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没有参与反东北发展[1] 的抗争，一星期到田里工作四天，像闺女般守在自己家里，一步都不踏出闺房，心无旁鹜的守在家园里。”

“刚开始种田时，甚么都种，怕蚀底[2]。休息棚搬了三次，以前甚么东西都留下来，都想要。后来领悟到只要保留有用的和需要的。原来还是城市模式和心态。也以为可以控制一切。现在是根据土地和人的能力，可以做到多少堆肥，才决定种多少和种甚么。”

“有些时候种得不好，原来是忘了照顾土地。现在七、八月不出菜，是因应香港的天气，休耕。”

说这些话的是一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女生李俊妮，他[3]是菜园村生活馆的发起人之一，现在是生活馆农场的农夫。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挺感动的。俊妮是反高铁、保卫菜园村[4]的积极人士，一直走在反高铁运动的最前线；很多反高铁的青年现在都加入了反对新界东北发展的运动，我以为俊妮也一样。想不到他按捺得住，没有追随火热的抗争行动，反而从高昂的抗争情绪转为踏实耕种，留守在寂寞的、辛苦而毫不浪漫的农务之中。

“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前后，我一直在想香港的社运年青朋友为何会选择归园田居的生活？这些朋友都很优秀，绝不是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工作或散漫无聊的青年。究竟他们是退隠？还是前进？

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 发言人蔡培慧老师在研习会第一天的社区主题，分享农阵的经验时提到年青人的疏离感。我想，本地归农的青年或多或少也是从疏离感开始的。

香港踏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社会状况

    香港在这十年间发生的与社区重建及土地利用有关的较为突出的保育抗争事件：

    2005年底世贸（WTO）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南韩农民因为诉求得不到回应，引起一连串的示威，其后与香港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2005年湾仔利东街[5]（喜帖街）因为旧区重建而迁拆；

    2006至07年天星皇后码头因为要解决中环塞车问题，建新的海旁道路而清拆[6]；及

    2009至10年，位于新界锦田的菜园村因为要建高铁而被迁拆

     现时参与务农的青年，大多是从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中走过来，而不少在这之前亦经过反清拆喜帖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运动的洗礼。这两个运动当时被主流传媒称为保育运动，认为是保育市区中一些有历史价值的旧建筑物，不要因为发展新的道路或新市镇或重建旧区而随便拆掉。有些人把这些行动列为怀旧，还说不明白为何带头的、参与最大的、最激烈的是一些年青人。其实这些保育运动，不单是怀旧，不单是保育这个或那个建筑物，而是牵涉到城市公共空间的运用。还有，政府在发展城市时，市民有多大的参与？又有没有让市民参与这些发展的讨论？所以，与其说这是个保育运动，不如说是个觉醒参与空间使用权的运动。社运电影《码头与彼岸》在2010年公映时有以下介绍：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天星码头，“引发”一系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 示威。然而，示威者一而再地表示，他们是湾仔的旧区运动培育、召唤出来的。……“规划民主化”、“保卫公共空间”、“解殖和确认本土文化历史”是保卫码头人士的人文价值目标。这些目标和要求，都在无数论坛、文 艺晚会、抢铁马、围警察的示威情景中，不断重复的提出，可惜，最后在主流媒体中都化作“集体回忆”和纯粹关于物件的“保育”。[7]

    青年们担心这些打着发展旗帜而来的举动，其实正一步一步在蚕食香港社会的民主和公义，牺牲掉多数人日常的已经非常卑微的生活，以满足少数人不断追求最大利润/利益。所以，清拆行动引发一个一个的社会运动。韩农的出现，更令香港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有血有肉的农民，这些真正把自己的生死存活与土地缚在一起的农民，给港人带来很大的震撼，也看到全球化与农业及农民的关系。青年朋友们经过一连串社会运动的洗礼和启发，从争取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再进一步思考生活自主权的掌握。

     另一方面，在生活上，随着全球化和地产霸权的日趋严重，楼价租金飙升，家族小铺执笠（结业）的执笠，卖铺的卖铺，香港一些小型的生产者或商铺已无法维生。以前家里楼下的士多（卖汽水饼干糖果等零食的小店）已慢慢消失，由连锁的、24小时的方便店取代；冰室、茶餐厅、云吞面店等普罗大众日常光顾的食肆，亦变为大型的饮食集团酒楼或连锁快餐店。更不要说以前的杂货铺、成衣百货店、鞋铺（卖一些没有牌子的学生鞋、波鞋、兵乓球拍、羽毛球拍等运动用品）、家庭用品店等，更加是愈来愈少。代之而起的是名牌手袋、名牌衣饰店、几个品牌的化妆品店、地产店铺、金饰店、电器及电子产品店等（满足大陆自由行来港购买内地买不到或没有品质保证的货品）。惟一能守得住的是药房，可能是因为自由行和水货客对入口奶粉、尿片、鱼油丸等的需求很高，可以养得起它们，甚至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以前，这些店铺只出现在尖沙嘴、旺角等游客区。现在，铁路沿线所有设有商场的铁路站内，由沙田、大埔、太和、粉岭到上水，都看到这类店铺林立。若闭着眼随便在某一个站下车，根本说不出自己身处那一个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住处已经没有了社区的特色，我们的生活根本已毫无选择的余地。工作，就好像为大地产商打工；而衣食住行，全都不能逃脱大地产商和环球资本家的五指山。

     社运启蒙 青年人的自省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是硬道理”，随着香港回归顺利过渡，“发展”成为了政府和大商家们无往而不利的托辞。把一切反对政府要发展的人定为反对改善社会经济民生的人。政府以为，只要为年青一辈想办法置业，给他们一些甜头，他们就会安定下来，就不会再参与社会运动。谁知我们的社运青年不是如此思考。他们对主流经济中的地产商垄断、大企业连锁店霸占大部份的市场感到厌倦；觉得工作是 “把灵魂卖给了大财团”[8]；对上一代或主流社会/学校整天叫他们好好应付考试（一方面却空洞地宣传读书不是求分数）、找份高薪厚禄的好工、想办法升职及储钱买楼等，感到烦厌。他们根本不想住进一些装修豪华的住房，因为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疏离感，与草根阶层的疏离、与小生产者、小商户的疏离、更有一些开始觉得是与大自然、与土地的疏离。

     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的疏离，主要还是与工作/生产有关的，当时香港还有很多轻工业，包括纺织、成衣、电子零件等制造业，人们的工作是大机器的一部份，不知自己所生产的东西是整件货物的哪一部份，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当时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多少保留一些农村社会的伦理关系。小时候过农历新年时，我们会与亲友们互赠一些自己家造的油角、煎堆、年糕等过年食品。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父亲的同事来拜年时，带着两个很大的盒子，每到一家就放下一些自己造的、未经包装的糕点。平常的日子，也会有一些小贩把自家制的糖水豆腐花等上门兜售。饮食方面，不少家庭都保留一些与农有关的习惯。例如节日前几天会把鸡只或生鱼等买回家中的厨房饲养数天；每家每户的门口除了有垃圾桶之外，还有一个猪馊桶，是盛放不能吃的菜头菜尾或骨头或食物残渣（即现在我们称为厨余）等东西，有专人收回去煮过后餵猪的。日常的生活，也还有很多手作的工艺，如裁缝、鞋匠、木匠、毛冷店、打铁师傅等。

     但今天社会的疏离，已经从生产的层面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大资本家不断膨胀，电子科技急速地发展，在愈来愈大的各种生活压力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已经从一种病态变为一种常态。人与土地之间的割裂，更悄悄地进入。年轻的一代，可能连有这种疏离的存在都懵然不觉，从来没有想过土地与食物的关系[9]，更加不会思考土地与自己的关系。

    

    因为疏离 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天星皇后码头的保育运动之后，社运青年们感到愈来愈多的疏离，希望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他们开始觉得，如果自己一方面谈公义，谈社区关怀，另一方面却过着没有原则的生活，好像怪怪的，也完全说不过去。社运青年很多是自由工作者，特别是文化艺术方面的朋友，他们选择住在旧区，帮趁[10]有人情味的小店或街市菜档。不过，他们当时只是停留在消费购物上尽量自主，尽量不与大地产商、连锁超市、快餐店酒楼、药房、眼镜店等进行交易。直至菜园村不迁不拆、反高铁运动一开始，大大开了他们的眼界和思维﹕原来香港还有农田，还可以自己种菜。生活馆有了自己的农场之后，更加发觉香港甚至可以恢复种稻米[11]。

     有了这样的视野，农村可以是一个出路，参与入农就成为理所当然了。他们在过程中发现可以用厨余做堆肥，又跑到街市收集几乎变成垃圾的鱼杂（内脏）做鱼肥，自己留种子……等，这些几乎零成本的可持续农业，原来是一种自主的生产。社区支持农业的共同购买方式，原来可以自己决定把产品卖给谁，或者不卖给谁，身边没有自己下田的朋友也可以吃到有名有姓的菜蔬。以前尽管避开超市间接剥削不知名农夫的菜，但街市的菜仍然经过重重批发商零售商的压价。当打开了这方面的视野的时候，不难想象一直在运动中追求自主生活的人都会跃跃欲试，而当中对农特别有兴趣，又有条件立即改变现时生活方式的人就会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开始搬入乡郊，投入与农有关的生活。

     务农﹕是革命 是运动的延续

    所以俊妮说他们务农，不是倒退，不是返乡避世，而是向前走，寻找生活应该走的道路。但他们其实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农夫，因为他们的生计也不是倚靠务农，因为他们还有一份可以维生的半职，他们只是开始尝试半农半ｘ的生活。“以前，社会的宣传和经济结构，只把我们推向消费和不断工作的无底深坑，只把我们推向货币系统的无奈循环：工作－消费（被迫的或主动的）－消耗能源－浪费食物（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超市和食肆都在大量地浪费食物[12]）－供楼/交租－再拚命地工作赚钱进入下一个循环,让我们无暇思考疏离的真相和如何摆脱。”

     到开始农耕生活后，农的经验进一步让他们觉得踏实。一方面感到自己实实在在掌握生产，用双手创造生活。另一方面一开始劳动，一弯下腰，一蹲下来，就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问自己以前手脚都是用来干甚么的？自己懂得干甚么活？重新认识/建立自己与土地的关系，认识阳光空气水源的重要，重新认识自己与食物的关系，与其他农民/村民的关系，与消费者的关系，重新认识身边其他人,开始更深层地思考城乡关系。原来香港的乡郊不单只是绿化地带，假日的好去处。还可以是农地。乡郊的耕种不单可以生产缩短食物里程的环保低碳食物，更可吸纳城市的厨余，不单舒缓堆填区爆满，更完满食物生产和消费的循环。共同购买订购本地农产品不单可以吃得健康，还可以重拾人与人的互信，而不是像主流社会的靠一纸冰冷的第三者有机认证。

     原来与现行经济体系保持距离，尽量少捲入货币系统之中，不单可以从消费——拚命工作中走出来，还可以摆脱疏离，与人、土地建立和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原来反高铁抗争之后转向务农，不再参与反东北发展的抗争，不是停滞不前，不是抽身而出，不是流失了运动的支持者，而是运动的延续，是激情后的创造和深化，用自己的双手双脚，过充实的自主自决生活。原来拿起锄头，耕的不单是农田，还有自己的心田。原来务农，也可以是一场革命。革命，不一定要在广场，不一定要在示威集会之中。

     以农为本 摆脱垄断与疏离

     透过反高铁运动，社运青年开始觉得乡郊的发展，不只是乡事委员会[13]的事，而是与我们住在城市中的人不能分割，特别是与自己息息相关。但是为何在2000年第一个十年蓬勃发展的本地有机耕种，未能让他们投入？因为当时有关有机的宣传和教育，主要集中在环保、健康、支持弱势农夫、拉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等议题。后来，香港的这种有机运动发展到今天，更比较像一场大型商业活动，而非一种生活运动。售买有机食品的超市排除了小型农户的参与，所谓的有机食品，仍然是大企业、大商家的天下（这次是农业企业 agri-business）。所以我们的社运年青人不满足于所谓的有机运动、乐活（LOHAS-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甚至是可持续发展运动，因为它们都已经变得极度商业化了。

     而务农可以自己掌握生产资源。采用天然循环的种植方法，甚至可以是零废弃，不但可以达到环保的目的（至少在自己的生活上不加速全球暖化），也可以把成本降到最低，同时可以摆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累积的循环，相对地可以从主流市场经济中抽离。

     从一些走天然种植和循环农业的成功例子中可以看到（特别是台湾的例子），农民要摆脱被制肘的状况，摆脱被大批发商、通路商控制价格不是没有可能。在城市中生活和在主流市场中找工作，要摆脱大地产商和资本家的阴影可能更难。因为只要走社区支持农业的道路，就可以自己找到市场，找到自己的客人，找到懂得欣赏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可以实际上支持自己的生计，就好像台湾宜兰赖青松的穀东俱乐部[14]，或者广西柳州和南宁的土生良品（爱农会的餐厅和社区农墟）[15]，实行自主生活，可以以自己（农民）作主体性思维。

     一个八十后青年在他的脸书上留言：“我们每天放lunch（午膳）时都抱怨食嚟食去都系食个d嘢（每天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但每天都无能为力地继续食嚟食去都系食个d嘢... ”这反映不少城市中人的心声。

     现在不要说在香港，就算在两岸的农村，要实行“以农为业”确是十分艰难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像菜园新村、或者生活馆，或者马宝宝社区农场做基地，建立“以农为本”的生活体系，尝试从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中突围而出，是有可能的。这种以农为本的生活，可以治疗全球化和大资本垄断下带来的疏离，可以摆脱束手待毙、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助感。因为农耕生活的脚踏实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亲手采收自己种下的成果，比在大都市中不知甚么时候被炒鱿鱼（辞退），每天下班拖着疲累的身躯，吃着不知所谓的晚餐，然后睡觉，然后第二天又开始另一个循环，要来得有意思。至少，如果连以农为本也说不上，亦可以说是以农为傲。

    

    务农是快乐抗争

    或者有人会说，社运青年走到农之中，只是那么十个八个人，没有代表性。但这是个从无到有的状态。俊妮说：我们之中有人务农，才有农的汇语，才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探索。正如前几天有一个八十后青年搞的旧书节和讲座，题目就定为“种读”。现场除了有书、有讲座，还有生活馆的菜和加工食品出售。如果没有了几个八十后青年的务农，就不会有这样的题目，书节就不会有本地农产品的出售。而俊妮他们在讲座中的身份，就可能只是反东北发展的一份子，没有甚么特别。

     农的工作，不一定是全部都拿锄头下田才算是归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所以也包括做宣传、找消费者、田间导赏、做财务工作、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等。当然，要明白大自然的道理；与泥土、天气、植物和各种昆虫等建立深厚的感情和从中的领悟，还是得靠在田里工作中得来。“因为耕种时用自己的一双手，所以耕种后对生活更有信心，更认识自己的能力，对世界与自然更能尊敬。”这是俊妮在归农后的改变和体会。

    

    在务农的近三年时间里，他们从渴望过自主自决的生活开始，到跟附近的小餐厅用自己种的姜和米等农产交换餐厅的咖啡渣、废纸皮来造肥料和覆盖，发觉自己原来已创造了一个社区经济。不断学习种植的知识，学习腌制等加工食品的技术，到开始追索食的文化，把研究稻米传统和有关的文化变成一种兴趣。归农，是一个不断实践和创新的旅程。

     反高铁期间，青年人们提出要快乐抗争，就算当中有一个叫“苦行”[16]的环节，抗争还是用快乐的调子进行的。因为抗争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现在的农的生活，是辛苦的，也一点都不浪漫。但这是追求自主自决、脚踏实地生活的重要一步；也是脱离大都市、脱离一个不知道谁在操控的金融体系带来的不安和疏离的重要一步。因此，务农，也是以快乐的调子进行的。

    

    后记

    我总是觉得，社运青年参与农的出发点和过程，跟我们九十年代或2000年开始投入所谓有机农业的人很不同。我们多是从环保、绿色、食物安全、照顾土地、照顾农民的角度投入。是社运青年教育了我从食物话语权、生活自主自决的角度去看务农。如果我以后从生活自主自决这个思维去看务农，不知道会否努力一点种菜，让收成好一点？

     作为两个八十后儿子的母亲，希望社运青年朋友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会愈来愈多绿色和健康的元素（譬如戒掉吸烟的习惯，早点睡觉等）。作为一个支持社会公义的香港公民，希望他们可以把更多农的元素带到社运界之中；也启发更多其他青年人/城市人归农。这是我的两个心愿和对他们的祝福。

    

    作者杨宝熙为香港永续栽培学苑顾问

[1]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是香港政府的土地发展计划，将古洞、粉岭北和坪輋／打鼓岭的农地划出为新界东北新发展区，作为住宅和商业发展，不过，由於发展计划大部份面积为中低密度私人住宅，公屋比例太低，并且破坏香港自然环境及农地，因而引起不满。
[2]即吃亏。
[3]这篇文章全部采用“他”字作第三人称。不用”她”，是因为笔者觉得无理由男生是人，女生就不是人，“他”字应是中性的。
[4]  2009年下旬香港政府推动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计划，被批评草率上马，工程与铁路及公路路线重覆，并且破坏居民生活及造成空气及噪音污染，其中石岗菜园村村民因高铁兴建被迫迁离家园。
[5]参考维基百科有关利东街（俗称囍帖街）如何因市区重建而迁拆以至消失。 俗称囍帖街的利东街，位于香港岛湾仔区，昔日以印刷喜帖著名。2004年初，香港政府计划重新开发此区，引发居民及民间持续抗争，要求保留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翌年政府收回业权，展开清拆行动及招标工作，利东街最终在2010年2月25日凌晨零时封闭。
[6]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07年1月31日刊出由朱凯迪撰文的“由保卫天星到皇后码头的运动论述(回顾与前瞻)” 及卫基百科有关保留天星及皇后码头事件。2007年，香港政府进行中区填海第三期工程项目，把有48年历史的旧中环天星码头（正式名称为爱丁堡广场码头）及中环天星码头钟楼拆卸作道路和商厦用途，引起民间团体不满，认为此举摧毁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保育团体策划一连串论坛、静坐和绝食，阻止码头拆卸，事件后来演变成警民冲突。
[7]参考香港独立媒体2010年11月8日发表，由香港一家制作社会纪实影片的民间组织影行者撰文的“码头与彼岸．第八届社运电影节介绍”。由影行者于2010年制作的145分钟电影，讲述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天星码头，"引发"一系列保卫天星、皇后码头的示威。四年后各参与者已各自继续发展了自己的社运道路，并回顾这个爆发点。
[8]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边一个发明了返工》（意思是：谁发明了上班）其中一段歌词。　
[9]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笑话是：小孩子以为食物是从超市生产出来的。现在的笑话是：儿童未见过完整的苹果，因为吃的时候已经给削皮切好；也未见过一株连衣连须的粟米（玉米）。
[10]粤语，光顾之意
[11]香港七十年代未已经没有商业性生产的稻田，环保组织长春社在塱原的稻米复耕计划只在环保界传颂。2009年之前，完全没有打入社运青年的心中。
[12]参考< 剩食>陈晓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7月21日出版
[13]香港新界的一个乡事谘询组织，其主席可以成为区议会的委任议员。
[14]请参考本文集台湾篇的：<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路>。
[15]请参考本文集台湾篇的：<没有梦想我们还能活得幸福吗？>。
[16]从世贸部长级会议期间韩农的示威中得到灵感，示威青年手中拿着稻谷，列队而行，随着鼓声每26步跪拜一次（深港段的高铁长26公里）。这个行动，于反高铁期间在香港不同的区域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