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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专著的教授的学术观——访姚大力
关键词:学术观 专著
1997年,姚大力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往复旦大学,依然从事蒙元史和边疆史地的教学与研究。按照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他的成果真是少得可怜。不仅没有专著,连论文也极少。
2009年11月,清华大学恢复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研究院建制,显然是希望藉此更全面地接续这所百年老学堂曾有过的浑灏沉潜的人文学术传统。有意思的是,新国学院的五名特聘专、兼任教授中,三位有南京大学的学历背景。这当中,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兼职教授姚大力,很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博士时间最长的一人。从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直升博士研究生,他竟一直读到1986年底!姚大力先生回忆说,那是一段拼命读书的时光,每天都感觉自己在进步,每天都过得充实快乐,可就是没怎么想到如何尽快把学位论文写出来。直到老师们觉得他不能再这样读下去了,这才赶快毕业。

1997年,姚大力先生从南京大学调往复旦大学,依然从事蒙元史和边疆史地的教学与研究。按照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标准,他的成果真是少得可怜。不仅没有专著,连论文也极少。在他看来,在一篇好的论文里被作者完美、成熟地表达出来的一得之见,只有在数量上巨大得多、但也许还不那么成熟和完善的艰深思考与探究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这就像浮出水面的那一角冰山须靠水下大七八倍的冰体来支撑一样。专业工作者不但要以极大的耐心将细节研究推进到极致,而且还理应有责任将这些成果还原到相关的宏观叙事图景里去,使那幅图景更带层次性、立体感和复杂度。这要求研究者对基本史料既烂熟于胸,又始终保持某种新鲜感,由此激活不间断的、个人化的思索、体察和感悟。他总是说,虽然产出少,但在这个问题上向未感觉吃亏。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他也从未放弃对当下的关怀。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清华元史》发刊词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当然不应该奢望,边疆史地之学可能直接回答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将会提出在我们面前的任何现实问题,但它理应使我们对现实的关怀臻于某种更平衡、更理性,也更加智慧的思想境界!”

读书报:您的学术经历很有意思。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您担任过四年系主任,到1991年卸任时却还是个副教授。这么多年以来,您从没有出版一部个人专著;已出版的《北方民族史十论》、《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读史的智慧》等书,其实都是您已发表论文或学术评论的结集。在中国的学术界,这好像有点另类吧?

姚大力:很多年以前,复旦一份叫《复旦青年》的校内报纸有记者采访我。那篇访谈稿选用了我当时说的一句话“我是很幸运的”来作标题。这是我的真心话。因为如果在某个一般院校里,我可能连当副教授都不够格;但到复旦不过两年,我就被晋升为正教授。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我很可能是全国唯一的一个未出专著就获得正教授职位的人。不仅如此,讲老实话,在晋正时,我正拖欠着在南京大学时认领的一个教育部科研项目,并且已拖了好多年。所以我一直被挂名在教育部的“黑名单”上,不允许再申报新的部颁课题。现在看来,我是有幸提前一步,在以项目、经费和著述数量来掂量学人斤两的劣规陋习还没有今天这般势大滔天时,好歹算是已经长结实了。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学术评价方面的公论虽日渐迷失,但似乎还没有彻底变坏到“只重衣衫不重人”的地步。我做了十几年副教授,并没有热锅上蚂蚁那样的焦虑,没有感觉到因为不是正教授就被别人看不起,而且活得也还算可以。但若不是复旦赶在学术评价指标恶性硬化前对我“破格”,我大概只好在副教授的岗位上退休了。

同时也应当感谢南京大学对我的包容。我从1981年开始读博士,直到1986年底通过论文答辩,其间足有五年多。当时没有什么别的人读得这么长的。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感觉单纯得不可思议。虽然几乎从一开始就大体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但事实上有很多年我都没有把精力真正集中在论文写作上。除了花很多时间修习法文、俄文等外语课程,我几乎一直是在由着性子东找西找地挑书读。那时候,亲眼见证“影射史学”之荒诞的老先生们大都主张回到实证考据派的立场上去。受导师们的影响,我对国学传统中审音勘同之类精湛的文本处理方法很入迷。另一方面,尽管还没有像极少数同辈人那样明确地意识到,实证史学如日中天的声势其实已然是一种回光返照,我还是在朦胧中觉得,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与更新已成为一件容不得忽视的事情。那时在中国以外,以施坚雅“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之语为标帜的针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主张,已经流行近二十年。它虽有某些带根本性的缺陷、而且也已在欧美的中国研究学术圈内引起反思,但与当时国内力图将自然科学中“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观念、理论与方法直接引入史学领域的尝试相比,前者毕竟还多一点启发力、少一点生硬性。中国现代的蒙元史研究一向极关注外国同行们的工作成果。受这一传统的引领,我在那个时期补读了许多西方“中国研究”的著作与论文,从中受益实在不小。

我的硕士导师和第一任博士导师韩儒林教授于1983年去世。此后我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翁独健教授门下。两位好像都对我很信任,任由我尽情读书,从没催过我赶快写完论文毕业。但等翁先生于1986去世后,南大和民族所两方面的老师们就觉得我再拖下去有点不对劲了。我想请蔡美彪教授继续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他大概也觉得不太对劲,建议我不必再另寻导师,只是督促我赶快写论文,并同意将来做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这才逼得我连忙转过身去,在翁先生逝世当年写完论文,并通过了答辩。

不是抱着要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特定目标,而基本上是信马由缰、任凭兴趣选书读书,这样的学习方式好不好呢?只要你能真看进那些书里去,那就不但没有什么不好,反而还应当经常挤一点时间这样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只是“由着性子”读过的各种书籍,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在后来所从事的研究中被派上用场。就好像当时无意中撒在水里的许多网,日后无论拉起哪一张,都会有满满的收获。由一个人的直觉导出的诸多学术兴奋点或兴趣点,虽然从表面看来可能相互孤立而缺乏联系,其实在与他的学术个性最匹配的那个特定智识结构中,往往都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研究生时代单纯的读书生活,让我至今留恋当年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那间塞满古书和外文书刊的屋子。

那个时代让人留恋的另一件事情,是我们多少还有些许的机会,亲眼目睹从辛亥革命前后六七十年间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阶段幸存下来的一批大师们最后的风采。孔子曾经把春秋近250年的历史由近及远地划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等三个阶段。借用他的说法,我们可算是刚好挤进了尚能亲承大师耳提面命之教的那个“所见”时代的最末端。在研究生时期教过我的老师中,还有人能够从古代经典的随便哪一句开始,流利地接着它背诵下去。你提一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他就能不加迟疑地往下背:“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随着从幼年起就接受“记诵经传、句读文义”的传统教育方式的人们纷纷凋谢,今后的学生再也不可能碰到这样的老师了。

在当时的南大操场上,每天早晨都能看见许多正在锻炼慢跑或散步的老先生。他们中间很少有像今天的名教授那样西装革履、行头笔挺的,大多是一身中山装,甚至还皱巴巴地稍嫌邋遢。可其中属于最响当当的大师级学者的绝不在少数。比如我常见到一位矮小而貌不惊人的老先生,就是中国最权威的法国文学专家。他一直招不到博士生,因为他出的专业试题,竟要求考生把《诗经》里的选篇译成法文。学法文的年轻人自然读不懂《诗经》,连其中的汉字都认不全。出这样的考试题目,哪还能招得到研究生?在操场跑道上,你可以与大师常川相遇。这是何等令人心仪的日子啊!

真的,只要面对着这些老先生,你就不能不被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那股充沛的人文精神所感召。但是我们还能把它继承下去吗?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接轨的一代”:一则要跟中断了数十年的本国学术传统、治学方法接上轨;二则要跟同样长期地被疏离的国际学术接上轨。对基本上属于“半路出家”的我们这一代,这种承上启下的使命沉重非凡。所以需要想一想,当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地变老的时候,我们能留给下一代的是什么?在下一代想起我们的时候,除了互相间那种鸡肠狗肚的争斗,除了看见我们在谈车子、谈房子、谈票子、制造一座庞大无比的精品垃圾山,我们还能留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更值得纪念的东西?

读书报:这么说来,您还真的十分幸运,竟然没有被日益严峻、甚至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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