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再统一运动与日常生活

   “运动”这个词蕴含着一种与日常生活的暧昧关系。一方面，运动应该包含朝向超越日常生活规律框架的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这项运动若要能持续下去，就必须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扎根。确实，某些种类的运动是被“小资产阶级”的目标所束缚住，仍大幅受到日常平凡生活的局限。而且，“日常平凡”（quotidian）也可能会被定义为代表的就是琐碎次要及枯燥规律，与真正有意义的生活相对立。然而，若我们相信，创造性的改变是有可能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以及更进一步地说，一项真理只有能在日常生活中被理解的情况下，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真理，那么，任何要“历史地有意义”（historically meaningful）的运动，就必须有一种与“日常平凡”之间的微妙张力和平衡。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试图统一两韩的再统一运动。作为一种持续超过半世纪的体制，分断体制已经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并自我“巩固”（solidify）了。因此，一种要超克此种已巩固之结构的再统一运动，无论如何都必须伴随着能对日常生活造成巨大翻转的改变。同时，若我们排除像战争这种毁灭性的改变的话，就必须以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持续运动，来抗拒这个使韩国的再统一无法完成的巩固体。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再统一运动，是否获得了能与这些复杂挑战相应的细致平衡，仍有待商榷。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我们的经济能持续成长，并将自由民主发展完全（而且完全不去问一个实际问题：在不统一的情况下，经济成长和民主改革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再统一就会自动随之来临。但这种观点无法展现“微妙的张力”，因为它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南韩日常生活的既有结构，因为它并没有对现今日常生活的历史根源或道德正当性提出任何根本质疑。相反地，在1980年代一些非常强而有力的更具革命性的方案，虽然它们到今日仍保有某些影响力，却产生出太过远离日常生活及大众感受的运动。无论其形式是以“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为焦点的再统一运动，或认为应对南韩进行体制变革的运动（因为它们宣称，一场先行的南韩人民革命会能替再统一铺路），其内涵都是类似的。这类方案只能在大众中获得极少或短暂的回响，就跟任何无视日常生活存在的运动一样。

    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于这样的情况里：再统一运动在市民社会中变得非常贫弱；另一方面，以最终的再统一为目标的更实质运动，却主要是政府及大企业在进行。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及1996年的国会选举里我们都看见，一种超越老套国家安全逻辑的再统一提案，根本进入不了候选人们广为谈及的主要议题中。只有以下我将谈到的援助北韩饥荒运动，多少成为一种民众运动。此外也有迹象显示，在市民的再统一运动的运动份子中，也有人试图摆脱旧式那种已太过远离民众感受的作法。然而，到目前为止还不甚明朗的是，是否这些现象将会“使再统一运动成为一种以超克分断体制为目标的日常生活实践”。

    无可否认地，我们应该对分断的现实有一种更全面而系统性的视野，以便能使这项运动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然而，对于“分断体制”这个被许多人使用的概念到底用处何在，看法仍相当分歧。我自己一直主张，若我们要理解南北韩这两个不同“体制”（亦即两组社会机构）如何复杂地在与彼此的奇妙缠结之中自我再生产，就必须使用这个概念。但我这项主张的前提是，正如在“南北韩的不同体制”这句话中，“体制”这个字的意义与当我们在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capitalist world-system）时有些不同（此处该字更适切的意思会是指一种社会系统），在“分断体制”这个词中的“体制”的意思，也跟以上两者都有所不同。

    无论如何，“为了超克分断体制而进行的再统一运动”这句话，只有在“分断体制”这个词不仅仅只是个修辞，而达到概念的层次时，才能获得具体的特定内容；而不是像“为了超克分断而进行的再统一运动”这种套套逻辑式的说法。更进一步说，只有在达到这个层次时，我们才能清楚地看见，这句话在使再统一运动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这项任务上，具有特殊的关联性。正如同我在提及社会运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时已经说过的，一个“体制”代表着一种社会现实，而且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都根植于生活在该体制下之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我们说分断的社会现实一直有一种体制性的特质时，意思是说，由于该分断本身的巩固，这种特定社会结构已经实实在在地根植在两方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并因此获得相当高的自我再生产力量。这也同时意味着，即便朝鲜半岛在违背了压倒性多数韩国人民意志的情况下被分断，但一种会暴力地摧毁人民日常生活的再统一方式，例如全面开战（而且一旦开战，导致使用核武的可能性很高），也不可能成为超克分断的正当方式。同时这也暗示了，由于分断体制的自我再生产是一种足以使之被称为“体制”的持续且多重面向的过程，任何单边而表面化的描述如“两韩的冲突”、“冷战遗毒”或“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宰制”都无法充分而适切地掌握这种过程的特质。这就是为何我要将“分断体制”这个概念运用在我们的现实上，甚至费事加上但书，说这项分断体制是一种独特意义下的体制。

     二、分断体制的概念，以及以分断体制理论为基础的再统一方案

    从头开始解释分断体制的概念几乎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我从未试图对这个概念做出任何系统化的解说，但我已经在无数场合对它做出种种评论[1]。 此外，我仍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能构筑出一个有条有理的理论系统；而且即便我能，我也怀疑那种“标准答案”对于关心这件事情的有识之士而言是否有意义。所以，在此我将只对这项概念做一点补充阐述，并对分断体制理论中所想象的再统一，做行动计划上的粗略描绘。虽然在进行如超克分断体制这种创造性任务的时候，我们既不想也不可能以某种天命注定般的设计图为蓝本开始着手进行，但要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行，某些尝试性的概述还是必要的，而且这种概述本身也是在协助定义分断体制概念。

    （一）“体制”的三种不同向度

    我先前已经提到，“体制”（system）这个词的意义，会视我们是在指涉以下何者而异：世界体系、分断体制，或南北韩各自的体制。这也许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体制”这个词扯进来，在自己脑中制造这种困惑？但在语言中，各种程度的困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在学术论述中也一样。实际上，“体制”一词的使用不止局限于以上提到的三个例子。举例而言[2]，“冷战体制” 中的“体制”一词就跟这三者的意思都不一样。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首先，是否现实本身导致有必要把“体制”这项概念带进来，即便这么做有带来困惑的危险；第二，若是如此，我们就应该透过说明它在各种情况下的特定意义，将混淆降至最低。

    分断体制理论的前提是，若我们把南北韩的两个“体制”孤立起来看，或将自己局限在“体制”这个字的两种面向上而已（亦即只有作为世界体系和两韩各自的体制），那么朝鲜半岛上的分断情况就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在这座分断半岛上的现实，牵涉到南北韩之间某种程度上的互相依赖及对立，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持续影响。换句话说，“体制”的一个新向度被引介进来，因为情况复杂与令人困惑到必须要有一个“分断体制”的概念来厘清困惑。而这项任务的复杂性来自于现实本身的复杂，并非这项理论本身。

    我们并未将这三种体制以线性的方式排列，这点似乎又增加了整个状况的复杂，但实际上这么做却有助于消除困惑。因为世界体系、位于该体系之内的分断体制，以及构成该分断体制的两个“体制”，是分属于不同层次但又与彼此有特定关系的现实。我们已经提过，在这三者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响应到“体系”作为一种社会系统的意义。这意味着，例如我们所说的南韩“资本主义体系”，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次级分类，它所代表的意思较类似于“大体上备有资本主义机构的南韩”。

    至于北韩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否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另一个次级分类，这个问题会牵涉到与南韩情况相当不同的一些问题。但若我们承认北韩及甚至前苏联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者掌权并建立起某种（多少是）社会主义机构的国家，而非所谓社会主义获得实现的社会，那么我们就能同意，这些「社会主义体系」并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及作为其上层结构之现代跨国体系之外的体系。

    无论如何，分断体制理论始于一项假设，认为北韩也不是一个单靠自己就能完整的体制。因此，这项理论不同意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冲突”，或“两大体系之间的对立”视为分断的主要原因。确实，“阵营对立”在分断情境的诞生及其成为一种“体制”的过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阵营对立”本身可以更适切地定义为一种东—西对立，并且是在冷战体系之内的许多现象之一，因而它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段历史时期，而不是两种对立世界体系之间的冲突。因此，即便两韩之间的敌意显然由于两边各自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识型态（资本主义（或自由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中的一边而加强，且两韩也各自构筑起不同的政治社会机构，我们仍必须了解到，确实有一种将整座半岛包含在内的结构，在对南北韩同样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为了巩固这种分断体制自身，甚至连彼此的敌意和对立都在动员之列。

    因此，两个韩国社会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成为单靠自己就能完整的体制，原因不只在于它们仅仅是世界体系内的次级分类，也在于两韩跟其他并未分断的国家不一样，两韩参与在世界体系之内的特殊方式，以及世界体系在两韩内操作的决定性力量，都经过一个结构的中介，这个结构是被分断所构筑起来，并且或多或少都被巩固了。这使得“分断体制”的概念必须被带进来。换句话说，无论是要适当地阐释南韩还是北韩“体制”的操作，都无法不将“分断体制”这个概念做为一种“中介词”（middle term）来使用。这不仅仅是一项认识论上的问题，也同时是一项实践问题。在朝鲜半岛上，若不将超克分断体制的任务包含在内，是不可能想象出任何有效的运动的。这点对于无论是以再统一为目标、想在分断的半部之内进行改善，或以在更大范围上对世界体系进行革新或革命性转变为目标的运动来说，都是一样的。

    （二）分断体制理论的实践意义

    我们必须正视，在实践的层次上，对于分断现实的不恰当理解导致了许多失败。更不用说，狭义的再统一运动，例如起初将焦点放在韩国内部民主化的一些努力，也往往由于一些与分断有关的问题介入而遭到阻挡。与国家机器联合的势力认为，由于南北韩的对立，这么做很对，另一方面，民主势力则指出，这个政权实在太会“剥削”这种对立了。这两种说法中都有某些真实性。但为了要超越模糊的常识层次，并正确判定真正关系到的国家安全到底有多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滥用可能到什么程度，进而能有效地掌握我们所面对的实际状况，我们必须认知到并且科学化地阐明两韩在国家安全利益上有意无意的微妙共生关系，即便它们彼此是处于一种极度敌对的关系中。两韩各自所谓死硬派的共同并存以及实质上的协力合作，是分断体制自我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若是如此，“分断意识型态”（division ideology）包含的就不只是经常被南韩异议团体非议的极右派反共产主义，同时，“再统一重于一切”这项北韩官方意识型态教条，也作为分断意识型态的一种而运作着，它不只维持着北韩政权，也协助再生产分断体制。此外，在南韩相当普遍，表面上看来和分断无关的地域主义，也可以被视为分断意识型态的一种变形[3]。 因此，无论是南韩的民主运动或北韩未来可能的民间内部改革运动，都必须透视南北对立关系，并辨明它底下的再生产机制及其隐藏的作用，以便能阻止及破坏这项机制，否则就不会是一种有效的运动。

    在另一个面向上来说，要参与变革世界体系的运动，也必然需要超克分断体制运动的中介。变革世界体系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人们会因为根本无法想象这是可能的而放弃，或反而落入幻梦中，例如想透过在南韩发动劳工阶级革命的方式引发一场世界革命。但当我们了解到，横跨在整座半岛上的分断体制，是在现今世界体系中构成一项基本连结的单一次级体系时，我们就能意识到，破坏分断体制比在世界某处建立另一个“社会主义体系”还有意义得多。因此，对于世界上许多渴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有所改革与转变的人们而言，朝鲜半岛上的统一也成为他们自身的目标。而且，参与在这项任务中的人们，不会是那些期待“南韩革命”或由北韩来领导再统一的老派而心态狭隘的团体，而是具有生命力而根基广大的人民势力，他们一面在自己日常生活所在的当地活动，一面仍持续梦想并追寻着一种全球的转变。

    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因此是一种中介，并且把在世界体系层次上进行的广泛变革与在两韩层次上进行的各自内部革新运动连结起来。由此，不只是再统一运动，就连范围更广的全球变革运动，也能在南韩社会特定革新行动藉以展开的日常平凡现实中扎根。而且，发生在此时此地，为了获得更好生活而进行的日常努力，也会反过来获得更大的持续性及动力，因为它们展望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基进反转可能。这是使我们开头所提到的三条主要路线（可分别称为“自由主义”、“民族解放”及“人民革命”[4] ）中的动态力量聚合在一起的方式，并且同时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平衡及微妙张力成为可能。

     （三）两个国家与一个既是一又是二的人民的复数等式

    虽然分断体制理论将分断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与作为受害者的两韩人民视为两个主要对立项，但并不主张发动一场简单地将两个政权视作敌人的人民行动。确实，两韩包括政治权力掌握者在内的既得利益者们，与在他们对面的得利者之间彼此有一种本质的共生关系，而且这种共生关系协助维持着分断状态。然而，这种共生关系有非常特定的性质，并始终伴随着南北之间的敌意关系，因此两方的利益无法完全重合。换句话说，南韩与北韩的既得利益者们，就跟人民一样是分断的，而且两方政权都不会是全然的邪恶或全然的善良。当然，就算是在考察未分断的国家时，将国家视为冲突力量的角逐场域，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即便是在邪恶力量施展压倒性力量的时期，我们都应该避免将它们简化为永远及纯然的邪恶。但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再统一运动和这两个政权各自（或双方）的关系，是甚至更为复杂且易变的。在变化的政治构作中的每个特定时刻里，我们都必须从人民的观点出发，去判断并直指两个政权各自妨碍或加速超克分断体制过程的确切程度。此外，由于“人民的观点”本身（包括了两韩人民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及各自社会内部各种社会组成分子之间的冲突）就具有复杂的特性，对两个政权与政府的响应就必须聪明地富有弹性，而这种响应会是一个有多重变项的高级等式的一部分。

    世界体系的运作应该被视为一项因子加入这个等式中，因为分断体制正是世界体系的一个次群体；我们应该同时将邻近的强权如美国、中国、日本及俄国视为重要的变项，将它们也包括在这个等式中。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强权所扮演的角色本身也形成一个“高级等式”，依据世界—历史的接合与政治情势而有所变化。举例而言，美国作为二次大战后世界体系中的一股霸权力量，一直以来都对朝鲜半岛产生极大的影响。它至今仍对一种由人民主动发起的再统一采取顽强的敌对立场，但若这项再统一是基于两韩的当权派主动发起的协议而形成，而且这项协议会使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维持原状不受干扰，它就不会感到被威胁。因此，关于美国方面（虽然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强权国家），一场再统一运动若将美国全然妖魔化，就无法具有超克分断体制所需要的一种复杂的意识。

    使这个等式变得复杂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我先前提到的一项事实：分断体制下的人民力量也是分断的。之所以会如此，不只是因为南北韩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被阻绝。再统一运动越扎根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南北两边在各自特定的脉络下所形成的人民运动也会越发有所区别，因为它们是以非常不同的日常生活为基础而进行的。因此，分断体制理论提出一种未来前景：两韩人民围绕着共同的再统一目标，形成一种联盟。这个再统一要能使人民将自身生活中的主动权发挥到最大，即便两边的人民会有各自的议题，会将内部改革或全面变革作为各自当前的任务。因此，他们可能会以不同的任务为开端，但他们的运动必定将在一个大潮流中趋于一致，这个大潮流的中程目标将是超克分断体制，长程目标则会是变革世界体系。因为，两韩人民各自不同的短程议题，基本上都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运作的结果，并且都经由横跨整座半岛的分断体制所中介。

     （四）邦联及其之后

    那么，这项运动该如何着手改变这两个既存的“分断国家”（division states）呢？两韩的国家机器最终都将要被超克，因为它们两个都参与维持着分断体制。但正由于这个原因，从人民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并不是一个国家机器全面征服另一个国家机器，而是经由人民力量的强化，造成这两者的废除与超越（Aufhebung）。因此，两韩人民运动的一个合理开始，会是将双方目前置身于其中的现存政治秩序，作为一项既存的现实加以接受。同样地，他们也必须承认，分断体制两边的国家都是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们必须接受的实体，而这个实体本身不可能是完全地邪恶或完全地良善。（但确实，是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这两个政权的其中一边变成要被推翻的主要对象。）这意味着接受两个国家并存的现实（即便它们因为分断体制而失能），并以一个大前提为开始：这两个国家的并存必须是和平的。

    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基础，接下来要进行的任务就是描绘出一种国家结构，这种国家结构将能避免分断体制被一场新起的战争冲垮而毁灭性地崩溃，同时也能避免由于企图无限期延长分断里的「巩固」过程，而导致几乎同样糟糕的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国家结构将意味着朝再统一跨出巨大的一步，但又能同时保证分断体制不会突然崩溃，因此很可能必须是一种较为松散的复合国家形式，也就是“邦联”（confederation）。

    正如两韩很难达成任何协议，而且就算达成，要付诸实行更是难上加难，因此似乎不可能期待双方会讨论出一种彼此都同意的国家结构。不过，就算不提北韩先前所提议的联邦体制，在其官方英语版中是被翻译为“邦联共和国”，而南韩政府在1988年提出的“韩国民族再统一计划”（Plan for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Korean Ethnic Community）之中，也包含了一个邦联时期，我们仍可以注意到，南北韩之间其实已经对邦联达成一种实质协议了。当1991年南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就比任何联合公报还实质地朝承认彼此是独立国家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两个因此互相承认彼此的政府（南北韩在1991年12月签署“南北韩之再统一、非侵略性、交流与合作协议”，并自1992年2月开始生效），也透过将南北韩关系定义为“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在朝向再统一的过程中暂时形成的特殊关系”，因而埋下形成邦联的种子。确实，有些人认为这条定义显示北韩企图为“由共产主义者掌权的再统一”留下一个可能性。然而，就算这是真的，在如今整个权力平衡显然朝南韩倾斜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已经变得很小。若接下来采取的后续行动既能强化彼此同时加入联合国所代表的精神，又能将协议中的条款确实作为往下一个阶段推进的基础，我们就不再需要对平壤不愿意正式与我们宣示同意形成一个邦联而感到焦虑了。[5]

    当然，这个邦联本身是一种暂时阶段，并且会引发“接下来的国家形式将是什么？”的问题。但我们不需要对那个形式先下定论，或因此引发纷争和冲突，因为在邦联阶段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将会成为我们做决定的基础，以两韩人民的基本需要为着眼点，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两韩人民的基本需要必然是不一样的，但会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共通性。此外，我们也更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现存的民族国家形式上，因为这么做不只在现阶段会激起许多人（出于不同原因）的恐惧，而且也跟不上现今的时代潮流，因为在今日，寻求各种复合国家的可能形式，已经是逐渐出现的新议题了。我们必须在超克分断体制的过程中（包括邦联阶段）寻找机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联邦国家形式，能响应到曾经历过分断时期的人民们的特殊需要。[6]

   但是，运动若要能在日常生活中扎根，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处理经济议题。因此，超克分断体制的运动若不处理这个议题，也会成为无效的空谈。如今在南韩，“救经济”已经变成每个人的呼求[7]，因为南韩的经济地位在先前持续快速成长的时候虽已获得提升，但近来却有出现危机的征兆。在这种对于经济的强调之中，显然有意识型态操控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似乎不能否认，在一个全球无情竞争的世界里，若对南韩经济至今所获得的竞争力不屑一顾，或对未来可能失去竞争力的危险漠不关心，是无法赢得大众支持的。

    分断体制理论在经济议题上主张，第一，到目前为止的快速经济发展是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结果，是南韩政治与军事上依赖性的一体两面。第二，在这些有利早期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已几乎耗竭的现在，若要强化或保存经济竞争力，拆解分断体制势在必行。同时，分断体制理论也认为，有鉴于不经分析地模拟先进国家很可能最终带来人性的普遍破坏，因此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起一个比分断体制更好的社会，便可能象征着朝创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体系跨出关键的一步；虽然，统一之后的韩国很可能仍无法超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束缚。在此，我们再一次能预见到三个层面任务的快乐结合：当前韩国人民正面临到的国内议题、全半岛规模的超克分断体制任务，以及影响范围更广的变革世界体系方案。

        （林家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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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第一个版本是以《使再统一运动成为超克分断体制的日常实践（Making Reunification Movement a Daily Practice for Overcoming the Division System）》为题，在第二次国际朝鲜研究研讨会上发表（1997年10月3～4日，安东大学）。之后经过大幅修改与补充，收录于会议论文集中。这次为了本书的出版，又再重新修润（此指1998年出版的韩文版）。虽然这段时间内社会上发生许多变化（以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为代表），我并没有再作进一步修改，只有增加第二章《IMF时代的再统一方案》做为补充论证。会议论文集在1998年出版，收录所有与会者的论文与响应人的讨论。本文原始版的版权属于国立安东大学朝鲜研究学系，在此感谢系上同意本文在本书中出版。

   [1]其中大部分看法收录于本书或是之前拙著《学习分断体制变革之路》（Pundan ch’eje pyǒnhyǒkǔi kongbukil）（创作与批评社，1994），类似的讨论还可以在发表于《民族文学的新阶段》(Minjok munhakǔi sae tan’gye)（创作与批评社，1990）的几篇文章里找到。

   [2]在英文中，“冷战体制”（Cold War regime）这个词也许更为常用，但在这个词的情况里，“体制”在韩文中的翻译跟“体制”是同一个字。（英文版作者注）。

   [3]关于分断意识形态的复杂特性，详见《动摇的分断体系》第六章《改革的文化与分断体制》及第十章《六月民主运动的历史重要性与十周年纪念的意义》。而针对我在1987年对地域冲突的评论，详见《分断时代的地域情感》(Pundan sidaeǔi chiyǒk kamjǒng)，收于《变革分断体制的实践之路（The Path of Practice for Transforming the Division System）》。

   [4]请参考《动摇的分断体系》第七章：《哈伯马斯对德国与韩国民族统一的看法（Habermas on National Unification in Germany and Korea）》。

   [5]在微妙的妥协中，两韩的领袖确实在2000年六一五平壤联合公报里，纳入了一种暧昧模糊的邦联方案（公报第二条）：“承认在南韩所提议的邦联制与北韩所提议的低阶联邦制之间，就两者作为达到再统一的公式这点上，有某些共通要素。南北韩同意朝该方向促进统一。”〔作者之英文版注〕

   [6]详见《动摇的分断体系》第七章《哈伯马斯对德国与韩国民族统一的看法》。

   [7]结果已经证明，这些呼求大多都失败了，对未来也缺乏任何正确的预测（没有保护南韩经济免于遭受1997年的金融危机）。然而同样明显的一点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每个人都更意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