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由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以“农业内卷化”的形式推向学术 界。农业内卷化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掀起一场争 论,但是这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并非内卷化概念本 身[1],而是对农业内卷化结果的纷争,内卷化实际上 成为农业内卷化,它由一种描述文化的概念变成专 门解释农业经济的概念。后来有学者对内卷化的概 念做“新理解”,[2]本质上来讲这种新理解还是瞄准

农业内卷化的结果对概念进行修补。 格尔茨所用的内卷化概念源于美国人类学家A.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实际上内卷 化不只用于解释爪哇农业,而且用于解释社会生 活。戈登威泽用内卷化的概念来解释文化模式,像 哥特式建筑或毛利人的雕刻,这些文化模式已经达 到了一种确定的形式(a definitive form),尽管如此,这些文化模式通过使内部更加的复杂化而继续发 展下去。[3]从后来格尔茨引述戈登威泽的话来看,戈 登威泽实际上用内卷化来解释文化的模式与文化 继续发展的问题,他以哥特式建筑为例说明了内卷 化的涵义,艺术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后可以通过对细 部的“华丽”创造继续发展。

内卷化的原义是指一种文化稳定下来形成模 式以后,它在原有文化元素不变的基础上通过使文 化内部复杂化精细化而继续发展。我们认为首先内 卷化的解释范围比较广泛,其次内卷化概念是中立 的,在 1936 年戈登威泽讨论到这一问题时文化相 对主义已经在人类学中确立,而且以他的老师弗朗 兹·博厄斯(Franz Boas)为代表,所以对内卷化的结 果并没有价值评判,这是我们对内卷化的“旧理 解”。用这种内卷化的“旧理解”可以表达国内文化 研究的一种可能状态。

Studies)被引入国内,因为各种文化研究名目繁多, “那时大家并没有意识到有一个专门名词叫‘文化 研究’”[4],之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优势并没有得 到充分的生长”[5]。针对国内文化研究的现状有学 者认为“现在的文化研究很虚,喜欢大题大作,缺 少西方的那种精细的文化研究。如果文学研究不 与人类学打通,文化研究就会很茫然,既提不上去,也深不下去。应当从形而下的实证材料出发, 而具体方法可以多元”[6]。国内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一些既有模式,大体上学者们在研究对象、话 语、旨趣等方面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国内的文化 研究继续发展可能需要在方法上做出改变(如民族志),使得文化研究文本更加精细,例如精细的文本可以通过深描体现,这是一种文化研究的内 卷化。

文化研究的内卷化即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 话语、旨趣等方面保持不变,在方法上进一步开 拓,使得文化研究的文本更加精细,更加具体。如 何使文化研究的文本更加精细具体?很多学者想 到了民族志,实际上,西方的文化研究学者在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书写民族志,提供了精细 的文化研究文本,如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 gart)《识字的用途》(1961),戴维·莫利(David Mor- ley)的《< 国内焦点 > 的观众究》(1980),以及伊 恩·昂(Ien Ang)的《观看 < 达拉斯 >》(1985)[7]。国 内的文化研究以期通过民族志而内卷化,但并非 照搬人类学的民族志,而是走向文学的,走向现代话语批判的同时在语境方面不断反思的民族志。

二、从文学中来到文学中去

人类学民族志的确立取代了诸如游记、个人回忆录、报刊文章以及传教士、移民与殖民地官员 的记述等文本形式。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标志着人类学民族志的诞生,此后民族志不仅成为人类学的表征而且被其他学科或领域的研究者 使用,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民族志与此前的文本 形式包括马林诺斯基之前的人类学区别开来,而 区别的关键在于其科学性。但是,玛丽·路易丝·普 拉特(Mary Louise Pratt)认为,人们往往将民族志与此前诸多文本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普拉特从文学作品中发现了民族志的第一人 称的个人叙事与客观描述结合的制作技术,认为 从这个方面来说民族志不过是文学作品的延续。

“将个人性叙述和客观化描述相结合的手法几乎算不上现代民族志的发明。在其他写作体裁,这种 手法有着悠久的历史。直至 16 世纪,欧洲的游记 中通常包括关于旅行的第一人称叙事和关于所经 地区动植物和当地人风俗习惯的描述”。[8]

从文学中走来的民族志实际上与文学作品划 清界限(除了小说体民族志),它遵循实证主义方 法论客观中立、确定的原则标准,不仅文本如此, 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资料的收集还有一套检验 真实性的技术,换言之资料的客观、真实、准确是 民族志科学性的保证。但是文化研究对民族志的 使用却以其文学渊源为基础,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书写首先逃逸实证主义范式,不宣称客观、中立、 确定等指标。相反文化研究的目的是进行批判,无 论是批判理论还是批判现实,所以该领域的民族志文本具有价值倾向。其次,在建构民族志文本的 过程中,文化研究学者往往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 无论是自传、传记还是相关的印刷品、口述个人 史、个人记忆等都可以作为民族志资料。因此文化 研究的民族志制作采用的资料是一则则故事,书 写的文本也是一则则故事。例如,在《英国工人阶 级的形成》(1963) 一书中,“汤普森的历史不是抽 象的经济和政治过程,也不是只记录伟人和高贵 者的所作所为。这本书写的是‘普通的’男人和女 人们,写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他们的欲望”[9]。该著在方法上一反传统劳工史研究,“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 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以个案研究为主。集中分析各种偶发的冲突事件,考察产生冲突的条件,由此 说明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同时,采用历史人口学 的方法,如使结婚登记资料、死亡资料、传记等都 成为研究劳工史的基本资料”[10]。汤普森用人物、事 件、情节、线索来解答工人阶级的问题,他将民族 志转换为文学作品,但是这种文学作品并不是虚 构而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各种记录,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以文学生活的逻辑体现文化研究的本质。

实际上文化研究与文学渊源已久,因为一方 面文学和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共同文化语境已经转 向大众文化,另外文学的文化气质仍然贯穿文化 研究之中,成为其相对隐性的传统之一[11]。而且文 化研究的本质在文学生活的逻辑中得以体现。“每 一位热爱文学的人肯定都有着类似的被文学抚慰 的经验。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生活。它是我们在现实 生活中由于与文学接触而进入了文学所描绘的世 界,沉浸于其中,受其影响并进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态度和生活感受的一种生活实践活动。”[12]通过民 族志文本,文化研究能够展开这种逻辑。读者在现 实生活情景中阅读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作品,这些 作品本身已经介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情景可能是 读者经历过的,或与之相关的。这样就吸引读者去 体验作品中的生活细节,无论是想象化的还是能 够移情式的。最后要强调的是作品的效果与影响, 即读者会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借用作品中的一些 看法,会改变生活态度与行动。因此文化研究的民 族志走向了文学,它介入现实,吸引受众,并使现 实得以改变。所以文化研究更多的是通过民族志 来介入当下生活,精细化相关领域的批判研究,并 将民族志重新带回文学之中。

三、消弭权力而指向权力

民族志里一定会有“他者”,这是人类学学科 的逻辑使然。但他者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则是一 个未定的问题。一种情况是用群体代词将他者隐 去,诸如当地人、他们、整个村庄的人等等。至于这 些代词后面的行为、话语是否出自当地人则难以 断定。另外民族志可能不去明晰文本的声源,让读 者弄不清楚哪些文字是主位的哪些是客位的。

调查者出现在田野现场却隐身于民族志文本 之中,调查者之于被调查者是一种转生为熟而又 转熟为生的关系。被调查者处于民族志书写者的 权力意志之下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发声、被建构、 被他者。所以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间存在一种话语 权力关系。雷纳托·罗萨尔多(Ranato Rosaldo)通过 比较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的角色,分析民族志中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权力关系。罗萨尔多认为《蒙 塔尤》的“资料(‘农民本身的直接证言’)何以能够 保持不受权力支配语境 (‘宗教裁判记录’) 的污 染?毕竟,审讯者是从他们的证言中提取他们的所 谓坦白,而确实不是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对话而碰 巧听到这些被认为是坦白的内容”[13]。罗萨尔多认 为探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时应该考虑作者功能, 即撰写著作的个人、行文中的叙述者以及行文中 田 野 调 查 者 的 角 色 ,他 比 较 了《 努 尔 人 》与《 蒙 塔 尤》的作者功能,并认为田野工作者就是审讯者, 因为资料中被调查者没有话语权,民族志中没有 被调查者的声音。到底民族志写的是谁?

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书写排除了对于他者的建 构,因为文化研究的对象属于研究者自己熟悉的 文化生活,在毫无陌生感的氛围里随着研究的深 入研究者也会融入研究之中,他可以与被访者讨 论、交流、共同研究,所以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是调 查者与被调查者联合制作的,并消弭二者间的“他 者”权力关系。对于研究者来讲文化研究的民族志 消解了其个人生活与研究生活的界线。例如霍加特的 《识字的用途》(1957)“通常便被认为是对两 次大战之间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 研究”[14],也是一本怀旧式的著作,作者比较 20 世 纪 30 年代与 50 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认为 50 年 代的大众娱乐没有“道德严肃性”。霍加特增强了 民族志的个人感,消弭了民族志的他者权力话语。

“他对‘旧’的证明,不是依靠‘乞求想象中朦胧的 田园诗般的传统,以攻击现在,而在很大程度上依 靠 20 年前童年的记忆’。简单地说,‘旧’是基于个 人经历,而‘新’是基于学术研究。霍加特心中有一 种想法:只把它看作是一部非学术性的、怀旧的半 自传小说”。[15]

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消弭关于“他者”的话语权 力,目的就是要与调查对象共同制作民族志文本, 这种文本指向文化权力研究。“文化研究希望能够 深刻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提出真问题,再现被社 会表象所遮蔽的其它面向,召唤出被碎片化的弥 散于各边缘角落的对于非正义秩序的反思”[16]。通 过民族志,文化研究能够更好地发现被掩藏的文 化生活细节,例如,《全球猎身:从信息产业看印度 劳工体系》“以印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架构中特殊的‘猎身’(Body Shop)为切入点,追踪印度 IT 青年如 何实现跨国流动的全过程,指出跨国化猎身操作 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建构了新的跨界流动纽带, 还在于它体现了创造财富的新战略,转移价值的 新途径,以及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新模式”[17]。在经济 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理论能 够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这种 后殖民体系已经被揭示。但是这些理论论证没有 印度 IT 青年的成长经历、培训生活、到美国“买工 作”、与 IT 产业兴衰共命运来的真切,这些细节的 展现更能指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更 好地体现全球不平等模式。

四、语境的重要性

人类学民族志的特点在于它的“单调”而富于 地方性。所谓的单调在于研究视角的单一,研究话 语的单一,而地方性表达了民族志在田野点深度 描写的功力。但是当代民族志书写所面临的环境 已经发生改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少 的地方真正具有地方性,越来越少的调查资料只 出自单一渠道了。为了应对变化的语境,学者们开 始改变民族志书写策略,特别是民族志的“复调” 以及民族志的地方性与宏观背景的连结。詹姆斯·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以《尼萨》为例,“检查最 近把文本内的各寓言层次辨识为明确的‘多种声 音’的趋势”[18],他分析出这一实验民族志的“复调” 品质:自传(主体的表达)、女性主义(性别构建)、 对话(民族志生产模式)。克利福德认为该民族志 用三种声音来表现,受访者自己的经历、女性主义 思潮的介入以及作者与受访者的共同探讨。仅从 这种复调的角度看,民族志的发展与文化研究接 轨,它可以像文化研究一样从多种角度看问题,以 多种话语解释文化生活。实际上这也为文化研究 利用民族志提供了契机,例如乔治·E. 马库斯

(George E. Marcus) 分析了保罗·威利斯 《学会劳 动》 的主要概念策略:“文化形式的观念是由对资 本主义机制的反抗及适应而铸就的。这位民族志 作者对批判理论的表述是嵌入在工人阶级的经验 当中的。超越于民族志地点之外的体系以各种非 预期结果的讽刺性方式上演”[19]。威利斯利用民族 志调查工人阶级青少年社会化的细节,他以青少 年的立场描写,以资本主义制度做背景分析,将青 少年社会化的问题与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连结起 来。因为文化研究并没有具体的学科定位,也没有 时空限制,更没有普遍性的标榜,它是一种具有情 感结构的独特作品,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到自己认 可的价值,所以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书写一方面采 用多种视角、理论、声音构建一种复调的文本;另外 它 与 政 治 、经 济 、历 史 、民 族 、世 界 等 范 畴 相 联 系,构建一种宏观关联的文本。

这是文化研究的“语境”,格罗斯伯格教授认 为,文化研究是研究“语境”(context),而不是研究 文化,他认为“文化研究在试图回答语境问题时, 也做出了若干假设:其中之一就是现实,它只存在 于关系系统(systems of relationship)中,所以在文化 研究中你要真正研究的是关系形态(configurations of relationship);第二,为了研究身为关系组织(or- ganization of relationship)的语境,你必须得接受语 境的复杂性”[20]。格罗斯伯格以语境来论证文化研 究跨学科的必然性,因为文化研究必然要面对各 种关系系统,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还是文 学、宗教、科学技术,他们都存在于一个系统之内, 研究一者就要研究其他的各个部分,这是文化研 究的对象也是其展开的领域。文化研究的这种语 境与民族志的走向一致。文化研究的民族志强调 了民族志本身的“语境”,复调寓言(话语)和微观 与宏观的背景连接,这也是文化研究的“语境”,在 此方面二者得以兼容。例如杰茜·斯泰希分析了好 莱坞电影的女性观众话语并与英国战时的背景结 合起来,《明星透视:好莱坞与女性观众》(1988)

“建立在对她所收到的来自一群英国白人妇女的 回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些妇女大多年逾 60,大 多是工薪阶层,并且都是 40、50 年代电影院的常 客。在这些回信和填好的问卷调查表的基础上,她 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自身所产生的 3 种话语来进行 分析,3 种话语是逃避现实(escapism)、识别(iden- tification)和消费(consumption)。逃避现实是妇女 们最常用的去电影院的理由。从历史角度来看,逃 避现实永远是一个具体的双向事件。那些妇女不 仅仅是逃进了电影院的舒适环境和好莱坞影片的 无穷魅力中,而且她们也逃离了英国战时的各种 艰难困苦、危险和限制”[21]。

五、结语

国内的文化研究目前已经析分出南北两种研究风格,一是京派的接近文艺学美学的风格,一是 海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风格。后者已经展开了文 化研究的内卷化,其中不乏民族志文本,例如《热 风学术》系列著述的出版,这些学者以国内的大环 境为立论基础提出“新的文化生产机制”等研究课 题,认为西方的后现代话语批判对国内社会而言 并非棘手要务,在如今的大转型大变革中我们面 临的是一种突围,对旧的文化生产机制甚至社会 生产机制的突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研究 不仅需要历史感而且需要一种“现场感”,需要深 入社会人心展开批判,海派的这一实践可以说是 一种对文化研究的文化自觉。

美国学者本·阿格在《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 究》 一书中“将文化研究更新为批判性的日常生 活,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文化研究直接参与到流 行文化的政治功能中。2.文化研究帮助转换我们经 历文化世界的方式,改变我们阅读、观察、聆听和 书写的方式。3.文化研究不要有技术学术行话,要 发展一种更为宽泛和公共的地方语言。4.文化研究 寻求路径来保留其理论性的同时还要开创公共话 语。5.在流行文化和官方文化间的断层线方面,文 化研究重新定义流行领域,以此打破划分人类活 动机制差异的经历和实践”[22]。阿格不仅在理论层 面重新建构文化研究,而且在操作层面为文化研 究的内卷化指出方向。作为文化研究内卷化的策 略之一,民族志文本直接参与到社会现实文化生 活之中,并改变我们“阅读、观察、聆听、书写”的方 式,这些民族志文本用普通人的话语书写,因为田 野工作的地点多元,民族志书写可以被认为是一 种宽泛的“地方”语言,它在介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中体现了一种公共话语(来自底层)同时又能够联 系不同的语境(包括各种理论与精英文化)。

西方文化研究学者在使用民族志的过程中改 变民族志,从文学中走来的民族志又走到文学中 去,它消解了内部的话语权力而指向外部的社会 权力批判,特别是民族志对语境的关注体现了它 与文化研究的兼容性。文化研究的民族志实践表 明,借由西方已有的研究经验,我们可以把握这种 文化研究的方法策略从而内卷化国内的文化研 究,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视角看当代的文化生活以 期更好地发展文化研究。

注释:

[1]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 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96~110 页。
[2] 郭继强:《“内卷化”概念新理解》,《社会学研 究》,2007 年第 3 期,第 194~208 页。

[3] Rimoldi,Eleanor. Involution, Entropy, or Inno- vation: Cultural Economics on Bougainville [onlin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The, Vol. 118, No. 1, Mar 2009: 47- 69. Availability: < http:/ / search.in- formit.com.au/ documentSummary; dn=938480583919129;res=IELHSS> ISSN:0032- 4000. [cited 07 Apr 11].

[4] 陶东风:《文化研究在中国——一个非常个人化 的思考》,《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7 期,第 56~59 页。
[5] 付长珍:《中国文化研究的本土语境与当前困 境》,《求是学刊》,2009 年第 5 期,第 36~40 页。 [6] 李岭:《文化研究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文艺 理论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95~97 页。

[7] 托比·米勒:《文化研究指南》,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2009 年,第 6 页。
[8] [13] [18] [19] 克利福德、马库斯:《写文化:民族

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 第 62~63、117~121、138、222~227 页。
[9] [15] [21]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 导论(第二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第 82、65~68、201~203 页。

[10] 佟新:《新劳工史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文 化主义到解构主义》,《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2 期,第 40~45 页。
[11] 吴琪:《从文学批评传统反观文化研究和文学 批评的关系》,《文艺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52~153 页。

[12] 李勇:《文学生活: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交叉的 领域》,《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第 117~121 页。
[14]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4~25 页。

[16] 雷启立:《文化研究的意义及其可能——从个 人经验出发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07 年第 6 期,第 69~70 页。
[17] 李明欢:《猎头与猎身——兼及“中国农民与比 尔·盖茨”命运的思考》,《读书》,2011 年第 3 期,第 38 页。

[20] 史岩林、张东芹:《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与全球 化——美国格罗斯伯格教授访谈》,《文艺理论研 究》,2011 年第 1 期,第 36~37 页。
[22] 张喜华:《让文化研究走出理论家的图书 馆——论本·阿格对景观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文化 研究》,《学习与探索》,2011 年第 1 期,第 183~1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