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民众主动性为基础的再统一运动，其可能性何在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直到不久前，两韩人民之间的联盟还被视为只是理想主义者的幻想，但如今却由于面对处理日常生活中最迫切的议题而开始启动。最主要的是，这种情况重新显示出，自从1953年停战条约以来所形成的现实，其严峻程度虽已经到了足以被称为分断体制的地步，但在其作为分断体制这点上，它终究还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粮食援助运动首先是由北韩的危机所引起，这项危机就是北韩政府无法喂饱自己的人民，但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气氛使然，亦即由于南韩政府领导圈的极端紊乱（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同一个体制内的其中一半体制面临到危机时，必然会在另一半体制中引起相应的危机），使得人民运动必须站出来处理北韩的危机。

    一旦我们认知到，使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这项工作已经在非官方的援助运动中开始了，我们就能推测，近来在民族民主运动或民众运动中的混乱和停滞，也许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区分成两个阵营的组织：“市民运动”，以及“民众运动”，这次都一起参与这项运动。当然，一条区别的界线在两个运动阵营之间还是可以看得见，一边主要是由中产阶级团体和宗教组织主导，另一边则是由工会及草根激进份子如“韩国民主与再统一民族联盟”所主导。不过，在这项援助运动的情况中，双方的互补性似乎比彼此之间的冲突性强。此外，还有“民族文学作家协会”这个组织正式地参与在两方的联合团体中。然而，总是有可能到了某一个时刻，一个只以人道主义或同胞爱为共通目标的紧急援助运动会面临到走不下去的情况，并因此使意识型态及实践方式上的差异浮上台面，再次导致冲突产生。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北韩的危机是结构上的，并且很可能长期持续，因此，援助行动不能只靠人道主义及同胞爱的原则来支持。因此，为了使这项援助运动能持续下去，必须将许多小细流汇合成一股更宽广的洪流，并且能回头来遍布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但我们若不面对由政治观点和路线歧异所引发的问题，就不可能做到这点。一方面，若我们能努力得出一种对现实的共通理解以及共通的实践计划，使得在日常生活中的汇流及扎根变得可能，我们就能再度展现出曾在6月起义中达到的一种高层次的宽广联盟。

    在这个脉络下，我将说明造成南韩社会运动自1987年以来产生分裂的三个原因。
 
（一）阶级论述和分断体制理论
 
    首先，在1987年6月起义之后随之出现的“7、8月劳工大抗争”之中，劳工的战斗性突然高涨，使得原本已经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之间受到热烈讨论的阶级议题，成为一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受到关注。劳工抗争的结果，使同样身为6月起义重要参与者的改革派中产阶级和（一般为保守派的）反对政党，都开始与民众运动保持距离。再加上，最热烈追寻阶级论述的激进团体高唱着高度简化的逻辑，没有预期到苏联式社会主义随之迅速垮台，于是在结果上也使阶级论述在1990年代更加不受欢迎。当然，1980年代那种极端主义式的论述之所以会占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类阶级论述在民族分断的箝制下，不只在劳工运动中，就连在学院内也受到压迫。无论如何，当时状况的细节并没有必要在此重述了。

    有些政论家仍坚持一种僵固的阶级逻辑，但由于他们仍紧抓着1980年代（80年代？）的“民主革命优先，之后再谈再统一”的路线，对再统一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在德国统一之后也许更是如此），因此未能在大众之中发挥多少影响力。在粮食短缺危机当前的时刻，他们却没办法提出任何能支持北韩民众的逻辑或实践计划，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这种情况和韩国工人运动的两大龙头之一，也是作为1987年劳工大抗争之主要承继者的韩国民主劳总（Minju noch’ong）积极参与援助运动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此外耐人寻味的一点是，韩国大学生联合会（韩总联Hanch’ongryon）的领导者们虽然最激烈反对任何“阶级位置”的支持者，但他们对粮食援助运动的冷淡态度，却和他们的对手如出一辙。

    然而我们也必须小心，不能以“80年代模式”的贫乏阶级逻辑里那种简化的特质，作为否认阶级现实的根据。北韩的粮食危机难道不既是阶级问题，同时也是民族问题吗？难道这次的情况不是：即便有人饿死，但这些人不会是党国机器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吗？而且，这次的粮食危机难道没有在南韩引发这个议题：是否只有领导阶层的一小群人能决定对北韩政策及再统一的进程，还是一般大众也应该被允许参与这些过程呢？这些明显的事实显示，如果还去主张阶级冲突是“更根本的”，不应该被粮食援助运动这种“民族议题”所遮盖，那么这种主张不过又是另一种关在学术象牙塔里的说法而已。但同时，自我局限在民族观点和同胞爱，忽视阶级问题现实性的意识或运动，长期而言到底能获得多大成功，也很令人怀疑。

    但是，当我们将阶级论述带进来的时候，会不会有造成运动分裂的危险？或者引发统治阶级的反击呢？

    除非我们对阶级问题有一种智慧的理解，否则无法逃脱这种危险。举例而言，当我们谈到社会阶级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仔细检视一个“社会”的“单位”（unit）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粮食危机既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假设有一个横跨整座半岛的阶级（或者一个被称为民众的多阶级联合体），还是说，由于南北韩是两个分离的单位，于是有两种阶级状况同时并存？似乎从分断体制理论的角度来看，在进行阶级论述时，北韩或南韩都无法被当成分析的基本单位，因为分断体制理论的宗旨是：有一个横跨整座半岛的体制存在，而且其中的主要冲突是彰显在该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对立上，跟这些人属于哪一边，以及两边的人民都无关。但是，即便如此，我们是否就能说，有一个将整座半岛包含在内的“韩国劳工阶级”存在呢？只要看一看，当南韩工人被派到北韩建造一座轻水式反应器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对北韩工人来说是多么无法想象，我们就能知道，不可能去假定一个能将两韩劳工同时包含在内的单一阶级。

    分断体制理论并不认为分断体制是一个单靠“自我就能完整”（self-complete）的社会体制，因此自然不主张有一个涵盖整座半岛的“劳工阶级”或“特权阶级”。不过，这项理论也不认为北韩或南韩足以成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基本分析单位（这点在被分断或被殖民的国家的情况下，很容易获得同意）。然而，我们确实必须进一步追问：是否更为“正常”的国家本身（既没有分断也没有被外国势力统治），就能被视为一个单靠自我就能完整的社会体制？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一再强调：单一国家无法成为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因为它只是世界体系里的一个次体系。这当然并未否认民族国家的存在是社会现实。现代的世界体系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其基础，有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跨国体系作为其上层结构。因此，阶级作为一种经济实体，严格说来，是被整个世界体系所决定的，但是若要有意义地解释它的自我形成过程或是它政治抗争的展开过程，我们就不能忽视个别的民族国家框架。正因如此，本来就不可能有任何简单的阶级论述，只是在朝鲜半岛的情况下，由于分断体制作为中介加以干预，使得其中的复杂性变得更为显著。[1]
因此，若一眛坚持“南韩无产阶级的主导角色”，因而将许多人隔绝在外并导致运动分裂，将不只是一项策略上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个更严重得多的错误观念，会使得被跨国体系和分断体制弄得晕头转向的人，最后妨碍到在世界体系层次形成一种成熟的阶级意识。换句话说，它会模糊掉我们对世界体系中经济现实的认知，并阻碍有赖此项认知所进行的运动。

    由于分断体制理论是对这项错误观念进行批判的前提，因此，指出嵌合在北韩粮食危机中的阶级关系，并不会导致一种空泛又行不通的立场：认为援助运动应该由“南韩无产阶级”来领导，或者这项运动应该发展成一场“南北韩劳工阶级”的革命运动。反之，分断体制的论述会培养出一种意识，认为在世界体系层次上极度复杂而变化不定的阶级关系现实中，南韩大多数的“市民运动”和“民众运动”力量，长期下来将可能会朝彼此接近融合，而非岔开和分裂。同时，这些力量将会如何分支或汇聚，以及它们将在世界体系的历史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将会根据它们与北韩人民、各种阶级及这座半岛之外的阶层所建立的关系而有极大不同。确实，有些今日市民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可能会不喜欢加入泛半岛与全球人民运动这种高远的愿景，因而退出任何具有此类愿景的运动，即便这种运动当下可能是以人道主义援助运动为形式。但若这种运动和其他鲁莽而教条式的“南韩无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区分变得很清楚的话，还会有这种反应的只会是很少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较可能会被以下这项想法启发：既能参与在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任务中，同时又不必忽视自己现实处境中的日常生活要求。如此一来，南韩的劳工运动就超越了教条式无产阶级革命和代表着劳工集体私心的“经济主义”之间的两难，并能学习带头协助那些连结范围更广的民主力量，使它们能成长为足以对分断体制和世界体系造成变革的力量。
 
（二）生态问题和民族民主运动
 
    另一个在1990年代造成民族民主运动的瓦解或衰退的议题，与环境和生态有关。直到1980年代为止的主要运动论述，都把焦点放在阶级与/或民族问题上，相对地忽略了环境问题。这些论述逐渐失去许多理论上的吸引力，并实际上使一些与民族民主运动没有多少连带感的环境及“生活”运动有展开的契机。当然，较老的社会运动和刚长出羽毛的环境运动都广泛地承认，环境、阶级以及民族问题原则上都是环环相扣的。然而，要在这两个阵营之间锻造出更坚实的联盟关系，并因此将它们的能力和影响力发挥到最大，却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从已经存在的严重环境问题及分断体制中的危机征兆着眼的话，这是一个迫切需要处理的情况。

    我们在此再次发现，北韩的粮食危机非常具有提示性。在一个层次上来说，北韩的农业失败或多或少源自于环境保护上的失败，同时也由于环境失败背后那种以命令为基础的国家机器与经济管理方式。于是我们了解到，环境运动和民主运动是很难分开的。而南韩社会简直达到犯罪程度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具现在它每年据报丢弃的“价值67亿美金的厨余”上，这项事实在对照我们的韩国同胞（在许多情况里，他们真的是南韩人的亲戚）为了存活下去立即需要的食物量时，总算因此显得特别怵目惊心，远比谈到某些遥远国度如非洲大陆上的饥荒时还效果强烈。因此，这种“民族情感”，以及只要我们能更有智慧地使用自己的资源就能拯救的庞大北韩同胞数量，都能够发展成更广义的“生态意识”，使我们明白到，即便没有北韩同胞的危机，我们也不该以这种方式生活。更进一步地说，粮食危机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当北韩无法再以同样的那套生活方式活下去时，一种不改变南韩生活方式的再统一，对朝鲜半岛及全世界而言，也都意味着不幸。

    然而，为了使再统一的民族运动跟生态思考及实践形成坚固的联系，我们必须对分断体制与全球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有更完整的理解。确实，由于绝大多数韩国人民对于再统一的渴望，使南韩的环保运动若不与再统一运动形成联盟，就无法将影响力发挥到最大。然而在现实中，更迫切需要这样的联盟关系的，却是再统一运动。生态问题一方面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足以用“拯救地球”这项名符其实全球性的目标吸引全球兴趣，而且同时在结果上，环保运动已变成今日最受欢迎的NGO运动，至少，大体上的“环保”目标广泛地在家庭、国内外政府、企业和NGO之中取得共识。因此，相当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再统一运动能汲取环保运动本身动员人民的力量、它的各种新组织、广大的国际链接等等，否则就只能得到相当有限的民众支持。

    指出现存的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体系，而且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破坏环境的体系，这些都只是起步而已。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特质做更细致的检视，但我们同时也需要解释，那么为何号称是资本主义对立面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往往证实对环境造成更严重破坏。即便我们接受分断体制理论（以及世界体系分析）的基本命题，认为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还是面临到一个问题：如何证实生态论述在超克分断体制的方案中具有关键性？

    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指出，资本主义系统本质上就具有破坏环境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20世纪中期美国霸权建立起来的时候变得更为显著，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韩国分断体制开始形成及自我巩固的时候。在此，我发现彼得‧泰勒（Peter Taylor）的看法很具启发性，他认为应该从世界体系分析的观点，将“现代性”理解为是具有多重向度的[2]。泰勒认为，世界体系（虽然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更大框架之内）经历过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而且每一种都被当时的霸权国家所主宰：17世纪时的荷兰、19世纪时的英国，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第一跟第二种现代性的主宰特质是“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与“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而第三种由美国主导的则是“大量消费”（mass consumption）的时代。“英国式现代性里的巨大冲突，是由于新式生产过程而生的无产阶级，而美式现代性里的巨大冲突，则是由于新式消费程序而产生的大量环境耗损。”(p.8) 因此，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个“反体制”（antisystemic）运动要调整自己适应工业化国家的“现代性”时，必然会遭到的命运。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限制内，无产阶级为了获得平等而主动发起的工业化运动，必然会在“美式现代性”阶段遭遇到这样的失败。因此，世界性的反体制运动领导权，也自然落到环保与生态团体上。一样地，我们无法预测这些“新”运动是否能达到它们的目标。泰勒认为，正如美国资本主义并不是经由扬弃先前的工业化过程，而是将它融合到新的体系内，从而使新的消费过程诞生，因此生态运动也应该要发展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将前一个阶段的无产阶级运动与反体制运动里的种种有意义目标和实践承续下来。

    泰勒的论证需要进一步仔细检视，但不难理解的是，若全球环境破坏（即便大体而言这是资本主义体系本有的一面）是属于现今时代更特定的冲突，那么分断体制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次体系，就必然是一个特别对环境保护不利的次体系。事实上，不只在一般性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朝鲜半岛的现实中那种不民主的特质（虽然两韩的不民主程度不同，形式也不同）会对任何包括环境运动在内的草根运动造成限制，而且更确切地说，与其他同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再加上南北韩之间的“体制竞争”，实际上导致了人们不加区别地追求那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发展政策。因此，即便是就全球性的“拯救地球”目标而言，克服分断体制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不过，若从环境运动本身的需要着眼，要将似乎已经过时的民族及阶级运动的实践和论述纳入，环境运动就必须要有新的认知和实践，那么在这点上，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确实为这样的新实践提供了建立模范的难得机会。[3]
 
（三）女性主义运动的自主性，以及形成连带的可能
 
    最后，我想对女性主义运动和超克分断体制运动之间的关系，补充一些简短的看法。

    在1990年代，南韩女性主义运动出现和民族民主运动拉开距离的倾向。事实上，除了一些被政府影响力主宰的组织以外，韩国女性主义运动自从日本殖民时期（1910～1945）开始，就有一种抗拒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强烈传统，并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民族民主运动的一部份。然而，普遍存在于男性运动份子之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态度及习俗，使女性想寻求一种自主的女性主义运动。而在1990年代阶级与民族论述整体呈现衰退的脉络下，这种自主性对于民族民主运动而言，造成分裂和弱化的程度似乎大于造成多元发声的结果。不过，女性主义运动也必须要响应大众对于再统一的渴望，才能确保她们在韩国社会内部的影响力，同时毫无疑问地，超克分断体制运动若要达成目标，也必须回头汲取女性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都变得越来越强的冲劲。

    不过，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甚至在援助北韩的运动中也发现新的结合或联盟的新线索。因为，虽然性别歧视很可能也出现在粮食危机中，例如将仅有的食物先给儿子，或给得比女儿多，但是，显然并没有出现像日本帝国军队强迫韩国妇女从事慰安妇工作，或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大规模集体强奸行为那种令人发指的压迫女性情况。在这次的现实状况中，正如之前所提过的，性别歧视似乎主要是以阶级和等级为基础，不是性别：是谁的儿子或女儿，而非是儿子还是女儿。这可能是一项重要事实。这也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何较激进的女性主义团体对于北韩目前的情况一直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另一方面，分断体制本身是助长性别歧视的，这点似乎毫无疑问。确实，对于北韩妇女的生活现实状况，我们缺乏科学上可仰赖的资料。但是即便不管我们无法确定是否女性异常高比例地参与劳动（这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质）就代表着女权的真正进步，或者只是在她们身上强加“双重义务”而成为一种更恶化的剥削，单就北韩是一个以一名男性“家长”（名符其实的男家户长）为唯一最高领导人的庞大单一社会这项事实，就足以使我们怀疑，就它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点而言，它可能提供了少有的父权社会例证。

    至于南韩，跟其他社会指标如教育水平跟经济成长比起来，南韩女性地位的低落相当引人注目。而且，性别歧视的态度不止在男人之间相当普遍，甚至也出现在许多女人身上。[4]当然，我们必须对包含其他国家在内的全面性数据做经验和比较研究，才能判定在这些社会现象之中，有哪些是特别由分断体制所决定，有哪些（以及到怎样的程度）是由传统因素如儒家思想或资本主义等所决定。至于女性权力状况的指标部分，我们也需要做更根本的分析，才能辨别出真正能呈现两性状况的指标，而不只是反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现代西方文明的主宰论述而已。
无论如何，若分断体制对于确保男女平权的任务造成极大阻碍，那么单是这个理由本身，就该足以使女性主义运动更主动地参与超克分断体制，而且这无疑地将决定性地协助使再统一运动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然而，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独特面向就在于，它与其他社会运动形成愉快连结，会比跟其他特定运动更简单，同时也更困难。会更简单的原因是，只要是跟阶级、民族、环境等等有关的议题，就攸关到女性权益，男性与女性关系的问题也永远会浮现。会更困难的原因是，各个不同议题提出时，女性会发现自己身处于该议题的正面或反面，而当女性主义运动试图替这些有的身处正面有的身处反面的女性定位出某些“共同”的关切，并基于这些共同关切而试图追求一条独立路线时，往往其主要目标会变成跟其他运动之间的切割，而非发展出连结，就像“激进女性主义”的例子一样。

    在此，我的目的并不是要规定女性主义运动和超克分断体制运动该如何结合或形成联盟，而是在强调，为了达到彼此结合的目标，有需要在充分认知到性别问题及女性解放任务的独特性的前提下，采取一种有智能的探讨方式。我们首先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女性问题”在作为探讨男性与女性关系的这个层次上，跟阶级问题在探讨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换句话说，阶级问题（至少根据马克斯主义这个经典阶级论述而言）要求的是透过最终废除剥削阶级的方式，获得阶级解放，因此是关于达到没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但女性主义论述无论有多激进，都无法宣称“废除男人”，而必须追求两性的共存，特别是一种和谐的共存。当然，有些女性主义者严格区分“生物性别”与“社会建构的性别”，并倡导废除只作为社会性别而存在的“男性”（以及“女性”），在这点上和马克斯主义中废除阶级的概念还是相似的。然而很明显地，一方面废除“男性”，同时另一方面又确保构成人类一半人口的“男人”的存在，以及更进一步地继续和他们一起生活，是非常不同于把一个剥削阶级（而且就定义上来说是少数人）孤立起来，并最终废除这个阶级。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马克斯主义的任务与女性主义的任务有“交叉重迭”，但还是很难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类同关系。

    另一方面，生态运动的目的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跟试图达到男人与女人共生的女性主义运动有更多相通处。不过，由于是人类而不是自然必须努力为保护生态系统努力，而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问题是一个“人类的问题”而不是“生态系统的问题”，因此“女人的问题”就其作为一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问题，而且男女都必须为一个更适宜的性别关系负责这点上，就是属于另一个面向的问题了。

    除非女性主义运动对女性主义方案中的这种独特性给予应有的注意，否则无论它与再统一运动或其他任何运动形成任何连结，或者能达到哪些暂时性的策略效果，最后结果都很可能是牺牲自身的特定目标以成就其他运动，或者成为使一个更大规模的运动产生分裂的因子。举例来说，马克斯主义认为性别不平等是阶级社会的一个特质，这种看法要不就是导致一种立场，认为阶级解放是第一要务，女性问题可以等，要不然就是简单地以等同于“废除一个阶级”的方式来处理“女性解放”议题，这种方式也许在废除两性差异和性别歧视的合法性上有效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符合了资本的打平逻辑。但若是如此，这只会变成一种机械性的平等主义，而且还带着一种回溯到启蒙时代的欧洲中心主义。

    实际上，如何将不公平的歧视跟合理的差异做区别，是女性主义的关键难题。只是简单地对“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做一些概念性的区分，然后认可其中一个，强制要求废除另一个，这样是行不通的。即便是社会建构的性别差异，只要是呼应生物性别差异而建构起来的，就必须重新检视，看它是否应该被认可成为“合理的差异”的一部份。而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也涉及极度具挑战性的哲学任务：要定义在什么样的意义底下，这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但却又在性质上和所谓的本质主义截然不同。[5]也许可以在西方形上学式的思考与东方传统男性沙文主义之外，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探索“阴与阳”如何区分。阴与阳是跟形上学式本质主义不同向度的概念，它本身可能就具现了男人与女人的共存和和谐。

    之所以指出这项困难的理论任务，是为了要重申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性责任，绝不是要否认消除当前的歧视与压迫的必要性。同样地，包括这项理论问题在内的各种女性主义运动任务，都必须由男人与女人一起承担，这项事实也并未否认掉一种由女人独立从事的运动的必要。就任何运动来说，这都是很自然的过程：一群在制度上被剥夺身为人类的平等权利的人，应该首先在她/他们自身之中形成连结，去匡正错误。如果对这种情况的响应是奚落一句：“为什么只有女性运动，而不同样来场男性运动？”这其实就是压迫者的典型反应。然而这种反应在韩国社会却处处可见，显示性别歧视不只产生非常多智慧和道德上都低下的男性，也剥夺了女性自身的权利。将女人当奴隶或玩物来占有，即便能使男人的生活暂时变得轻松，却必然抑止他们发展自立的能力，结果是造成一个充满心态不平衡男人的社会，而这些男人最大的骄傲就是自己还好没出生成女人（这就跟没有安全感的白人反而对黑人更为嚣张跋扈的情形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女人采取有些极端的自我主张态度，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这种态度也许有助于制衡那些懦弱男人的专横作为，并逼使他们张开眼睛看一看现实。因此，衡量女性权力的指标即便往往似乎太机械性或欧洲中心主义，还是不能作为否认女性主义运动的借口，反而必须在运动本身的过程中被重新检视及修正。

    然而，如此地为女性主义运动提出正当性，跟它是否能成功又是两回事。除非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只在于暂时地动摇一下那些心态不平衡男人的骄傲自满态度，或者只是小幅地修正不公正的歧视状况，否则就必须将自身作为一个运动的独特性做最佳运用：它是一项必须面对处理当代各种关键议题（包括先前提到的庞大哲学性任务）的运动，这些议题不只是应该集体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是每个人必须在自己生活中的具体关系里解决的问题。当然，就算是对其他社会运动而言，集体的努力若没有伴随着个人参与者的道德陶冶和有意义的生活，就无法产生实质的果实。然而女性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正如那句有名的主张所言：“私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rivate is the political）”，是在于要求最高度个人层次的道德陶冶，以及特别有智慧的政治实践。

    无论韩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是什么，都不该被既有对两性平等的理解所束缚住，而是应该深入探索南韩社会面临的各种冲突，以及扭曲每个个人生活的特定现实，以此为基础，去找出一种重建两性关系的方式，改善当前的现实状况。如此一来，女性主义与超克分断体制运动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自然的相似性。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所追求的再统一，是在一种比既存之分断体制更好的体制下的再统一，而且，作为变革世界体系长程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必然要在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的过程中，使自身的人性得到新的觉醒。当我们主张分断体制在朝鲜半岛上形成一种体制，并且保有相当的自我再生产能力时，也就意味着这点。因为，即便是批评和反对分断体制的人，也或多或少地协助了它的再生产，而且也无法逃离被这个体制所扭曲的生活。

    环境运动或任何其他有意义的社会运动，也都需要明智地结合个人的自我陶冶和集体行动。确实，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正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劳工阶级追求平等的运动，也需要跟每一个劳工的自我陶冶和自我改进携手并进。在此，女性主义运动和超克分断体制运动之间的相似性变得更为显著，因为它们都在重新理解阶级和生态论述的同时，试图将它们综合连结。当为了重整两性关系（这是人类之中最古老，同时也是最深地渗入每个人私人生活的问题之一）而努力奋斗的女性主义运动能够被如此善加运用，并且和超克分断体制运动形成连结时，再统一运动将能在日常生活中稳稳地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如何建立一个更平等而和谐的文明的决定性线索，也将自行浮现。

    除了以上讨论的三种运动之外，当然还有其他运动存在，而这需要对1990年代的民族民主运动进行认真考察。不过我在此的目的不是要为超克分断体制这项运动讲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更不想在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内罗列出所有运动。然而，有鉴于一种完全给予民众主动权的再统一运动，必然呼唤着一种深远愿景，它一方面能相称于超克分断体制这种世界历史性任务，同时又能处理到使日常的响应立即变得可能而必要的日常任务。因此，我试图检视再统一运动与其他一些代表性运动的关系，这些运动既有全球性的意义，同时又需要日常生活的实践。正是由于这些运动和超克分断体制运动之间有建立连结的可能性，才使我们有信心认为，我们可以有智慧地废除如今已陷入危机的分断体制。
 
后记(1997年11月)：
 
    在我发表这篇文章先前版本的会议上，崔滢（音译）小姐和易聪浩（音译）先生是指定响应人，他/她们给了我一些意见，而我也在隔天的开放讨论时间有机会作一点简短响应。这场开放讨论的会议记录会另行出版，但就我所知，第一天的专题讨论并没有计划要纪录下来，只有讨论者事先提交的报告大纲而已。由于时间的限制，专题讨论时无法问完所有的问题，而我自己也只能给一些非常简略而选择性的答案。因此，这份后记虽然仍无法完全适切响应这些问题，不过我在此企图（即使是部分地）记录那天的讨论，并对这篇文章中的论证进行补充。

    首先我得坦承，当我发现“分断体制”这个词在整场会议中被广泛使用的时候，内心是感到受宠若惊的。任采海（音译）教授的基调演讲直接谈及我的作品，但大多数人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是被一个特定的人提出来的。这也表示，这个词在学术界正获得“成为通行词汇的‘正当性’（droit de cité）”。然而我并不觉得这个词是作为一种精确的概念被使用着。当然，人有权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来定义一个词，但是，若一个人承认分断的现实是一种“体制”的话，应该会相当程度地接受我所提出的特定本义。然而，在许多情况里，当人们提到“分断体制”时，他们心中所想的似乎只是南韩的反共产主义体制或政权，而且，即便当他们似乎抓到朝鲜半岛上“人民vs.体制”的这个概念时，往往又滑回去认为，只要两韩的政府彼此同意与共存，就能完成超克分断体制的任务。

    我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已经有回答到一些专题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我得承认，由于我未能事先交出一个完整的文本，导致部分不必要问题的出现。）举例而言，关于易教授提出的问题：“超克分断，与超克‘分断体制’有什么不同？”[6]，或者崔教授的问题：“你所提出的‘使超克分断体制运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这个方案，跟现有的‘先改革，再统一’的概念有何不同？”说实在，当时我所提出的论文内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除此之外我没有办法提出更适切的解释了。另一方面，我确实没有适切地响应崔教授的疑虑：“对我来说，有一个部分并不清楚，那就是：有野心地想变革体制的方案，以及日常实践之间，这两者的真实关系是什么？”更进一步说，她的另一个问题：“现有的结构性变革理论（特别是有关女性解放的阶级理论和结构主义式理论）是否保证能有效地移植到再统一运动的人民日常生活实践中？”我必须坦承，并没有这样的保证存在，而且我也完全同意她的观点：“也许需要一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超越现有社会运动逻辑的全新的框架。”然而，我的论证正是在于，只要阶级理论和女性主义能不再将“现存的结构性改革理论”视为“现存社会运动的逻辑”，转而开启一种新视野，那么它们都能加入超克分断体制运动，并在这么做的同时赋予自身新的活力。我的文章是在检视（虽然是非常不适切地）将这些论述“移植”到再统一运动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可能性。

    我当时勉力回答到崔教授以下的意见：“我们必须仔细考察，在实践的层次上，是否真的可以在对发生战争或北韩政权垮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情况下，期待能将再统一运动普及化并且使它成为日常生活实践。”让我在此概括地重申我的立场。在分断体制之下，我们都一直生活在发生战争或其他灾难的危险性中，因此，为了要进行一种超克此体制的再统一运动，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承担将这项任务转变成日常生活实践的重任，而不是去问，这是否“在实践的层次上”是可以期待的。每个人自然都想要在更好的情况下作自己必须做的事，但实践者必须在当下现有的情况下做事，而不是去等到情况变成符合他们所期待的状况。这听起来也许像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我们的民众运动的一大弱点，似乎就是将分断体制所引起的所有恼人而危险的问题，视为一些不必要的障碍物，而不是在分断时代之下每个运动所必须面对的不可避免的情况。正因为战争或北韩的突然垮台都不太可能带来比现今分断体制好的状况，所以才更迫切需要尽快将再统一运动普及化并使其成为日常生活实践。所以崔教授所担忧的危险，至少应该可以转变成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的一股必要驱力才对。
这些努力会得到多少成果，当然是无法预测的。在这个脉络下，崔教授以粮食援助为例指出：“如果类似去年的潜艇事件（北韩间谍渗透到一艘潜艇上）再次发生，那么这种援助运动也可能萎缩，或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评论由北韩粮食危机所引发的民众运动是一场“纯属巧合而发动”的运动之后，她接着问到：“难道我们的再统一运动，就只能依靠这种巧合因素吗？”我个人很怀疑北韩饥荒是一种由“巧合”引发的状况（也就是说主要由自然灾害引起），但是在分断体制下的一个“必要”现实就是，像去年潜艇事件这种“巧合”状况（而它确实比饥荒包含更多巧合因素）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并不是提议要以某种结构决定论或阴谋论来看待每件事，我只是想指出，民众运动本身应该具备跟两韩既得利益者们旗鼓相当的弹性，那些人知道如何在分断的现实下制造或剥削各种意外事件，以便能使分断体制继续维持。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坚决地认识到分断体制的现实，并将响应这些现实而从事的实践累积起来，以便能有效地处理任何“巧合状况”（例如又一次的潜艇事件），但又不会对再统一运动造成严重打击。确实，正是部分地由于韩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已经提升，再加上韩国的民主发展，使得即便1996年的潜艇事件对南韩的改革势力造成相当损伤，到底还是没有形成一场政治倒退的全面“国安时期”。

    易聪浩教授在提出五个问题之前（p.143），说出他自己对于再统一与再统一运动的看法。他以这些话为开头：“我们的再统一，是意味着长时间分离的手足之间的团圆，还是更像来自分离的国家两边的男女跟彼此结婚？若我们到目前为止一直认为统一是手足之间的团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是一种新婚关系。”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该为再统一做的事情，是改善我们的健康以及培养同胞爱。若我们双方的健康和对彼此的爱都能确定到某一个程度，那就可能订婚，而若在订婚之后感情继续滋长，那么就能以身为丈夫和妻子的身份举行婚礼，作为一种更为负责任的关系的证明。”我完全同意他认为再统一是一种新关系的建立，并且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不过我试图提醒他，要建立这样的关系所需要的条件，远比“健康和爱”所简单表达的还复杂得多。在一个意义上来说，重要的不太是这种关系是否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还是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女之间的关系，而是事实上，他们都多少有一些复杂的过去。若我们以结婚的夫妻为比喻的话，那么再统一不应该被视为两名天真年轻人的新鲜结合，而是一对曾吵架并分开许久的年老夫妻，他们一直过着不同的生活，甚至各自有其他外遇对象，但如今他们才迟迟发现到，这种分离的生活已经不再行得通了，因此终于试图重建彼此的关系。

    我之所以对易教授的“健康和爱”的概念提出异议，部分地是由于他对姜万吉教授的“平等统一[7]”概念的评论使然。易教授认为，姜教授的平等统一概念本身，“似乎是以婚姻关系形成的方式为根据，因为只有当结婚的两人都尊重对方家庭的传统及习俗的时候，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这固然没错，但是，“尊重”对方家庭的传统和习俗是一回事，在平等的基础上采纳双方家庭的行事方式又是另一回事。就像韩国是认定要由新娘来遵守新郎家庭的传统一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在和平地再统一的过程中，哪一方比较强（不只是就军事上而言，而是在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各种力量总和起来而言），就会采取较强势（也因此“不平等”）的主动权。所以，如果要提倡一种名符其实地基于两韩平等而进行的再统一，那么除非这项提议是为了指出一项基本原则：再统一不应该是由单方面的全面征服而获得，否则就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已。此外我也非常怀疑，透过两韩掌权者之间的协议建立一个严格地立足平等的共同体，这个想法本身是否够好。若我们将分断体制和韩国人民之间的冲突视为对立问题的关键轴心，那么两韩当局所做的协议，就应该以将两韩人民的福祉增至最大作为最想要的结果，至于两边政府的位置是否平等地反映在这项协议中，反而不是那么重要。若我们能假设双方政府都能完全且精确地代表各自那方的民众利益，那就是另一回事，然而分断体制整体的反民主特质，使得这种假设几乎不可能成真。

    至于易教授所提到，将1991年的“南北韩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协议”付诸实行的必要性，以及地方自治的重要性，我都并不反对。而他所提出的五个问题，我也再次地认为答案都已经在本文中（虽然在事先提交给大会的版本中并未充分提到），所以在此我将不继续做讨论。我只想对他所提的第四个问题做些补充，那个问题是：“在这个阶段，南韩的NGO团体该做哪些努力，让它们能采取主动，去型塑南韩对北韩的政策及再统一的进程。另外，政府在这个阶段的角色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跟安东大学校长易振硕（音译）问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有关，亦即，我们是否该对政府到目前为止在再统一的讨论与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更肯定一点？当时由于会议时间限制的关系，我没能够回答这一点[8]。虽然我自己时常用“民众主动发起的再统一”这个说法，但其实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一种最可能让民众的自发性与创造性得到最大发挥的再统一”，因为民众到底真正能“领导”再统一进程到什么程度，还是个未知数。而且，当涉及对北韩的政策时，我们必须承认，就我们接受政府的合法性这个层次来说，设计及实践政策是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必须透过民众运动来积极主动地监督、检验及有时鼓励政府，使它能制订与执行出最能反映民众利益的政策。事实上，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从1972年7月的“南北联合公报”，到卢泰愚总统的对北韩政策，到1988年“韩国民族民族社群的再统一计划”（Reunification Plan for the Korean National Community），再到“南北韩和解、互不侵犯、交流与合作协议”等等）都是在相当程度上回应民众的施压。如果说民间再统一运动的影响力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就相当程度地降低，这也是部分地由于许多行动份子不实际的态度使然，他们不是认为对北韩关系的各种进展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持续掌权而玩弄的政治伎俩，就是单单将之视为人民力量的大胜而过度颂扬。如同我在本文中指出的，超克分断体制运动和两个分断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全然地友善或全然地敌对，而必须要是复杂而可变动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认可政府及市民们各自在再统一进程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当前情况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市民部门中，“财阀”与劳工扮演的不同角色，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努力将一般人民的投入发挥到最大，因为他们身为人类而生存的可能，正受到持续存在的分断体制和当今世界体系的威胁。
 
                                    【林家瑄（台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