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年末,玛雅预言的“末日”逼近。一时间,“世界末日”成为最吸引 眼球的话题;不仅各大媒体纷纷出炉“末日”专题,就连淘宝商家也做起了兜售 “末日船票”的无本生意。虽然在当代中国,一切都可以被转化为娱乐和商机, 成为即刻消费的对象,不过,如此集体性的贩卖和消费“末日”,还是带着那么 一股子近乎愤怒的黑色幽默,引人注目。

借着这一股“末日”盛况——为什么不呢,我给当时选修文化研究课程的几 百位本科生出了这样两道题,作为他们的平时作业:

1. 1、  如果你掌握着所有末日船票的分配权(100 张),你的分配方案是 什么?

2. 2、  根据你的分配方案,谈谈末日之后你所设想的新社会运行的可能 状况。

这样的提问,没有标准答案,却也不容易回答。作为提示,我建议他们不妨 看看电影《2012》。在那一年的“末日”热潮中,《2012》虽是一部借着末日预言 发财的好莱坞大片,但给出的“船票”分配法,却颇有些复杂,并不全然只是娱

乐。粗略说来,电影至少提供了以下几种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互补的方案。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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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有的金钱或权力可以直接换取船票。于是,各国政要和顶级富豪成了理所当 然的登船者。不过,灾难来得比预想的要快,俄罗斯大亨虽购得了船票,却无法 登船。教皇和美国总统,则出于对末日的理解,拒绝登船。第二种,是知识精英 依靠文化资本兑换船票。当然,这一文化资本和船票之间的兑换,也不全然对等。 以至于,美国科学家得以登船,而最初发现这一灾难的印度学者和他的家人却被 抛弃了;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更容易登船,而小说家之流,比如故事的男主角, 则未能跻身于这一兑换的行列。显然,最终决定何种知识可以兑换的,还是第一 种方案中掌握了权力的那一批。如果说前两种方案针对的是社会中多少有些特殊 的群体的话,那么第三第四种决定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命运。第三种方案,在影片 中并未实施,不过是美国总统转述妻子的评论:前两种方案并不平等公正,也许 唯一可行的方案是随机抽取。这意味着,人类放弃对自身和社会命运的决定权, 将它交给天意。而第四种方案,虽非哪一方明确提出,却是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的 “实际上”的分配之法:权力、金钱、知识可能都不是最终决定是否可以登船的 条件,相反,友情、亲情和爱情,以及在此激励下的个人的不懈努力,才是芸芸 众生为自己争得的真正船票。于是,作家、情妇、造船工人、不懂事的小孩子、 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小狗......,他们在克服各种困难后,把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登上由末日驶向未来的方舟。

显然,这四种不同的分配之法,都不可能分别得到彻底的实施。因为当一个 社会只剩下了权贵之时,权力也便失去了展布的对象,金钱成为一堆废纸。而一 个只有专家、没有超越自身专业界限的思考者和行动者的社会,恐怕也很难运行。 随机抽取的方案,看似完全放弃人的主观意愿,最为平等,但实际上不过是无条 件地复制现有的社会,将现有的一切可能的美好和罪恶带入未来。而第四种分配 之法——只有个人奋斗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既是资本主义最看重的社会组织逻 辑,也是好莱坞大片大肆渲染的意识形态,则又总是依附于既有的社会结构方才 成立。

就此而言,今天的社会,虽未遭遇电影中的灭顶之灾,但其整体的运行,却 一刻也未脱离上述几类分配方案间的彼此啮合与相互掩护。在此种状况下,人们 越是只依赖于单一方案理解和参与社会,一个为权势、官僚、金钱和“民主”所 控制、持续生产着不公的社会就越是顺利延续。至此,表面上看起来荒诞怪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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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大片,骨子里却是对社会现实的直白解释。它不仅复述着现实,更是把贯穿 于现实中的基本逻辑,刻写进了可能的未来。

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听了我的建议,在思考影片之后提出自己的方案。也许是 因为时间“匮乏”,大学里的课程永远满满当当,各色假日和考试,又几乎占据 了学生们所有的注意力;也许是不知从何种角度解读电影,尽管各类信息扑面而 来,而大学生理解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却并未真正增强;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看似开 放实则循规蹈矩的课程,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没有了天马行空地思考和回答问题 的兴致。最终,绝大多数学生们方案中的分配逻辑,比《2012》来得更加直白和 现实。

其一,严厉的“强者逻辑”。

也许是把世界末日作为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极端危机来看待,绝大多数学生不 假思索地选择了把船票给予“强者”。不过,什么才是“强大”呢?不同人的理 解看似不同。

在有的同学看来,末世之后,世界蛮荒,只有身强力壮者,才能战胜自然。 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康,成为“强大”的标准。衰老、疾病或弱小,一律拒 之门外。在最为极端的分配方案中,20-35 岁的男人获得了大部分的船票,只有 一小部分名额给了妇女。因为在这一标准的“强大”中,女性不过是弱小无用的 群体,只是因为能够传宗接代才不被遗弃。另一种对“强大”的定义,来自现代 科学技术的辨别。把地球人集中起来进行基因的测试,从中选取最优秀的前一百 名,成了最简洁方便的方案。较之于这两种生理意义上的“强大”,更多人则直 接挪用今天社会中既有的强者定义。于是,在某一领域成为顶级人物,成了判断 其是否为强者的依据。政界领导、顶尖专家、商业领袖、世界首富,理所当然得 到船票。新的社会自然也就由这一小撮精英重新创造。

无论是体能标准、基因检测,还是精英召集令,判断依据虽然不同,但贯穿 其中的思路却大体一致。那就是,当人类社会遭遇重大危机时,活下来的机会“应 该”首先留给既定的“强者”。于是,在自然实施丛林法则之前,学生们依据自 己理解的“强大”,完成了“优胜劣汰”。

其中,只是有一位提出了对“强大”的疑惑:如果地球毁灭,谁也无法预知 灾后状况,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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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我”必须带上家人!

这是另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分配逻辑。超过半数的学生明确表示,一定要带上 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乍看之下,这大大不同于“强者”逻辑。因为家人或朋友, 是因亲情、爱情和友情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和照顾。它不仅和强者逻辑无关 ——任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人必是精英或正当壮年,甚至还和强者逻辑相悖— —正是千差万别、各有弱点的人,构成了人们彼此依恋和相互照顾的基础。

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此表示者,在分配其余船票时依据的又往往是“强者 逻辑”。在大多数的分配方案中,这两个逻辑并行不悖地运行。如果进一步深入 这一“家人优先”的逻辑,便会发现,对年轻的分配者们来说,可以称之为“家 人”或“朋友”的范围,已经大大扩张了:喜欢的演艺明星、时尚设计师、顶级 厨师......。既然现代生活中“我”所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都属于“家人”之列, 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那么所有这些也应该一同登船。

倒也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两者间的抵牾:“强者逻辑”适用于他人,而“家 人优先”独为“我”服务。不过,对此的解释却是:“人是自私的”。在他们看来, 既然“自私”是人的天性,那么因“我”而网开一面或标准不一,也就毫不奇怪。 在这里,必须带上家人的“我”,完全不必考虑“我”的权力从何而来。而这个 躲在自私“天性”背后,在末日之际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甚至决定人类未来的“我”, 究竟和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权贵们有何相似之处,更是被彻底忽略了。

其三,“劳动力”与“管理者”。

如果说,“强者逻辑”和“家人优先”间的互补构成了基本思路,那么进一 步的分配,依赖的则是既有的社会分工原则。按职业的重要程度分配船票,是相 当一致的选择。当代大学生对“社会分工”的实际理解,也由此凸显。

在他们看来,需要登船的职业,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银行家、律师、 农民、建筑师、工人、心理分析师、演艺明星、厨师、裁缝、翻译、教师......。 不过,在眼花缭乱的职业名单背后实际隐含的,却是一种对劳动/技艺相对僵化 的看法。这种僵化,既表现为,现有社会中各种“高大上”的行业被理所当然地 保留下来,至于社会重建为何首先需要这些类型的工作,却语焉不详;也表现为 所有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种地、裁缝、煮饭烧菜、打扫卫生 等,也被预留了位置,视为只能由专门人员提供的服务,而非每个幸存者应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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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学习的技能。 不过,真正有意思的还不止是这样的“不假思索”。因为在分配者优先考虑

的各项职业中,得票率最高的,既不是银行家,也不是农民工人,而是“领导人”、

“政治家”或“管理者”。紧随其后的是“军人”或“警察”。在解释这一选择时,

年轻的分配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带上强有力的“领导人”和“军人”,是非常有

必要的,因为只有他们可以维持秩序、防止混乱。于是,服务于治理和暴力这两

类国家机器者,成了最优先考虑的对象。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被治理者在不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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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占领华尔街的口号——“他们是 1%,我们是 99%”——流传日广 的时候,我在学生们的分配方案中读到的是另一组比例:只有 1%的“我们”愿 意把船票分给穷人或弱者,而 51%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领导人”、“政治家” 和“军人”。

基于上述分配原则展开对未来社会如何运行的想象(第二题),自然困难重 重。不难发现,年轻的分配者们,一方面普遍渴望自由民主平等,另一方面又不 自觉地为未来装配好了威权式的管理者和暴力机关。一方面将人类文明及其存活 的环境视为理所当然——城市、资源、社会分工、工业文明等等,另一方面又对 这一文明本身毫无信心,在毁灭之后似乎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做打算。一方面 将个体视为功能性的存在——“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惯于依据个人喜好,选择 性地复制社会。渐渐地,一个和现存社会几乎“copy 不走样”或无法真正不同 的未来社会,浮现在了眼前。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学生们没有认真思考,随便作答,何必当真。或者 说,你教的这些学生并非“一流”,如果去问问清华北大,回答自然不同。也许, 也许。

不过,我并不相信有这样的“也许”。因为无论是“强者逻辑”、“家人优先”,

1在中国,对一个年长者来说,被称为“劳动力”,或许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对我这样的 70 后来说,自 称为“劳动力”可能是一种搞笑或反讽;而对此后的青年人来说,“劳动力”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自然无感 的自我指称。“劳动力”这个词的运用的历史,显然是非常有趣且值得追究和思考的当代文化现象。这不 仅涉及到不同世代的人如何理解到劳动/工作,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还直接关系到与之伴生的主体的自 我认识方式的变迁。

2 这一类的重生方案不仅体现在学生们的分配方案中,同样也体现在网络上的各类重生文中,在灭顶之灾 中,完全依靠国家和军队的力量获得重生,是比较一致的思路。

案中共有的名字——“劳动力”。 显然,一面是储备最强大全面的劳动力,另一 面是实施最严格有效的管控,被看成了人类重获新生的最佳方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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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凝固的社会分工和隐匿其后的阶层固化,僵化的对劳动技能的理解,乃至对 新的不同于今天的社会既缺乏想象的雄心也缺乏认真的准备,所有这些都不是某 一群大学生才有的特征,而是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通病。指望一小撮“精英分子” 扭转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病症,而放弃数量庞大的青年群体的理解力、思考力和行 动力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意义,则未免错判了这个时代的基本动因。

至此,如果说有一个“船票难题”的话,那么,它指的从来也不是学生们理 解粗疏、想象匮乏的现状,而是指:当代大学生或青年群体对现实生活正积累起 高度的不满,这种不满由就业难、购房难、结婚难、城市生活难等一系列现实问 题催逼而成。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教育所形成的理解和参与现实 的逻辑,又与社会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和当权者高度一致。于是,一方面,在这一 系列逻辑的支配下,现实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对人的压迫和紧逼,构成了年轻人对 现状不满的源头,而另一方面,由此持续累积起来的不满和思考,却无法形成对 现实真正有效的质疑和挑战,更遑论形成改变它的动力。这也正是“末日船票” 遭遇的真正问题。原本经由末日危机,人类社会获得了更新的机会,可能走向不 同的未来。可实际分配船票的方式——尤其是当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分配逻辑如此 一致之时,却使得人们只能不断复写旧有的社会结构,一再错失革新的可能。就 此而言,世界末日的预演,不过是把当代社会面临的自我革新的窘境,浓墨重彩 地标示了出来。

二、通识教育的地形图

  不难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正面临着类似的自我革新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便宜的土地和 优惠政策等条件,虽构成了中国的竞争优势,但在整个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这 一优势势必无法长久维持下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需要实现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换代。

其次,这一无法维持,不仅来自于全球体系的竞争压力,也来自于在此过程 中,日益积累的社会内部矛盾。依凭由发达国家确定的“强大”标准、“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的“家人优先”的惯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对“劳动力”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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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配模式,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由这三种逻辑彼此啮合、驱动社会转型的 后果也日益凸显。它不光表现为,经济发展高速但不均衡,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社会分层迅速固化;也是指,权力腐败问题严重、政治改 革难以推进,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对“强大”的理解越发单一,以及整个社会的 道德共识被一再腐蚀和破坏。

尽管有人将这些理解为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不过问题在 于,作为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主力军,中国的青年一代正是在 这一不断被“牺牲”掉的中国现实中成长起来的。当一个社会长期奉行单一的“强 者逻辑”和“家人优先”的原则,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总是推卸与自己利益无关的 一切责任,越来越的公共福利被转化为只能在市场上购买的服务的时候,“求稳” 和“自保”不仅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心态,也使得青年们的“理想”以及追求理想 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如果说,在此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总是显得被动和 消极的话1,那么这一被动和消极的源头,从来也不是“智力”和“基因”,而是 日渐成型的社会生存模式使然。

然而,身处新一轮由互联网和生态议题所主导的全球变革中,青年所面临的 生存压力和生活难度却不断增加。一方面,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渴求的,是既能 够承受高强度、高流动性,同时又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这一轮新 自由主义经济强力碾压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共同承担的社会危机也越发严峻。 能否形成针锋相对的保护社会、处理危机的能力,已经成为对新一代人类的基本 要求。就此而言,无论是积极自利,还是消极自保,在当前主流社会生存模式下 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显得不那么合乎时宜。

正是针对这一不合时宜2,或为了培养更合时宜的“创造性的人才”,中国大 学开始推行通识教育或增加大类通识课程,希望可以生产出更符合当前形势下全 球经济竞争要求的劳动力。不过,这一以配合市场需求为目标,由站在市场背后 的国家所主导的通识教育,其实际展开的方式却是,仿造西方既有的通识模式, 在越来越严格的数字化管理之下,要求学生养成自主和创新的能力。

以经典化为主导的通识教育模式和整齐划一的数量化管理,能否将中国学生

1 2013 年上半年,《人民日报》连着发表文章,批评青年的这种暮气沉沉的“不良”状态。 2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的说法,是:“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 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机制不活,学校办学活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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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赶入“创新”的轨道?这一点恐怕值得所有关心中国社会未来的人们,打上一 个大大的问号。

这首先是因为,创新和自由的意义,从来也不是自明的,而是在于,社会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因它们的存在而得到了真正的改善和进步。倘若缺乏对整个社会 状况的基本理解,缺乏对“何谓社会危机”的根本判断的话,创新和自由也就模 糊了它的意义来源,成了无的放矢。而通识教育的再次“流行”,正是因为它的 目标是培养对社会展开整体判断和想象的综合能力。上世纪 60、70 年代,西方 大学之所以开发通识课程,针对的便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同文化和 种族的移民大量涌入,旧有的西方社会价值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彼时的 西方社会而言,开展大学通识教育的主要目的,从来不在于由后发到先进的升级 换代,而是在已经占据优势的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固本正源。因此,重新确认西 方文明经典、形成社会核心价值,成为通识课程的基本模式。

显然,中国当前展开的通识教育,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境。这不仅是 因为,中国社会培育整体判断力的动力,来源于变革的压力——无论是从经济、 政治还是文化来看,都是如此,更是因为,在经历了整个现代化的冲击和二十世 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究竟什么才是应当通过学校教育延续的“经典”,本身 仍处在继续创造和争议的历史过程之中。

就此而言,一味按照欧美既有的通识模式,依赖于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手段, 推行通识课程,不过是一次毫无主体性的模仿。正如船票分配方案所揭示的那样, 中国当代大学生,早已耳闻目染了整个社会主流的生存逻辑。正是这些逻辑,构 成了其判断力和想象力得以展开的基础。如果罔顾这一教育的基本现实,不分析 既成的受教育者的心智地形图并加以改造,一味灌输自认为的那一套恰好被标记 为“创新”或“经典”的知识的话,那么,被由此选拔和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 以既有的生活逻辑去整合新的知识,由此展开的,势必是在既有社会逻辑划定范 围内的“墨守成规的创新”。

倘若上述质疑成立的话,那么,对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而言,其首要任务便 是和学生一起,辨认和绘制已经布满了堑壕、堡垒和陷阱,也因此急需展开争夺 的社会心智的地形图。实际上,这样的心智地形图,就藏在我们的课堂之上。只 看我们是否愿意放弃固有的教导模式,挪开西方理论的直尺,促其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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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学生们构思的船票分配方案来说。针对主流的分配逻辑,教师应该开展 教育。比如,在危机时刻,只考虑强者而排除老弱妇幼,是不义的行为。再比如, 凡事优先照顾家人,在某种程度上,和今天所有的贪官的行为逻辑是一致的。不 过,这样的教育常常收效甚微。因为只是说出“真理”而不考虑“歪理”如何形 成或“真理”在现实中何以立足的话,那么其实际效果,便只能是:一方面,教 师永远“真理”在握,但另一方面,这样的“真理”因无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 遇的不义现实而被“遗忘”。在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越是无视真理如何在不义的 社会现实中被扭曲的事实,就越是模糊了实际上需要介入和改变的现实,削弱了 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因此,在这里,真正的关键在于,如何和学生一起分析由 上述分配方案呈现出的心智地形图,搞清“正义”和“未来”得以生存、壮大的 土壤状况。

首先,如果登船是为了人类社会的重建,那么“重建社会的目的是什么”, 便是分配船票时需要正视和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有意思的是,对绝大多数学生来 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为什么这个问题不需要思考,或者说,这样的问题究竟 在什么样的知识/感觉的结构中被“无视”,也就成了描绘其心智地图的第一步。

想来,社会重建的目的被“无视”的原因一定不少。其中,最根本的一条便 是,在既有的心智图景中,“社会”的形象既是模糊的又是固定的。这一方面是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往往作为“个体”的抽象的对立面存在。据此展 开的谈论,总是将“个人”和“社会”视为明确而遥远的两极,比如,“个人对 抗社会”,“社会由无数的个体构成”或者“个体的发展促成社会的发展”等等。 然而,这两者究竟在具体的历史状况中缔结何种关联,或者说,具体的关联方式 究竟有何差异?对此的描述,却最为单调和含糊。1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这 一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还在于,当国家控制和管理着绝大多资源之时, “社会”既是国家垄断一切之后的别称,正如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交替使用“国 家”和“社会”来指称中国2,却又是人们想要挣脱这一垄断的一个极为模糊的 企图——除了“国家”,还有什么?

如此说来,“社会重建的目的”这一问题之所以难以被认真提出和思考,恰 恰是因为,对青年人而言,现实中的社会与个体、社会与国家这一系列关系以及

1 关于这一点,雷蒙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有更为仔细的描述。
2 就此而言,领导人和军队的高得票率,不过说明了中国这一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特有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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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关系的描述,总是含混不清的。个体的改变,究竟如何能够引发社会的变 动,个人的选择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对社会的变革具有意义?自整个 90 年代以来, 这一类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如何发生关联的具体描述,总是异常匮乏。1年轻的分 配者们对“我”的定位,正是在这一状况下发生。一方面,是这样的含混与匮乏, 另一方面,个体又只能在具体的线索中发展出和社会的实际关联。于是,“家庭” 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线索。在这一意义上说,“家人优先”不过是在现代社会中, 个人得以成立,与社会构建起具体关联的方式之一。这一关联方式本身并没有问 题。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当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方式只剩下这样一种的时候, 缺乏其他关联方式的个人,就势必陷入将人性简化为“自私”的危机。

那么,究竟是什么阻碍了家庭之外的关联方式的建立呢?或者说,在现代社 会中,是什么使得其他类型的关联,即使存在也不被“看见”和重视呢?其中, 学校教育对人的生产,显然是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不仅是指,在长年累月的学业 竞争、分数排名之后,学生之间被规训地只剩下了对手关系,更是指,在大规模 的教育产业化之后,学校教育放弃了师生之间建立其他类型关系的抵抗。教师成 为兜售知识的服务人员,学生成为购买知识的消费者以及此后有待推销的劳动力。 无论处于什么位置,将自己“人力资本化”,成了最方便和安全的选择。当年轻 人经过十多年的此种教育的训练和熏陶,进入社会,他们对将个人和社会之间只 能由经济关系建立关联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对他们来说,一则从来没有见过 或被示范过别的建立关联的方式,二则一旦踏上社会,个体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身份将进一步明确下来,在没有其他关联方式——除了“家人”——可供选择 的状况下,此种经济关系势必完全支配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处理和想象。而当单 一的“强者逻辑”和孤立的“家人优先”成为仅存的关联类型时,这两种个人和 社会关联的方式,自然不可能提供对人性的更丰富的理解。而一旦将自己的“自 私”理解为天性,那么,个人与社会的其他关联方式,也就进一步失去了被讨论 和探索的可能。阶级、集体、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和可能关联的方式,都将被这一 “天性”轻而易举地否定和摧毁。就此而言,“家人优先”,甚至于将“家人”的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各类名人传记的畅销和流行,比如《乔布斯传》,除了传授个人主义和成功学之外, 也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对自身所处的时代中,个体与社会的具体关联方式被更具体更生动的说明的渴望。 而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成长小说这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提供的便是对个人与社会如何在资本 主义制度下发生具体联系的最细致入微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难以读 到这一方面的描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是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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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扩大到自己喜爱的明星或现代生活所需,与其说是分配者的“自私”,不如 说是凸显了他们在思考个人和社会关系时的孤立无援和无效挣扎。

于是,我们发现,今天的大学生,要能够充满想象力地分配船票、构想未来, 他们需要攻克或穿越的心智地形图上的保垒,实在不在少数。在我们初步勾勒的 这张心智地形图上,就包括:学校教育体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中可能占据 的位置,由经济主导的单一的对“现代”理解和想象,文化在这一想象中的作用, 大多数人想象自身的方式,“市场”的意识形态功能,“国家”的模糊性质......。

攻克所有这些,仅凭一己之力——无论是学生、教师、某一门课程或某个文 化研究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却是今天,作为通识教育的文化研究, 或者有使命感的通识教育,应该齐心合力的目标。

三、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改造教育/社会

  在我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新一轮教育体制内的“人力资本化”正在展开。

自 2014 年起,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开始收费。与这一项规定同时出台的, 是财政部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1 和所有中央发布的“宜粗不 宜细”的政策一样,这一暂行办法使得评定学业奖学金的难题,从教育部和财政 部,到中央和地方高校,层层下放,最后落到不同院系、学科和师生们的头上。 于是,什么是学术创新,什么是好的激励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标准、评定需要何种 民主程序、研究生教育作为社会公共物品的基本性质是否发生变化、社会公正如 何体现,以及数量化指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和客观的,所有这些问题,既 在这一轮学业奖学金的评定过程中轮番登场,又在庞大的限时限刻的科层制度中, 被彻底消解。

在 2014 年 10 月开始的评定中,有的学校在征求学生意见后,不设等地,完 全按照学费标准设定学业奖学金金额,使学生这一年的学费完全得到返还。有的 学校,虽设了一二三等奖,但因经济实力不错,最低等的奖金,仍能保证学费的

1该办法规定:“中央高校根据研究生收费标准、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 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级、奖励标准和评定办法(可分档设定奖励标准),报财政部、教育 部备案。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不得超过同阶段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的 60%。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分 配应向基础学科和国家亟需的学科(专业、方向)倾斜。中央高校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覆盖面、等级和奖励标准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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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而对于“优秀”学生的奖励,则是给予更多的奖金。有的学校,彻底拉开 了不同等级的差距,只有学业成绩优良、期刊成果多多的学生,才能“多劳多得”, 而那些成绩平平,不写论文的家伙,则注定“赔本”。而有的学校,则优先直研 学生和学生干部,让他们在等级评定中占据优势,以便为今后直研和学生工作的 顺利进行,打下伏笔......

如果说,在此之前,在教育市场化的大环境下,公费的研究生教育仍是一块 飞地,每年的国家奖学金还不足以将全体研究生驱赶进“创新”轨道的话,那么 新的收费与奖学金的制度,则是对这块飞地的彻底整编。在此过程中,一方面, 你不由感叹中国之大,因为大,同一个“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可以变幻出这么 多不同的评定方式。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之大,各地、各校、各院的执行方 式都可能不同,师生们的反应自然不一,而存在于这一整编过程中的根本问题, 便很难被捕捉,更遑论引发公众对这一轮教育“人力资本化”的关注。

不过,倘若对照之前的心智地形图的话,便不难发现,就大学教育的革新而 言,新一轮激励机制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不仅不改变当前教育体制下,学生和教 育之间的关系完全靠经济来确立的基本状况,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其兑换的频率。 如果说,之前教育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化”,指的是缴纳学费换取学位,以便在 市场出售“某一等级”的劳动力的话,那么改革后的研究生教育,采取的则是一 度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抛弃的短视的激励方式——计件制。每一个学分,每一篇 CSSCI 的期刊文章,每一项为学校管理贡献的服务,每一次国际化的交流,都被 视为可以兑换金钱的产品。在此过程中,教育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学术研究所需 要的时间,公共服务所要求的“公共意义”,统统被一年一度的兑换节奏彻底打 乱。

  当年,在分析大机器和工业时,马克思曾感慨:

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变得 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 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 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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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构成‘主人’的权力。1

显然,如果学习只是一种将自身资本化的劳动,那么,以教育部学科目录为标准、 负责颁发学位和奖学金的的激励体系,也就成了那巨大的让一切劳动变得没有内 容的“科学”的“机器体系”。如果说,既有的学术规范、理论范式和学科体制, 是一切学术创新需要反思和超越的对象,而完整的无功利色彩的学习和研究,是 这一反抗和超越之所以可能的保障。那么,不得不时时拿去兑换的学习和研究, 自然不可能是这样的保障。在既有的学术规范、理论范式和学科体制内循规蹈矩 的写作和思考,既是最容易“出活”的选择,也就自然成为这一整套学术激励机 制的直接后果。于是,整编之后,缴纳学费的研究生们,将越来越和在机器体系 中劳动的工人们趋同。区别只在于,他们的“劳动”机会,是需要付费购买的。 而指望这样的计件劳动有怎样的创造力,即便是历史上最贪婪的资本家,恐怕也 从未奢望过。

毫无疑问,这一类将人彻底资本化的体制,势必再次巩固社会主流心智地图 中的内容,大大缩小文化研究在学校体制内的空间。当文化研究鼓励学生多多发 表短平快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在大众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这一套兑换 体制看重的却是高度专业化的论文。当文化研究引导学生走出学校的高墙,与不 同诉求的社会团体交流,搭建更为广泛的公共平台,展开多样的践行的时候,这 一套兑换体制看重的,是学生是否为既有的行政和党团体制提供管理服务。当文 化研究训练学生的心智,促其反思社会关系的全面“经济化”,重建对乌托邦的 信心的时候,这一套兑换体制则致力于将一切规定为“资本”,将一切为未来而 积蓄的力量,转化成了此时此地的“盈亏”。

不过,同样是这一肆意扩张中的兑换制度,却也给文化研究的教与学,带来 最鲜活的刺激。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的教学之所以有意义,从来也不 在于“说出真理”,而是在于人们能否运用真理,使其在现实中真正扎根。当文 化研究的主张遭遇不义的教育制度时,它应该做出怎样的判断和反应?在大学教 育过程中,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不同于经济的人与社会的关联方式?理论的学习 和思考,能否让人最终获得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而这样的行为,又将在 多大程度上实现对周遭现实的改造?

1 《资本论(第一卷)》,第 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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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这一刺激面前,文化研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将这一现实挑 战视为检验平日所教、所学和所信的绝好机会,集结一切可能的力量,与这一扭 曲的现实作斗争。哪怕暂时的结果是失败,也不屈从于现实,而是将其视为练习 和积蓄力量的过程。另一种则是承认现实的强大,聪明地意识到理论和现实间的 巨大落差,无论这样的聪明是否导致更为激进的言辞、更加激烈的姿态,其结果 都不过是脱变为被体制圈养的学术一种。

因此,对文化研究系的师生而言,学业奖学金的评定问题变得格外现实。这 一现实不仅是指评定的具体标准、奖金的多少,而是指向一系列涉及到今天研究 生教育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否接受这一套以刺激学术生产为名的将人、学习和社 会关系进一步“资本化”的制度?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如何挑战和改造这一逼到 眼前的既是压力又是诱惑的制度?我们如此行事的依据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样 的行事,可以带来我们认为的更好的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而这正是上海大学文 化研究系的师生,在这几天之中持续讨论的议题: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强烈的愤懑?就是因为它戳中了我们的痛处!我 们不是不需要钱,相反,我们很需要钱。正是因为“英明”的决策者知道 我们缺什么,它就以此来胁迫我们,让我们为了钱屈服于它的指挥,如 此卑鄙粗暴的手段,这是多么非人的教育!1

国家将私钱集中起来,不是用于公共事业,而是奖优(其初衷),这

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么学生有没有理由要求取学业奖学金来冲抵学费? 2

如果不是因为今年国家笑纳了我们的学费,有关此事的讨论各高校 的学生会这么热情洋溢吗?一味的私事,好像大家都更甘愿于埋头在自 身的一亩三分地中,只有私人利益很露骨地遭遇公共领域调戏的时候, 大家的热情反而一下高涨起来。看得见的被调戏,很快就刺激了我们反

1 袁剑:《学业奖学金:你不要用钱来指挥我!》,2014 年 11 月 21 日。 2 王磊光,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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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的行动本能;还有很多不直接的调戏,怎么就不能刺激我们大脑皮层 的活跃?1

    在这次讨论中,我有种体会,那就是参与讨论是很重要的。结果当

  然重要,但是过程更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体会很多理念落

  到地上的生疼。我们常说理论结合实践,这次事件可以作为绝佳的示例

范本。2

如果说上述议论还是在批评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结合文化研究的思路对自身展开 反思的话,那么更多的讨论则企图创造出不同于既有的分配之法的新方案:

既然我们要解构教育部/学校的经费分配权力,那么是不是应该创 造一种文化研究自己的分配模式?从逻辑自恰的角度出发,在文化研究 系层面讨论/解决再分配问题,而大家又都认可再分配,不同意量化, 是不是就只剩下平均分配一条了?......从文化研究“夺权”的角度出发, 我们是否就不要把是否具备共和国国籍作为标准,而应该把所有人都纳 入分配?3

众所周知,文科的科研经费有限,更不要提学生了。当文化研究系 的学生在学习以及田野调查时面临经济压力时,现有的学校体制根本无 法保障。依靠学校每月的生活补助,那只够买米的钱。所以,我想,如 果获得学业奖学金的同学,愿意拿出一部分奖学金注入到集体的基金里, 那么大家可能获得更多的保障。4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次的”学业奖学金“冲抵学费?......我不同意用这

1 方旭东,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0 日。
2 王欣然,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0 日。
3 邓剑,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0 日。目前,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一名外国留学生、一名台湾学生。 虽然他们同样交了学费,但却不属于“国家学业奖学金”的评定对象,因为该奖学金明确规定接受者须具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4 柯桢,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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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思路去分析“奖学金”,因为我不同意,“奖学金”来自“你的学费”,这样

  的思考逻辑。我认为这些钱来自整个社会,也需要我们拿钱的人,去回

应社会(所以,要思考受教育的自己如何回应)。1

显然,较之于各高校或平均分配或三六九等的做法,这些方案的分配思路和 眼界,要开阔得多。国家的界限、新的共同体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形式、奖励的缘 由和目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比如文化研究系、或者仅仅是有志于文化研 究的人们)等等,被列为有待争议而非不假思索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个人与社 会之间一种新的关联方式也开始出现,那就是一种强烈的成员感。个人不再仅仅 是屈从于社会,或者单纯的反抗社会,而是成了可以经由不同主张的共同体,通 过经济和其他组织方式来变革社会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文化研究系的师生还是 不可避免地要“分钱”,但区别于教育部的“以利诱之”,学生在思考和探索新的 分配方案时,从来不是立足于一个糟糕的功利化的现在,而是从他们所相信的更 美好的未来出发,来设想今天对金钱的支配和如何运用经济的力量,进而建立起 不美好的现实和更美好公正的未来之间的实际联系。而所有这些,正是当“学业 奖学金”试图将人直接碾压为彼此竞争或无差别的个人时,文化研究的教与学所 产生的现实。

也许是太过巧合,从分配船票开始的对文化研究教学的讨论,重新又回到了 面向未来的分配问题。不过,我宁愿将其视为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在大学 体制内展开教学所遭遇的基本境遇。那就是,面对现实,文化研究从没有任何知 识上或道德上的特权。它所做的,从来都是直面“船票难题”,在美好未来2的指 引下,和知识的现实——心智地形图,和体制的现实——一切因固着于现实而放 弃未来的教育体制和其他制度,和自身限度的现实——没有人可以真理在握,做 近身的格斗。这一近身格斗,既是文化研究教学的基本实践活动,也是积累积极 正面的斗争经验,获得理论和现实之间转化的基本能力以及树立更强大的信心的 过程。

  就此而言,每一个老师也好,学生也罢,甚至于整个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

1 刘睿,讨论邮件,2014 年 11 月 20 日。
2 美好未来的想象和思考如何形成,文化研究系应该在此做什么样的工作,在此未能展开讨论。关于此点, 请参考热风书系“讲义与读本”中其他各讲义的论述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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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面对的都是再具体不过的现实的三维世界。而这一身处于现实中的经过文化 研究训练的主体,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正面经验、基本能力和强大信心,则共 同构成了传说中的第四维空间,并终将由此形成最终击碎不美好的三维现实的超 能力。

2014/11/11-/24(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