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当代文化研究网为大家推送王晓明老师几年前的一篇演讲稿《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虽说是四年前的旧文，但文中描述的现象、呼吁的问题，今天看来，却是更加明显了。2015年所有的热播电视剧都改编自网络小说，几乎一转眼，腐文化、宅文化已从几年前的“奇观”下沉为“日常”，并且成为嗅觉敏锐的资本追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知识工作者还没来得及去正视它、认识它，朵朵“奇葩”已长成一片，王晓明老师在文中所警觉的那种资本主导、赢家通吃、圈养青年的“梦想”与“叛逆”，并再生产出驯服的个体的社会文化系统，看来似乎已针脚绵密地编织成型了。
在这让人猝不及防的社会文化巨变之下，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文学？怎么解释它？怎么判断并引导它的走向？都成为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所以，在今天新建一扇文化研究的窗，从这扇窗向外张望，是时势所迫，是为了找到洞察中国当代文化现实的眼光和有效的分析路径。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明老师提出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这个概念，并从“机制”一词入手，结合我们都熟知的当代文化现象，鞭辟入里地论证了当代文学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文章最后归纳的“当代文化生产机制”的七个重要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认识自我，从而改变自我，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感谢王晓明老师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所做的探索和开创性工作。
很高兴来“批评家讲坛”，感谢林建法、王侃两位先生的邀请。我讲的题目是“今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
我从“文化研究”开始讲。 如果把学术或大学的学科制度看成一幢房子，它有很多窗子，一个学科一扇，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这扇窗子，大体已经开出来了。之所以说它只是大体上开出来，是因为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窗框，不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也不是仿造别的地方的已经有的窗框，它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式的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一度成为显学的美国式的文化研究，再后来的日本、台湾、香港等地的文化研究，都不一样。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特点，是一扇新开的窗，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造好。现在只能说，经过大家十来年的努力，窗框子是大体搭起来了。
那么，从文化研究这一扇窗子里去看今天的中国文学，眼光、角度和方式，和以前从现当代文学啊、思想史啊、心理学啊等等窗子看，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有不同，那看到的景象，是不是也就不同？
先说第一点，如果硬要选一个词，概括从文化研究这扇窗子看文学的比较特别的角度，我就想用“文学生产机制”这个词，差不多十年前，二〇〇二年，我们就在周庄，专门以这个词为主题，开过一个讨论会。
这个词，或者说这个词所表示的眼光、视野和角度后面，是一个怎样的基本思路呢？大致说来是这样：
首先，是一个对当代社会的基本判断，它包含两个部分：一、中国已经大变了，与譬如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的情况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一个与那时候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结构，已经初步成形；二、这个结构还没有完全稳定，它还在变，不像欧洲、美国、日本那些地方，社会结构相当稳定，我们这里是一直都在变。
这就使我们看社会的时候，会同时有两种不同的感受。第一，很不满，从整体上很难接受这个新的社会结构，因为它是严重倾斜的，不平等的，赢家通吃的。不止是物质财富的赢家通吃，其他许多我们原来觉得不大可能被“通吃”的领域，现在也开始赢家通吃了。
比方说教育，现在一、二线城市的比较有名的大学里，贫寒子弟越来越少。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还有很多普通人家的子弟、贫困山区的农家子弟，大批进名校读书。我那时候带的研究生当中，就有不少是普通人家的子弟，我后来去过其中一个学生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已经是二○○○年代中期了，还不通公路，要涉水过河才能到他的家，但现在，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
再举一个有关情感的例子。大家都看过电视剧《蜗居》吧，里面那个宋思明，应该说是一个坏人吧。可你看他和小贝在爱情上的竞争，不但在论权势和财富这些方面，他占着当然的优势，而且在爱情、所谓的“男子气”、浪漫和活力程度这些本来应该是小贝占优势的领域，他居然也占了很大的优势：海藻最后会投向他的怀抱，并不完全是为了钱，她有情感在里面，她确实觉得宋思明这样的男人比小贝更出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蜗居》热播以后，网上有大量女性观众，不同程度地认可海藻的选择。南开大学的周志强教授，当时就在《东方早报》上发了一篇很好的评论，我不记得他是否用了“赢家通吃”这个词，但他说得很到位：这个电视剧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充分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权势者，对于社会其他成员的优势是多么全面。
但还有第二种感受：虽然现实很糟糕，但因为一直都在变，就还有希望，就像下棋一样，现在还没到结局的时候。这似乎是其他许多地方的知识分子多半不会有，就有也很弱的一种感受。比如日本，自一九九○年代以来，非常多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满现实，觉得日本社会的情况很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事，社会结构太稳定了，你可以做局部的修改，但很难想象整体的变革，更难从整体上撼动现实。当然，最近的地震和核灾难，是造成了一个全局性的震动的，所以有些日本人把这个事情看得跟明治维新和二战战败同等重大，也许这个事情之后，日本真会有某种根本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
正因为对现实还有上述的第二种感受，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该做的，就不止是事后的批判性的分析，还有介入性的建设。不能只是坐在学院里作理论解析，如果这个解析不具有指向实际行动的能量，它就是再尖锐，意义也不大。也许我们的力量极其微小，但只要将其投入现实，就一定能和其他的力量汇合，一起推动社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其次，如果是这么来看待现实，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就绝非只是“现实”——它糟在什么地方，毛病出在哪里——更是“未来 ”，如什么是比较理想的状况，社会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怎样才能达到那个理想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改变现实，才去分析现实的。因此，我们看现实的角度，就比较自然地会偏向动态的角度，具体地说，就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去看我们这个社会如何运行。
所谓“社会再生产”，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的自我延续。尽管一个社会的成分各式各样，非常复杂，它的自我延续却并非如野林子那样自然天成，任凭社会的各个部分自行其是。它的支配性的结构，或者说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及其意识形态，一定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需要，整体地组织社会的自我延续，不断强化其中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削弱不利的部分。如果没有大的力量的冲击，这种有组织的自我延续就会像轮子一样持续转下去，转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就会稳固下来。这个时候你再要撼动、改变它，就会非常难。
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是人的再生产，只有一代一代地持续培养出在整体上习惯于接受现实的人，社会才能顺利延续。举一个消费的例子来讲。中国有一句老话：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如果中国的年轻人，不要多，有三分之一，觉得这个话好，愿意照这个话指示的方式过日子，我们现在的城市经济、商品生产、消费结构，恐怕就都难以维持。反过来讲，如果人人都是“果粉”式的追星族，一听说要出iphone5了，就立刻摔掉iphone4，彻夜排队去买 iphone5，那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来说，就是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所以，关键是人，是人的想法，人的心理，如果能像苹果公司培养“果粉”的品牌习惯度和忠诚度那样，在整个社会的规模上持续培养公众对现实的习惯度和接受度，那这个社会就可以长存下去。其实鲁迅早就说了，如果一代一代都是阿Q，铁屋子就牢不可破。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人是怎么被再生产出来的？与各种经济啊政治啊的社会条件相比，社会的主流文化、支配性的文化，在这当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成熟乃至烂熟，原先似乎可以分隔开来的各个社会领域，是不是深度交融，越来越难以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潜移默化，是不是就弥漫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越来越明显的全局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今天中国的支配性的文化是怎样的？这个支配性的文化是怎么形成，又是如何扩散、改变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在运作？
这就是我所说的“文学生产机制”背后的基本思路，正是经由这个思路，形成了“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的概念，包括我前些年用的“新意识形态”这个词。而“文学生产机制”，则是“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的派生概念之一。
“文学生产机制”这个概念中的“机制”是指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在各种有形的社会和制度条件约束下实际起作用，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不成文法”。一般的社会和制度条件，都有相对明确的物质——包括文字、图像，等等——形式，但在许多时候，这些具有明确形式的东西并不真起作用，或者并不像其形式所表现的那样起作用，真正在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另外的东西。比方说宪法，各位看过宪法吗？没有？不记得？这很自然，因为我们知道宪法只是条文，虽然号称国家的根本大法、整个制度的原则根据，但实际上许多是虚文，比如“迁徙的自由”，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身为中国人，我们清楚地知道实际起作用的是什么东西，它们多半没有权威的文字表述，也没有什么机构来明确地显现它，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正有效的规则，我们的生活得顺着它们的逻辑过，没有户口本，你就得为孩子读小学多交钱！这几年流行的“潜规则”一词，就是指这一类东西，我说的“不成文法”，也是同样含义。所谓从“生产机制”的角度看文学，就是去看那些潜规则、不成文法，在中央实际地影响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
当然，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去看当代文学，最关键的着眼点，是文学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不是不关心审美之类的问题，而是不再只从抽象、孤立的角度去理解审美，要把审美的问题放进社会再生产的范围里面来讨论。
举一个例子：“文学青年”。如果时光倒回去三十年，或者六十年，“文学青年”差不多可以跟另外一个词画等号：“愤青”。什么是文学青年？就是喜欢幻想、舞文弄墨、好高骛远、愤愤不平的年轻人！你可以用任何贬义词去恶心他，但你很难说他功利、庸俗，文学青年的基本性格，至少其中很主要的一面，是不满社会，希望改变社会，他可能很软弱，但他不庸俗。那么，今天的文学青年还是这样吗？他们继续是“愤青”吗？今日中国，文学青年的数量依然巨大，其中肯定有许多“愤青”。但是，也有许多——可能比继续“愤青”的多得多——似乎是走到别的方向去了。比方说，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基本的温饱好像是得到了满足（特别在城市里），公共生活却依然令人望而却步的时候，生活的一部分兴奋点，就被转移到个人日常生活的所谓“审美化”：你去餐厅吃饭，特别在意菜式、餐具、餐厅的气氛、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吃……这些年房地产广告不断营造这样的意象： 冬日的午后的铺着麻布桌布的杯具精美的咖啡……事实上，类似这样的“小资情调”、“中产阶级趣味”，在现实中大量弥漫，今天的文学青年的精神能量，是不是有很大一部分被这种东西吸引去了？
这十年，出现了大量幻想类的小说，你看起点中文网，首页上列出来的小说分类，占第一第二位的，总是“玄幻”和“奇幻”，这类作品吸引了大量十几二十岁的读者。这个年龄，正是对生活充满梦想，因而很容易叛逆的年龄。为什么说“文学青年”可以与“愤青”画等号？就是因为“青春”可以与“梦想”和“叛逆”画等号。过去的许多革命的能量，就是这么形成的。今天中国的青少年，同样有巨大的梦想和叛逆的能量，但是，今天的现实，却像铜墙铁壁一般挡在面前，不容这个能量爆发，那怎么办？于是，就有大量的小说、动漫和网络游戏，协同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幻想世界，来消耗这些能量。我的一个博士生分析《最小说》刊登的作品，指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大批主要写给中学生看的小说，都把小说里面的年轻人的反叛对象，锁定为中学老师和家长，在我这位博士生看来，这样的故事设计，其实是在帮助中学生过一道心理的坎。现在的中学生，内心通常都有这样的纠结：一方面，他渴望独立自主，越来越讨厌别人的管束；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现实很强大，他模模糊糊地知道，在那里面是不能一路叛逆的，因此，未来既吸引他，也让他恐惧。《最小说》一类的作品，恰能在这一方面帮助他们“消除”纠结：通过阅读这些小说，在想象中释放叛逆的情绪，在虚幻的世界里畅快地反叛了那些可恶的家长和老师，他以后面对老板和领导的时候，也就能比较平和地顺从。同样，那些奇幻、玄幻类的小说、漫画和网络游戏，也能转移或释放青少年读者的被压抑的梦想，进而在实际上弱化他们与现实的心理紧张。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是不是过于尖刻，但是，上述这样的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确实正在以这种方式，大量转移和消化文学青年的精神能量。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各种文学式的“搞笑”。现实很强大，个人很渺小，我们没法改变现实，只能努力适应它：一旦这样的判断变得越来越稳固，如何排遣生活的屈辱、无趣和无意义感，就变得十分重要。最近这十年，小说、电视剧、小品、手机段子、话剧、电影、节目主持……“搞笑”之风都越来越甚。回避人生的严峻和严酷，用抽象的方式尽可能把具体的社会原因都过滤掉，以夸张的自嘲化解结结实实的苦恼，诸如此类的种种搞笑，以及它所指向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确实可以起到“减压”的作用，也因此能吸引很大一部分文学青年的精神能量。
鲁迅曾在《摩罗诗力说》中断言，人人心中都有“诗心”，因此就有“诗力”，而“诗力”一定是要冲破社会对人心的封锁，如“摩罗”那样挑战现实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就像我刚才极其粗糙地介绍的那样，文学青年的很大一部分——也许应该说是大部分——精神能量，是正在被转移和吸引到与社会愤怒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上去，不是去改造现实，而是加固现实。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非现在才有，以前的各个时代也都有过。我刚才举出的这些看上去一点不“愤青”的现象，是否包含着其实与“愤青”相通的因素，也需要仔细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中国的文学青年的状况，与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关系，是比以前复杂得多，值得我们更多去关注的。
下面谈第二点，从文化研究这一扇窗口，用“文学生产机制”这样的角度和方式，能看到怎样的文学景况？
还真是和以前从别的窗口——譬如思想史——望出去的不一样。我曾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六分天下”，意思是说，从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文学已经分化得非常厉害，二十年前那种严肃/纯/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二分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我大致是从文学的基本媒介入手，先分出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两大部分，然后依据资本运作、沟通渠道、媒介技术、一般政治心理、市场和政府管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网络文学的部分再分为三：主要由资本运作而形成的“盛大文学 ”；空间分散，由无数读写互动的小群体汇合而成的“博客文学”；以文字因素为核心的多媒体创作。同样，纸面文学的部分也再分为三：以譬如王安忆和莫言为代表的“严肃文学”；目前以郭敬明为主要符号，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的“新资本主义文学”——之所以用“新资本主义”这个形容词，是因为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已；以及在各种体制的空隙之间艰难生长，却绵绵不绝的反抗的文学。[1]
当然，上面的分类的标准并不一致，概括也都很粗糙，至于六呀三呀的数字，更只有比喻的意义，类似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只是用来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国文学的图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另外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把文学一分为六，但这些部分之间的关联乃至呼应，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比方说，“盛大文学”跟纸面世界的“新资本主义文学”，其实是一路的，其基本性格非常接近，而且它们正在合流，并因此而获得更普遍的影响力。
附带说一句，“新资本主义文学”对它的符号性代表作家是很无情的，一旦情势需要，随时都会抛弃他，换用新人。因此，“新资本主义文学”的范围里，不大会有那种生命期比较长的作家，不像在“严肃文学”这里，一个好的作家，可以在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持续受到读者的关注。
还有其他的关联。比如“博客文学”我刚才谈到它有保守的一面，而这种保守性，在纸面文学——譬如在“严肃文学”——里面，也大量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严肃文学”中主要由一批中老年作家所坚守的社会和人生批判的底线，与网上网下的主要是年轻人发动的反抗性的文字和多媒体创作，正有多样的互动。正是这种互动，让人觉得，今天的中国文学依然有其真正严肃的一面。
最后再说一点，批评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今天的文学是怎么个样子，更应该说明为什么文学会变成这个样子。你当然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变了呀，政治、经济、文化，每个方面都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些宏观的社会变化和文学世界的具体面貌之间，有很多中介环节，不把这些中介环节搞清楚，光说那些大的原因，是不行的。在我看来，“文学生产机制”就是对这些中介环节的一种有效的概括。这里，我就想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非常粗略地说一下如下七个方面，它们都是体现宏观社会巨变对文学的深刻影响的重要的中介环节，也是当代文化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
一、几乎遍及各个年龄段的人民的普遍的政治无力感。这一无力感来源很多，有可以清楚举出来的“事件性来源”，例如一九七○年代初的“林彪事件”、一九八○ 年代末的“风波”，等等；但更重要的是那种持续的、覆盖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日常感受的潜移默化，例如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后“权贵资本主义”的膨胀、“赢家通吃”的社会结构的成形，以及对于全球性人类进步的理想的破灭。
对这最后一点，我再多说几句。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在一九八○年代觉得中国现实很糟糕，因此要“改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美国模式”，一九八七年的政论片《河殇 》表达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看法。前两年的那份“宪章”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当然，表述上是清楚得多了。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这一美国式的梦想有两大障碍，真的实行起来，其实是做不到的。首先，如果每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上都要走美国那样的路，自然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即便世界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要那样生活，地球也承受不了。其次，美国本身也并非理想模型，它内部的社会状况的确相对宽松和富裕，但这一切的基础，却有极大一块是建立在美国的世界霸权上面，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全世界的人类和自然的几百年压迫掠夺上面。对这一点，一百年前的中国思想家已经看得很清楚，杨度在发表于一九○七年的《金铁主义说》中就讲，现代世界是文明国家主导的野蛮世界。因此，他们那一代人的世界理想，并不是都要变成美国，而是要创造比西方好的、真正文明的世界。但是，一百年奋斗下来，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道路都坑坑洼洼，似乎走不下去，于是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美国模式”上，而现在又发现，这条路也不行，那怎么办？中国往哪里去？人类还能进步吗？我觉得，这种迷惘正是构成今天的政治无力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现实中负面的东西太强大，另一方面，正面的理想的未来又不知道在哪里。简单地说吧，今天的中国，基本的社会心态是相当消极的，这对文学有无形但却非常内在的影响。
二、普通人，特别是城市中的——或正在努力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的越来越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我今天在这里讲的内容，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都不糊涂。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放任自己去思考这些问题，一直这么去想的话，太苦恼了。更何况，就算想明白了，又能怎么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政治无力感，一下子就让你泄了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就会将自己交给日常的私人生活，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比较用心。这实际上是将主动权交给了我们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日积月累地受着日常生活的训练和改造，持续变化的。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城市里，资本主义的逻辑越来越占上风，它所主导的日常生活的主流模式，也因此越来越强大，它对一般人——尤其是对人生抱着热烈期望的年轻人——的择业标准、人际交往、作息习惯、饮食起居，乃至许多生理感觉，一句话，身体，都正在发挥越来越深刻的铸造作用。到最后，即便你脑子明白，想反抗，你的身体也会拒不配合，拖住你，不让你动。这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要理解最近二十年文学的变迁，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里的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三、从小学阶段开始强化的应试教育，这个教育的影响太大了，不但决定青少年在学校里的学习、考试、班级生活，还一路跟着进入他们的家庭，影响他们的校外生活，因此，它不只是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知识状况和智力倾向，而是整体性地铸造人。比方说，今天的许多孩子都高度地自我中心，不注意周围的事情，他人在一个房间里，或者在一个人群中，但房间中有什么摆设，天花板和窗子是怎样的，周围有什么人，这些人是怎样的，他通常不注意，一问三不知。但一方面，太多的青少年很早就觉得，自己很渺小，只能适应现实，听由别人安排，那种初生之犊的勇气，年轻人的血性之气，非常弱。在今天来的火车上，我邻座的大概是商人吧，他在电话里教训他的属下，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实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正在对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重复这句话。今天非常普遍的这种奇怪的“个人主义”，既以自我为中心，又自我放弃，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一个“基因性”的来源，就是孩子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接受的应试教育。它如此强大，年复一年地加固孩子们的顺从和“被安排”的生活习惯，自然也就会在青少年与文学的关系中，投下极深的阴影。
四、各层面、各行业雇佣劳动的强度的增加，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作息时间表，也是影响今天整个文化包括文学状况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便在大学里当老师，也越来越像是计件拿钱的打工仔： 你上多少时间的课，做了多少项目，就给你算多少钱！ 各行各业，机关、医院、科学实验室，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越来越“老板－雇员”化。
与此相关的，就是劳动强度的增加，这增加不仅表现在时间上，更表现在心理上，人的心中的与雇佣劳动无关的空间，持续缩小。越是知识密集的行业，这后一方面的强化越厉害，今天中国的白领，真是极为辛苦，尤其是IT和金融之类的行业，对人的心理榨取的强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劳动强度及作息时间表，是在一个非常基础的层面上，悄无声息地改变了人们面对文化享受和文学作品时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五、城乡文化之间日渐悬殊的力量对比，这使得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非常迅速地被缩小。比方说，如今的至少是大部分乡村，都很难再说自己拥有与城市文化不同的“乡村文化”；方言、建筑、地域风俗、民族文化……几乎所有方面，都在这种城市文化的膨胀中大面积消失。这对文学的影响是多么大，就不用说了。
六、新的通讯和传播技术的普及应用，从个人电脑、卫星电视和手机，到互联网、高速公路网和高速铁道网……这些东西对人的身心的深刻影响，以及由此对文学的全面影响，也不用说了。
七、信息和文化的监管制度。在今天，不仅政府在监管信息和文化，资本也通过市场在有力地监管信息和文化；另一方面，政府的相当一部分监管，也开始通过市场来展开，因此，这个监管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以往的监控重点，粗略地说，是在创作环节。谁写了“反党”小说，作者是要坐牢的。就是有名的导演，要想拍个电影，也不容易，绝不是谁都能拿到拍摄的许可证的。但现在，随着技术和资本状况的改变，监控的重点转到了流通环节。你爱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你要拍电影，也很容易就可以拿到批准书，你可以拍。但是，你这个小说要以纸面发表，你拍的电影和电视剧要在电影院和电视台播映，那就关卡重重了。
在今天，行政部门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监管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合力，不但能有效地控制流通环节，而且反过来，这个经常是处在有效监管下的流通环节，开始越来越有力地组织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了。即使是有很大名声的作家，都不能完全避免这种与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非常相似的反向的组织。前几年，我的一位同事就写过文章，分析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的上、下两部，为什么比例上那么悬殊：上篇这么短，下篇却那么长？根据她的分析，在各种因素之中，以出版社为代表的图书市场对作家写作过程的介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余华尚且如此，其他作家就更不用讲了。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无论网上网下，高度监管下的流通制度的巨大力量，是单个作家根本无法对抗的。
还可以举出其他方面，但目前来说，上述这七个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它们涉及的情况当中，有很多是我们过去不大注意，觉得隔膜的，我们甚至会觉得，这些东西跟文学有什么关系啊？我是研究文学的，有必要去关心这些事情吗？最近十多年，这样的话，我听得很多很多。但是，我今天想粗暴地说一句：如果想有效地解释当今的中国文学，判断它今后的走向，我们必须关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我今天没有列出，但同样重要的方面。必须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它们，必须极大地扩充我们的知识库存和分析思路，学习运用新的分析工具。在今天，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做文学研究，可能要比过去困难得多，而文学研究的领域，也势必因此不断扩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文学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作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应该去理解这个变化。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文学？它发生在哪些领域里？它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大致看清楚状况，才能谈得上其他，如果是批判，也才能击得中要害。当然，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基本上是习惯了从一般文学研究的窗口，最多加一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文学的；现在要从别的窗口，比如文化研究的窗口，去看文学，一定觉得不习惯，做不好。因此，这个新的工作，其实主要是该由年轻人，就像在座的各位，来做的。
【作者简介】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
[1] 此处以下有六大段，分别介绍上述六个类型的文学的大致状况，这些介绍基本上是复述我发表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 5 期上的《六分天下：今日的中国文学》的前半部分的内容，这里就删去，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