王安憶的《從淮海路到梅家橋》，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王安憶的《富萍》與《上種紅菱下種藕》的意義。本來，王安憶的作品的向度和內涵，由於她的高度 自我成長和變異，一直以來就是複雜且難以評斷的，但在這樣的評論裡，曉明先生試圖用「從淮海路到梅家橋」來概括，突出王安憶寫作中的某種底層取材與弱勢認 同，當然還有她那細細密密間的善意與挑剔，這樣的文評書寫，既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理想。強化批評家主體的選擇性的目的的背後，其實要抵抗的，正是所謂的 「中國的新意識形態」----那些已經日漸被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甚至所謂專業主義的意識型態滲透的----以資本為高的中國新世界。

    也因此，在這樣的流變中，我們大略知道曉明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初，正式從華東師轉戰上海大學，協助他們成立了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也曾整合跨校的文化研究團 隊(包括蔡翔、羅崗、倪偉、薛毅、毛尖等)開設文化研究相關課程，主編包括《熱風》在內的文化研究相關專論，同時也帶領研究生，以更具有實證性、介入性的方式，進行城市文化與基礎的城鄉交叉的文化研究，在大陸的文化研究圈，有一定具體且指標意義的影響。而在跨區域整合上，曉明先生近十年亦關注所謂的「現代 早期思想」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自覺地從中國本土經驗中，清理出尚未被五四運動及新中國政治運動窄化下的思考視野，並推動它們在亞洲地區的再認識與傳播。 2012年秋季起在台灣交大的講座，亦是這樣的理念的實踐之一。

    也就是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當2012年9月初王先生正式來台，9月7日，我們即和呂老師等一行人，邀請王老師到苗栗灣寶農村走走，在當地鄉土畫家洪江波 先生家裡畫陶、聊天，也在當天達成了要編輯一本王曉明先生的選集的共識。本來，我們的計畫，是採用之前編輯人間版《神聖回憶—蔡翔選集》的方式----以 流變史的形式，展現八○年代至今，一位重要的大陸知識分子/批評家在品味和思想的各階段風貌，以利台灣讀者認識與掌握其各階段的特質與轉折。但《橫站》這 本書，最終是僅收近十年曉明先生代表作，同時本來計畫要收的文學批評類的文章，最後也都刪除，這些都是王曉明先生自覺的選擇與結果。我揣想王先生可能更希 望讀者瞭解他的，也就是這個部分----節制審美的傾向(儘管這其實是王先生更明顯的優點)，在無法迴避虛無的同時嘗試直面人生，無論它們在實然的社會實 踐的結果是否有效。因此，《橫站》集中收錄的，都是王曉明先生對大陸當代、甚至當下社會、文化、城市化等的批評，以及他企圖藉由清理晚清民初中國革命的思 想遺產，作為再反省今日中國大陸日益窄化的公共視野的資源。我相信這些篇章中的很多部分，就像呂正惠教授為此書的序文標題：「橫站，但還是有支點」一般， 不只是中國大陸社會歷史問題的支點，我們推動它在台灣出版與流通，也是希望這本書，能夠作為我台的「他者」----照見我們的不足，也作為我們反躬自省的 媒介與支點。

    最後，我想起了曾經跟上海師範大學的薛毅教授請教----曉明先生的人文精神的關鍵特質？薛毅用了「易懂，但不容易理解」來概括王曉明先生。我思考了一 時間，覺得這樣的概括很有意味，但可能終究仍然只是一種概括。例如，王先生在《橫站》中所使用的語言和行文方式，確實是相當流暢易懂的白話，但其實，也不難理解，這本書從頭到尾，並沒有故作艱難的姿態與敘述，相對而言，甚至這樣的書寫和形式，恐怕還會引起某些追求深刻的心靈與愛智者的微言，我自己也曾經如 此，至今可能也未完全克服。坦誠來說，在我參與這本書的編輯前，我個人較欣賞的，仍是王曉明先生的早期著作，但這次處理《橫站》的經驗，讓我重新仔細反省，自己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過於狹窄的審美品味與思考傾向。因此，我相信《橫站》的直白表述，正是王曉明先生自覺的追求。作為一位以文字媒介思考的知識 分子、作為一位置身於曾有幾千年優秀文明的後輩，誰又沒有渴望玄妙境界的那一面呢？但面對大陸當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人間世俗功利的交換關係，以及冷戰以降亞洲急待更新的知識格局，我揣想王先生在《橫站》論述中的不惜直白，甚至也不迴避簡略必然帶來的粗暴，都是為了召喚回更多的讀者的先行接受與理解，如此，才有可能與更多的人一起，鼓動新的歷史條件的發生，進而促進這個社會的再變革。在這層意義上，《橫站》的讀者或許應該不只是我們文化圈的知識分子，也 是你、我身邊的各種階層的朋友和人民。也因此，在我心目中，曉明先生仍是一個知其不可而為之的但開風氣者，而《橫站》所作出的社會思考和歷史清理，也仍應 該是我們關懷此道的共同責任。我樂於將「人間」的這本書推薦給大家，期待《橫站》作為台灣社會與文化人格更新的一種火苗與力量。

註：1．本文為2013年2月23日(星期六)於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的《橫站----王曉明選集》新書發表會上的與談/發言稿。 2．《橫站----王曉明選集》2013年2月由台北人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