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月末,占领运动已过月,留在占领区的人们相互提醒要“勿忘初衷”。可是,初衷是什么呢?从政改方案落闸之后的学生罢课伊始,运动最核心的诉求便是“争取真普选”和“追求真民主”。但“普选”、“民主”及其之间的关系是个复杂课题,再加上香港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使得不少争论一派热闹,却给人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感觉。给民主、普选及运动本身定性非一篇短文所能为之,但我们可以关注这场以“民主”为名的运动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公义”。无论是“追求公义社会”还是“追求民主”或“争取普选”,都绝非是喊喊口号、举举标语那么简单,其背后都承载着香港社会的发展困境。我将细述这些困境,并探讨香港语境下的“民主”和“公义”之间的关系。
在占领现场的标语、演讲和普通占领者的话语中,“公义”一方面笼统地通过“撑公义”、“追求公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等标语口号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则透过学生罢课宣言、教师义教讲座、公众论坛和街头讨论及采访具体传达出来。对“公义”的探照灯式关注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现时的香港社会“不公义”。尽管不同人士看到的“不公义”现象不同,但最终几乎所有人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香港的“不公义”是因为它的“不民主”,因此只有“民主”才能带来“公义”,或至少,没有“民主”就无“公义”可谈。
这个逻辑看起来很美、很合理。但如果不基于现场观察重现香港语境下的“公义”(“不公义”)和“民主”(“不民主”)指涉的真义,就无法清醒明白地分析两者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前因后果的关系。进入正题之前,我们首先来追踪了解一下“占中”的背景。
“占领中环”的前世今生
“占领中环”并非新概念。为了响应2011年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主要代表的“反资本”占领运动,香港于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发起了“占领中环”抵抗运动,当时占领的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前的广场。华尔街的占领者们抗议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财团利益和社会不公义,全球的占领者们反对大财团的贪得无厌和市场经济的贫富悬殊,彼时香港的占领者们也在金融地标建筑前抵抗起本地的金融及地产霸权,控诉香港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两极化。
尽管第一次“占领中环”参与人数不多,也并没有动摇金融和地产财团在香港的霸权地位,但此次运动依旧产生了较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一部分香港市民的社会意识因此被唤起,开始关注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资本运作和贫富悬殊问题,并开始反思香港人多年来信奉的“中环价值”所掩盖的社会问题。
从名称上看,当下的“占领”似乎是上一场运动的延续,但一些占领者和市民又清楚地将两次“占领”划清界限并强调当下运动是目标为争普选的政治民主运动。不过,若真如占领者所区分的那样,为什么这场运动依然选择命名“占领中环”而非“占领金钟”或“占领西环”?为什么上一场“占领”运动中的反资本、反垄断、反不公义诉求依然被隆重地带入这次的民主运动中?或许我们可以从对这次运动中“公义”与“民主”的探讨中对两次运动之间的关联寻找解释。
“占领运动”与“不公义”议题
如前文提到的,此次“占领”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都普遍感觉当下的香港社会“不公义”,这同样也是上一次“占领”运动遗留下来的重要议题。大部分人都会不约而同地称今日的占领与近十年来一系列“不公义”事件和议题相关,是民怨累积的结果。不妨先细数一下他们提到的主要争议:
- 地产霸权议题
- 贫富悬殊议题
- 官商勾结议题
- 高铁争议(2009-10)
- 新界东北发展争议(2014)
- 自由行争议
- 双非争议
- 新移民争议
- 香港电视发牌争议(2013)
- 国教争议(2012)
- 《一国两制白皮书》争议(2014)
- ……
我们不难发现,“不公义”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同层面,其中地产霸权是最核心的议题。大部分参与和支持者都认为地产霸权是香港问题的根源,即大财团通过地租垄断了香港的住房和商业,从而也垄断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素质。换句话说,地产霸权不但让普通香港人买不起房或住得极其拥挤,还剥夺了港人自主消费的权利,遍及全港统一模式的商场基本只有连锁店和奢侈品店才能支撑其高昂的租金,市民的生活选择因此变得狭窄,同时还要承受因店铺租金上涨带来的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而自由行引发的商业利益驱逐(如新界北区各社区商场里近年来涌现的金铺和药房)和不断上涨的租金,更使得普通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素质受到冲击;加上多年来普通工薪阶层的薪资停滞不升以及金融危机、通胀等外力,普通市民都感觉到这些年来生活素质不断下降。地产霸权与官商勾结和贫富悬殊议题又直接勾连在一起,港人认为政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完全倾向财团,导致社会财富很容易就集中到少数财团手里(香港现今的贫富差距位居发达经济体首位,基尼指数高达0.537)。
除了控诉本地大财团的猖狂和经济不公义,2009-10年的高铁争议和2014年年中的新界东北发展争议则除了反对基建发展政策倾向于本地财团利益之外还抵抗着来自大陆的国家资本。反对者认为特区政府在发展政策上只顾本地和国家大资本的利益,完全漠视本地失衡的经济结构、生态环境和大多数居民的需求。高铁和新界东北发展被解读成巨大的利益输送,打着发展和解决住房问题的名号将政府基建工程转变为地产项目,富了财团的腰包却牺牲了本地仅存的农业,公屋用地面积远少于私营房屋比例,无法解决大多数基层市民的住房需求。东北发展争议也被看成借着中港融合的名义使新界东北渐渐发展成为“自由行基地”,甚至是“双非富豪城”,从而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新界市民的经济生活。
前面讨论的大多是经济层面的争议,反映的主要是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的民怨。另一组始终被普通市民和运动占领者论及的不公义议题是自由行、双非和新移民争议,牵涉中港融合政策下产生的陆港矛盾。事实上,这种“大陆人”VS“香港人”的矛盾实际也反映出资源和利益分配的矛盾,如大陆客与香港市民抢购奶粉、双非孕妇占用本地医疗资源、双非学童与本地学童争抢学位、大量新移民(尤其是低学历无收入的妇女)领受政府综援不劳而获、水货生意改变社区生活和消费生态等,这些都被香港基层人士解读为中港融合对本地居民和纳税人的不公平待遇。对于香港的中产人士而言,除了资源和利益分配问题之外,可能更为强调的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批评,比如自由行或水货客导致的街道或社区拥挤,大陆游客的不文明言行和新移民不自食其力等等。总的来看,在自由行、双非和新移民的“不公义”论述中依然延续着历史遗留的“大陆人”VS“香港人”二元论,但更多意义上是资源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对本地人的不公待遇。
社会文化层面的二元论当然还明显地体现在“媒体自由”的议题上,2013年的香港电视发牌争议是很多人在这次运动中论及的议题,反映出抗争者对本地媒体及言论自由“倒退”的焦虑。这里的“不公义”表述为大陆政治权利南下挤压香港媒体的“自由”空间,操控香港人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利不平衡,使香港特有的“自由”价值受到不公正对待。再深入点看,这场争议中的“不公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指涉媒体资源垄断,使香港人在电视节目选择和文化选择上的空间受到长期挤压,垄断寡头的不思进取让香港曾经引以为傲的港式文化辉煌不再。因此,文化二元论的背后还是存在着对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的埋怨。相比之下,2012年的国教争议和2014年的《白皮书》争议则似乎更强调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反映为抗争者不满中央政府在港的国家建构和对下一代港人的政治灌输,挤压香港的自治空间和港人的意识形态自主权。
除了这几个共识性的争议之外,不同人士其实还在这场运动中带入了另外一些“不公义”议题,比如全民退休保障体制至今未建立、标准工时至今没有立法、在职贫穷、过百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等种种问题。
可以看到,运动参与者与支持者对“不公义”社会的认识是透过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表达出来的。长久以来的文化和政治二元论依然存在,但更多的声音指向了对经济和民生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对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的埋怨。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运动对“公义”的追求仍停留在对“不公义”的批判,并没有对“不公义”的根源问题做系统分析,也没有对追求怎样的“公义”做系统梳理,相比之下,第一次“占领”运动对香港市场经济的控诉或许在意识形态上来得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在这次以“民主”和“普选”为主要目标的运动中将“公义”作为一个主要论述议题,自然就建立了一种“公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将追求“公义”社会诉诸于一个“普选制度”和所谓的“民主制度”。学联的《罢课誓言》里就清晰地体现了这一层关系,在列举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公义”现象后提出了一个“民主”诉求,即香港需要一个公民提名的民主选举制度来抵抗不公义的恶化和确保公义的实现。
民主与社会诉求
不同于“不公义”的多层次论述,“民主”的诉求简单清晰,得到运动参与和支持人士的共识,基本包含这样几方面:
- 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方法须依照公民提名的原则;
- 提委会的组成须符合国际标准;
- 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
-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 要求梁正英下台,重建政府管治;
- ……
一方面,“中”VS“港”二元思维依旧占主导,另一方面,这些诉求表现出运动人士对“民主”、“选举”和“管治”等概念及其关系模糊不清,对“民主”的认识也比较单一甚至浅薄。其中有一个问题可以仔细分析——这些“民主”诉求是否回应了不同运动人士对不同“公义”问题的关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废除功能组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政治权利和政府政策倾向一部分人利益的回应,是对香港历史延续下来的官商合谋政治的指控,这种政治经济关系既不“公义”也不“民主”,也正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政治难题和全球占领者们共同控诉的议题,破除这种不民主的政治结构确实可能是社会迈向公义的重要一步。但关键问题是,上面列出的“民主”诉求依然没能触及香港社会“不公义”的深层原因,即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对在地政治、政策、管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操控,所以无法解决港人对“不公义”社会的焦虑。
“公义”与“民主”之间的裂缝:重新回到被遗忘的重要议题
“公义”和“民主”并不矛盾,它们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但在香港语境下,它们之间明显存在一道裂缝(gap betweeninterests and demands)。在“公义”这一头,抗争者们不但对政治文化权利上的萎缩感到焦虑,更大程度上是对资源分配和利益关系不平等感到愤怒。而在“民主”这一头,占领者们提出的政治诉求并不能回应资源分配和利益关系的实际问题,未能涉及到香港社会“不公义”的深层原因,即深刻的市场经济对社会发展和政府管治的操控。
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之间的裂缝,它是香港乃至全球经济体共同面临的民主困境。在以“发展”和“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在全球化压力下,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经济民主(即社会公义)几乎是每个国家都需要解决课题;但更深刻的是,如何颠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竞争”意识以重新规划资源分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则才是人类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和共同面对的挑战。但这些正是在香港今次运动中被忽略却十分重要的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恰恰是这些有关“经济民主”的议题才能直接回应占领者对香港社会“不公义”的焦虑。
那么,如何填补香港论述下“公义”(即“经济民主”)和“民主”(即“政治民主”)之间的裂缝?当全球占领运动的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批判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时,香港的抗争运动何去何从?当全球不同地方的占领者们联合起来(Occupy Together)控诉财团垄断和贫富极度不公(We Are the 99%)时,香港的普通市民有没有想过要和大陆血汗工厂里的工友们以及本地底层的非港籍少数族裔家政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反思全球化带来的生活困境?
以港资企业在大陆的血汗工厂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成功转型金融中心是建立在大量工业北移至珠三角的基础上,香港的富商和企业家在珠三角的血汗工厂里不公不义地剥削着廉价的大陆劳动力,那么今天的抗争者们在争取“公义”的时候应不应该算上这些大陆的工友们一起讨伐本地企业主对基层人士的剥削,一起去争取经济上的“民主”?再以香港菲律宾和印尼佣工(domestic helpers)为例,占领运动在政治上的“民主”诉求并没有把这些人士囊括在内,他们没有居港权,因此没有资格投票选特首,也常被剥削和歧视,但他们为香港的千万家庭服务,对香港的经济功不可没,为什么所谓一人一票公民提名没有他们的份?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批评的“他们不是公民,也不抗命”。若香港的抗争者们追求真民主,那么是否应该邀请这些佣工一起加入争取平等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所以,虽然难以一言以蔽之,但此次“占领运动”中这条“公义”与“民主”之间的沟(裂缝)是现实存在的,热情澎湃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兴致盎然、评头论足的看客们不能不小心被轻易带到沟里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