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电影研究学者”已然成为戴锦华老师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名号，但是电影只是现实的表征，戴老师做的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深入分析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社会问题。本次讲座的题目是《历史与记忆——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与社会》，从副标题中也可以看出，戴老师有着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电影也是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
一、 胜利者书写历史
在这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戴锦华老师带我们一起回顾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但在讲座开始后，戴老师并未直奔主题，而是梳理了20世纪这段独特又激荡的历史，让身处后冷战时期的我们对世纪之交的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戴老师指出19世纪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这一百年里资本主义逐步走向成熟，但百年和平之后，我们迎来的并不是盛世，而是令全世界震惊的两场世界大战，新科技的出现使得这两场战争变得极端残酷，戴老师举了一个例子：上古时代一个部落杀死另一个部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今天通过原子弹，一群人抹掉一个城市只需要几秒钟。伴随着大屠杀、种族灭绝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两场战争实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惨绝人寰的浩劫。但是正如费修珊在《见证的危机》一书提到的，面对这些灾难，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战争之后我们听不见幸存者对历史的言说，他们纷纷对此保持了沉默。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历史书写、思考、记录的危机和困境，愧疚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
戴老师进一步指出，面对这种种灾难，二十世纪下半叶革命的年代横空出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实现乌托邦世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的国家纷纷独立建国，为了理想，大量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阵营。社会制度、理想、价值的对立，使得整个世界被分成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他们对于未来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对历史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叙事逻辑。尽管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作为终结，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述，第一次让人类意识到，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它并不是客观真理。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它与权力、政治、社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掌权者通过对历史的书写，诉说了胜利者为何必然胜利，失败者为何必然失败的原因，确立了自己的合理性，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
《阿甘正传》正是美国作为胜利的代表者重新修改自己历史的典型。影片通过数码技术将阿甘穿插到真实的历史纪录片中，通过对历史的改写，悄无声息的置换了美国人对于历史的记忆。比如在阿拉巴马大学黑人学生走入大学这一黑人运动胜利的标志性场景中，导演让阿甘帮黑人女学生捡起了书本，这样在观众看来，好像是白人为黑人运动做出了贡献，而抹除了黑人自身的奋斗。再比如阿甘作为越战士兵受到约翰逊总统的授勋，但是他在战场上没有犯下任何战争罪行，甚至一枪未开，影片对战争的轻描淡写粉饰了越战罪恶，消解了反战运动的意义。
戴老师认为“胜利者书写历史”是历史叙述中的惯例，但它不仅仅止步于此，还会借助胜利者为失败者代言历史，来改写我们的记忆。在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西方世界的历史叙述的电影文本对此作出了印证。比如《窃听者》讲述了冷战时期东德秘密警察的故事，影片刻意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统治下东德的黑暗。再比如《朗读者》、《柏林女人》等等一系列的影片通过将苏联红军妖魔化来为纳粹正名，以此掩盖作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发展出来的法西斯主义的恶行。
二、 中国：作为胜利的失败者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不仅仅是一个残酷的、血腥的历史，它还是承载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记忆的历史。戴老师援引一部电影《2001年约纳斯将满21岁》中的题词来描述这段革命的历史：“二十世纪所有的梦想都是革命的梦想，二十世纪所有的记忆都是关于革命失败的记忆。”伴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呈现这段历史显得尤为复杂。在戴老师看来，正是中国在20世纪经历的种种革命成就了现在崛起了的中国，但悖论的是中国并没有对自己独特的历史进行自我表述，反而选择遮蔽这段“红色历史”，用改写的历史叙事去阻断、去抹除人民的记忆。面对这段无法叙述的历史，不同年代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1）第四代电影：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戴老师提出第四代电影是关于看的历史。从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开始，《小街》、《如意》、《城南旧事》中国第四代电影学会了用个体的人生故事来书写历史的叙事方式与策略。在八十年代的语境下，文革的可言说的模式似乎只有三种：无辜受害者的故事、挺身反抗的故事、对罪恶行径控诉。而一般人对文革的描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这样文革就成了无法言说的记忆。在这套言说路径中，主人公参与了历史的进程，但是个人过于渺小，而历史过于惨烈，他们根本无法承担历史的责任。看上去沉重的历史被讲述了出来，但实际这只是对历史的逃避。
2）第五代电影：追问历史的本真
戴老师认为相较于第四代电影对历史的消极态度，第五代电影更具有反抗性，就像《狂人日记》中“我”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看出了“吃人”两个字一样，第五代电影并不相信官方给出的历史叙述，他们采取的策略是“用没有年代的历史去对抗有年代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将没有年代的历史（关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生存的原历史）当作真理，把有年代的历史（编年的、有变化的、有内容的历史）呈现为官方的谎言。第五代电影中三部典型《黄土地》、《盗马贼》和《红高粱》都与审查制度发生过冲突，最后这三部电影应审查要求在片头表明了历史年代。
但是《红高粱》作为第五代的至高成就，影片的前半段是一个法外世界，一个没有年代的历史，而后半段抗日战争的到来，则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有年代的历史。
3）外国人作为历史叙述的他者之镜
当《红高粱》把抗日战争作为历史的开始时，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被强化了，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则被抹除。这使得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基本服从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逻辑。从《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这些影片讲述的方式都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这完全就是西方对东方想象的再现。
尽管中国实际上在20世纪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在文化、叙事逻辑中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们可以怀旧，但是我们向往的民国时期的生活，中国采取的是冷战胜利者（美国）的历史叙述逻辑，而不是自己的逻辑。戴老师提到在电影《海上传奇》不同故事的对比。其中符合民国逻辑的故事经常有感人的片段出现，非常饱满。但怪异的是，与之相对的革命故事就是显得空洞、乏味，是不可理解的。《集结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尽管再次叙述了革命的历史，但是“同志”、“共产党员”却很奇特的消失了，它用真假参半的历史改写了每个人的记忆。今年上映了四部关于历史叙述的电影《太平轮》（上、下）、《三城记》、《风中家族》，尽管这些都是由官方出资的电影，但是所有电影讲述的都是国民党的故事，似乎“台湾才是我们的故乡”。
距离千禧年已经过去了15年，尽管“历史与记忆”依旧是一个问题，它依然处于被争夺的过程中。但是戴老师认为历史从来都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未来的。当我们拥有了未来的可能，拥有了未来的视野就将拥有历史。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身处后冷战时代的我们呼唤社会主义回归，而是当初那种探寻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理想还存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