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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想和现实夹击的青春
作者： 来源：南风窗 发布时间：2014-10-08 21:31:43 阅读：
无论如何，经历怎样的青春，将拥有怎样的青春遗产。这个群体的青春具有一种“悬空”和“断裂”的特征，既不是充溢政治符号的理想主义的年代，也不是打满商业符号的现实主义的年代，而是夹于其中。
编者按：当革命的短二十世纪帷幕缓缓落下时，它也意味着作为短二十世纪尾声的混杂而丰富且极富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之远去。这个年代成长的一代人注定是矛盾的，因为八十年代在他们的灵魂深处烙下了浑然而无以摆脱的历史感。这样的历史感注定要与九十年代以来的商业主义现实夹击天人交战。《被理想和现实夹击的青春》记录的是两代人，而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却是触目的历史的断裂与矛盾，在这样的断裂与矛盾中，理想何以栖身？未来何以自明？
青春期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回望过去，感慨现在，他们会走向何方，又会影响到中国走向何方呢？
无论如何，经历怎样的青春，将拥有怎样的青春遗产。这个群体的青春具有一种“悬空”和“断裂”的特征，既不是充溢政治符号的理想主义的年代，也不是打满商业符号的现实主义的年代，而是夹于其中。
他们得到的生命、社会体验，独特而深远。
成 长
李国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师，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祖父在1956年被错划为“地主反革命”，先坐牢，后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20多年，1980年“平反”后才回到家。他的父亲因此从小就没有资格上学，到现在一字不识。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儿子，现在国家形势大变了，不再“成分论”了，你有机会上学了，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像爸爸这样，要给爸爸争气，实现爸爸这辈子再也不能实现的愿望。”李国回忆儿时的情景时如是说。
父亲类似的话说了千万遍，萦绕在他耳边，伴随他度过了青少年。果然，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路读到博士。在“70后”中，像李国这样“代父还愿”的人不少，他们身上肩负了两代人青春的使命与梦想。
正是“改革开放”的东风，改变了李国人生的轨迹和全家人的命运，他没再“子承父业”，也不是“反革命”的子孙，从而享有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从一个文盲的儿子，到博士，到著名大学的副教授。
像李国这代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没有像父辈那样从小被“诛连”，被无辜地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希望的国土上刻苦学习，在“科学的春天里”汲取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用知识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
理 想
这群人的青春与一个伟大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从小学开始，就在国旗下举着紧握的小拳头坚定地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类似这样的语言，成为他们青春的话语，也成为当时中小学校园的“主流意识形态”。青春一路全部由“希望”作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的“熏陶”中“定格”，并被其极大地影响和塑造着。“小我”的“青春”与时代、社会、人民、国家等“大我”的“青春”联在一起，共同成长。而后者恰恰就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基本上是长大后要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我从来没有梦想过做老板，也不会有钱只顾自己享受。”李国谈到青春的梦想时，不禁激动起来，声音变大了，语速很快，脸和脖子都红了。
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梦想，它“召唤”出他们青春的热血与内心的力量，也约束着他们的做人：要求他们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的原则。
“我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造福全人类，尤其是受苦的人。”当《南风窗》特约记者问他个人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李国深情地回忆道。这个理想伴随了他整个青春期的人生，当然他没有让自己失望，今天他的科研成果已陆续在国内、国际期刊上发表。
这群人的青春与以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为背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成为政治和文化精英等为奋斗目标的理想血肉相连。青春是有理想的青春，理想是青春的理想。有了这样的青春，他们才有人生努力的方向，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生机蓬勃地奔跑在大地上。
迷 失
这群人终于长大了，他们开始从“梦中”醒来，紧接着“遭遇”的是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读大学时毕业不再包分配，1994年高校教育并轨收费，教育产业化的链条与经济紧密相连，取消单位福利分房政策，等等。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16岁，在最灿烂的年华，怀着家国责任，抱着伟大梦想，日夜备战在高考线上。然而，大学4年，年迈的父母先后向10几家人借钱，直到我读博士时才还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代人忽然被体制抛弃了，国家不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己掏钱上学，毕业后自谋职业。”李国说这话时，突然眼睛湿润了，原来这让他想起远方为自己忍辱负重后全身瘫痪的母亲。
这些变革是绝对现实主义的，是一场场的经济“独角戏”，没有杂音与和音，也没伴随理想主义的叙事。这让李国看不懂了，手无足措的他开始意识到：理想只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理想是空虚的，现实是残忍的；青春的理想已伴随着青春的逝去而渐渐远去了。但他又别无选择，只能学会适应：适应新时代的生活，适应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新变化。
李国还是幸运的，他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些迷失，在青春理想与残酷现实中历经灵与肉的挣扎，但还有能力尽量去抓命运的天平。他的大学校友露露就不同了。
露露1984年出生在某城市，只是命运不济，从小父母离异，在没有信任和父爱缺失的环境里度过了青春岁月。那段时光中，她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与母亲相依为命，又如何防备经常酗酒而有点禽兽气息的继父。为了生存，从小就学着怎么才能有效地争夺家里的资源。结婚前，做了一个房产商的“地下”情人，后来那个年龄是她两倍的男人把她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还给她买了房子和轿车。
从此，她过上了小资生活，也会不自觉地“抖出”小市民气。她过着双重人格的日子，害怕同事知道内幕，也懂得“纸包不住火”，但她犹豫着说：“其实，只要当事人什么都不说，我的‘幸福’就能一直持续着，因现在这社会，被曝光后倒霉的大多是当事人相互翻了脸的。”
她说自己也挣扎过，但她又无法在这社会里把握自己的命运，因她想要的东西，通过其它渠道得不到。“我像戏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回不去了。我把青春的‘尾巴’献给了一个老男人，年轻、美貌、物欲、生活的压力和时代的状况像各式各样的绳索，最后编织成一个现代化的‘陷阱’，紧紧地捆住了我的前途和他的身体。也许我比起他来，永远是年轻的，但我心已老。”说这话时，她一脸的痛苦。看来，她“回不去”的不只是青春，还有自己人生的路。
李国的大学同学宋瑜要比他俩幸运得多。他父亲是官员，母亲是当地铁矿公司的董事长。大一时就在北京买了房和车。他说那时房价不像现在这样高，否则等毕了业再买就太晚了。当年开着宝马来学校很“拉风”，4年中光女朋友就换了七八个，他还说不是自己和女朋友对感情不坚定，而是物质条件太好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大。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问他未来的打算时，宋瑜语出惊人：“这个社会，如你不时时想着钱，就像‘迷途的羔羊’。我现在有房有车，赚钱又不是我的理想。我目前的心态跟退了休的人差不到哪里去，时常浑身像喝醉了一样，不知哪里痒痒、哪里疼。”实际上，他才31岁。
沉 重
这群人经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洗礼”，青春的“理想”像折断了翅膀的天使，再也不能飞翔，但却沉积和埋在了内心深处。瞬息万变又不可捉摸的时代、残酷无情的市场竞争法则，像魔鬼一样折磨和拷打着他们的人生信念。他们思考着“生”与生命的同时又不得不直面沉重的现实。
李国已真的不小了，他在家乡的“发小”刚已做了祖父母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还一个人“北漂”时，他有些难堪：“像我这样‘大叔级’的人，又从农村来，也无老可‘啃’，负担重得让我天天喘不过气，是一穷二白的‘穷二代’，谁愿跟我结婚来遭罪呢？现在的人都很实际。况且我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来承受，也不愿殃及别人。”
这时宋瑜在旁边插话：“我一直劝你找一个有房、有车又有钱的人家的女孩，你长得帅，有优势，或在学生里‘培养’一个，但你都不听，所以才混得这么‘矬’。”
他沉重地摇了摇头：“我有过充满理想的青春年华，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想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幸福的生活；我有过有坚持、有操守的青春理想，不能耗尽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教师’这个职业的灵魂。”说完，他茫然地看着天。也许，他的生活太沉重了，有些不能承受。
这群人既有受社会主义理想影响的“青春”，又有受消费主义影响的“当下”，青春的理想与当下的生活剧烈冲撞。2003年起10年房价翻10倍的“传奇”，成为他们婚姻与生活中的“黑洞”，也可能将成为“压死”他们青春理想的“最后一根稻草”。
拷 问
曾经的青春理想让他们不愿出卖灵魂，而现实的重压又逼迫出卖它。那么，是“困守”还是“逃离”，成为摆在这群人面前的二难难题。他们3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
“困守”是一种坚持、一种希望，是不放弃，是一种对现在的担当，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任，因“我的未来还有梦”或“我的未来不是梦”；“逃离”是一种解脱、一种绝望，是放弃，是一种对现在的逃避，更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因“我的未来没有梦”或“我的未来只是梦”。
以上关于这群人的事，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当下正执掌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50后”及部分“60后”这代人的事。
宋瑜悲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毁了，不全是自己的责任。我们的青春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意识所塑造，我们有理想，有坚持，就是现在没啥机遇。今天，固化的阶层，阻断了年轻人进步的阶梯。我个人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未来都基本可见，就是与现在差不多。所以我才天天盼着退休。”
要直面的是：无论如何，至少都不能再任由目前这种日趋严重的“富二代”、“官二代”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二代”现象猖獗了，否则它们会像瘟疫一样弥漫在社会空间的任一地方，最终将会毁掉一代代人的“青春”与理想。
也许“50后”和部分“60后”的社会担当，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70后”、“80后”这群人对待“青春”的态度和清理“青春遗产”的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抉择。而呵护后者及其“青春遗产”，是前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紧迫的时代在“拷问”几代人，也在考验所有人的智慧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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