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8点，母亲“下班”，得数小时清闲。大多数情况下，她都会穿戴整齐，步行到离家最近的一个广场，与同样来自全国各地，帮子女看孩子的妈妈们，跳上几个小时的广场舞，风雨无阻。这是她每天最自由和最自主的时间。我偶尔也会被母亲的热情所打动，携妻儿一同前往，但却始终感觉无法融入······母亲的鲜活与我的僵硬在那个时空中泾渭分明。久而久之，面对网络上对广场舞如潮的质疑声，面对生活在这个繁茂丛林都市中的母亲们，我深感“广场舞”不仅是一种延续自20世纪的群众文化，更日益彰显出其饱含历史感的空间政治。

 

这一切几乎都发生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一大背景下。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至今已经超过50%的城镇化率使得城市成为人口和资本的主要集聚地。然而，“传统”文化形态的"消逝"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与现代化进程一般迅速。当资本如摧枯拉朽般重塑城市空间时，中国大妈们果断地站了出来，重申对“广场”这一空间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正如她们通过“买金”时的毅然决然一样。

 

生于1980年代初的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北方的小城市里，私人空间意识其实不是广泛存在的。从政府到学校、从医院到住宅区，对于空间的全民共享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广场，作为一种“非排斥”的空间形态，从小到大，向一个小区、一个单位甚至一个乡镇的所有人敞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广场内的文化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几乎同步的日常生活轨迹使得类似今天，发生在广场舞身上的各种矛盾，无法想像和存在。正是这一颇具公共空间的分配或者说空间所有权记忆，使得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尤其迈向私人空间（如住房和各种商业设施）的中国人，对于当下城市中不断减少或者被挤压变形的“广场”，五味杂陈。

 

首先站出来重申所有权的，恰恰是那个时代中的社会中坚力量——我们的母亲们。作为当代转型中国历史中的过渡性群体，她们不仅通过对广场的“占领”维护着这个国家在空间分配上的所有权，更有意思的是，以虽然求新求变，但本质上延续“秧歌”风格的“广场舞”，完成着对这一空间内社会关系的重塑。广场舞是广场内的主导/主流文化形态，尽管短时期内，高音跑和猎枪与广场舞之间的争斗不会见分晓，但显而易见的是，广场对一个分化的城市社会人群的高度包容性——从有户籍的到流动人口，从城市白领到建筑民工，广场舞对各种文化娱乐形态的高度容纳和重构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参与着城市空间的未来重塑。

 

就“广场”和“广场舞”而言，目前盛行的有关“公共空间”的讨论其实并不切题，因为它的前提是私人空间的扩展，而这仅仅是“广场”类空间当代转型过程的一个方面；矛盾的另一面，恰恰是由“广场舞”所展现的对于城市空间“公有化”的文化或传播实践。

 

母亲每晚回来后，看到她充满欣喜和释然的面庞，我对自己说，虽然看孩子是中国传统男权家庭和工业化城市环境中她不得不担起的责任，但广场和广场舞才是她的主场，是她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