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您好，这几次课，我今天刚刚听到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第一部分（第四讲），觉得讲得很清楚，特别照顾到大家的接受度，主要问题得到反复清晰、持续的阐释，概括的时候又不会简单化。而且，觉得讲述方式具有品质，表述本身带出将历史对象相对化的视角，又严格追求表达的准确、清晰、恰当。同时，这样的相对性不是高高在上让人讨厌的，而是在对对象进行具体体察的基础上获得的。

    和这种表述方式相应的，是我觉得特别过瘾的整体性的追求和把握能力。这样的整体性中，个别部分被赋予的位置和描述时的分寸，让人嫉妒。同时，这个整体性又好像和部分有直接的连接，不是抽象的整体，是有具体感的整体性。这令我在认知上感觉到特别过瘾和满足。

    不过，还是好多地方把握不了。感觉这个课含量超大，今天路上反复听了昨天的一段，每次听都又听出好多内容，才知道上一次听还是太粗，落了好多地方。今天听到关于胡风对毛的理解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破除）政治、文学二分关系的问题，感觉非常获益。尤其觉得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对象自身认识方式、认识逻辑的揭示。这个层面在历史研究中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是历史认识能否超越对象自身逻辑、从而获得相对化的可能的关键之一。 其实还特别希望知道的，是这样的视野是如何获得的。有一个不同于中国现代的视野和参照，才有可能形成如此看待中国现当代的视角。课的开篇部分，提到如何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结构的问题，指出，是一个“二重构造”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发挥作用（即，梁漱溟指出的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阶层，和毛运用马克思原理进行的阶级划分）。我觉得这个观察很有创造性。这一方面来源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但我想，也特别显示出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构成状况和组织方式，以及道德伦理在社会过程中发挥的建构作用的理解。

    顺着这个思路，研究所提出的：传统乡村自耕农和下层士绅所具有的“人格、心理资源”（自尊、自立、对土地有特别的感情、勤劳、对自我的要求等），社会应如何处置？如果仅从革命、经济的角度，这些资源无法获得重视，但它们却可能对建构社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课题，以及：文革结束后开始的农村改革，出于农民是重于算计的自私的小生产者的设定，在方向上存在重大问题。——这样的观察，特别呈现出对中国特有的社会基础的认识，因此在根本上质疑了当代的发展逻辑，特别有价值。

    课上提到的，中国社会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大宗教传统，个体因此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关系才可能获得意义感，以及由此相关的，对中国现代精英阶层在主体状态和理解中国现实方面的弱点等问题，我特别感兴趣。这些问题，联系毛和中共在党、军队的组织生活和文艺创作中所开展出来的、能够将个体身心与革命过程内在联系起来的创造性经验，让人联想到当下。在大学里，在我的同学、朋友们中间，多少个人寻求不到个体和社会有效联结的方式，寻找不到个人的意义感和位置感，只能一步步退至封闭的“自我”（或很大程度上特别展示个体和社会连带性的脆弱本质，且极为有限的“亲情”关系），最终萎缩于日常的流逝。如何发展出能够真正激发主体热情和力量的生活方式，如何重构个体和社会的有机联结，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特别急迫。    

    课程中所显示的对中国传统，尤其士阶层和社会整体功能间的关系等相关问题的把握，我也觉得特别重要。觉得这不仅构成您对中国现代历史把握的一个重要线索和参照，似乎也和您个人的道德指向、对人的要求，有内在关联。但这些问题在课上都没有空间展开。比如，讲到新青年在政治上被争夺、但认知上始终不足的问题时，所提出的，在民主社会中，如何产生兼具政治能力与道德性精英的问题，和作为思考参照提到的宋代状况：具道德性的主体，不一定具有政治才能，甚至可能对政治起到败坏作用——这样只顺带一提、但个人感觉特别重要的地方有好多。

    

    二

    这几天的精神状态和做事态度都变得更积极，也有意识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课的一个主题，是人的主体状态的问题，对晚清、五四精英缺乏内在的精神充实能力的批评，特别严厉，这个让我特别受触动（但对不同的社会条件和精英主体状况的关系上，还是理解得很不具体）。对精英应该有的社会功能和整体能力的要求，有关位置、政治能力、组织理解力、历史和现实的理解眼光、社会责任感、经验历练、是否有可能形成超出自身位置的认识等——这些因素对于人的整体能力的塑造作用，也是我之前从未理解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好像也看到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开始思考，如何在自身和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起更加有创造性、建设性关系的可能。    

    再过几天就是我爸爸走的日子。其实我对他最好的怀念，就是有能力面对这段历史。我爸爸是这段历史中成长起来，曾经特别有生命的光彩，最终又特别寂寞和枯萎的。某种意义上，我是在他的人生轨迹和历史轨迹上生长起来的。我没可能忘掉他，但是却需要特别大的努力，才可能抱紧他。

    现在回想我爸爸的人生，他1930年出生，大学阶段跨越了两个时代，1956年参加工作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他只是参加了当时城市知识分子都要参加的一系列运动，但没有受到特别的政治打击。他对共产党充满了单纯的感激：因为解放，才使得这个出身贫农、因负担不起学费而只能在大学喝救济粥的孩子，在新社会继续上了大学，并且分配到首都从事艺术创作这样令人羡慕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他单纯、满怀艺术热情的成长着。

    进入八十年代初期，他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艺术上的爆发。细腻温婉的抒情性，雄健刚强的浪漫精神，清新有力的现代感觉，对凝重、苍茫、深邃的着迷，这些都融合在一个充满了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个体之中。我还记得他那时每天在自己的工作室作画、看书、写感想和笔记，和朋友聊艺术，吃饭、睡觉的时候才回家；还记得一个处在这样高度精神性生活里面的人，所洋溢的充实感。那些顿挫朴实，甚至“破烂”的笔触，流露出深沉的幸福感和尊严。

    然而，自八十年代末期，他好像“猛然”丧失掉对社会的变化做出反映的能力，更无论艺术地表现。创作状态和个体精神也开始变化：有力变为粗暴，温婉温厚变为僵硬，清新变为公式化的简单，作品的内涵越来越贫乏，人则越来越焦躁、愤懑。身处艺术界正统权力体系之外，父亲用特别不现实、又极其幼稚的方式，进行个人式的搏斗，力图和社会发生关联，获得价值和意义认同。又由于生活所需的物质要求，他有时也参与到社会主动提供的各种便捷途径之中，但因为他的性格、行为方式和创作方式都无法真正配合于那样的操作，最终也只能变成各种短促而没有结果的尝试，而这样的经历更加深了他的受伤害与孤独感。

    因为根本上丧失了呼应现实的能力，他最终也没有能够取得表现上的突破和发展。创作陷入粗暴、单调的重复，此前生命中所积累的经验没有能力发展、也遭遇不到机遇被点燃，只是在个人的主观意志下悲剧性地复制。有时候我觉得真好像劫难。现在算起来，到2007年去世，父亲已经受了近20年的精神的苦痛、寂寞和社会感的失落。但其实他生前，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中，一直都在偏执地画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好像这样才能不让自己轰然倒塌。

    这样的坚持当然出于脆弱。但是在好多地方，我又觉得他有力量。我回想起，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怎样教我、逼迫我画画，怎样在旧而不大的房子中营造一个两个人共同作画、交流、进步、且充实的精神生活；看到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或者激动人心的社会事件和行为，他怎样发自内在地动情。他也始终没有丧失对美的细微而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他能够看几个镜头，就准确判断出一个片子的艺术价值：侯孝贤的《再见，南国》，费穆的《小城之春》，费里尼的《罗马》，都是在闷热的夏天，他在一边画画，我看碟，他随意瞥一两眼，就给个惊人的判语的。他那么热爱生活，渴望活力。我想起我们两个一起从新街口回家，他抢先上一个新式的公共汽车，从车头晃晃悠悠、但是敏捷地直奔车尾，为的抢占后排的高高的座位，可以临窗驶过骑自行车的行人的肩膀，可以换个角度看满大街的人。他也始终没有背叛对艺术的期望，即使在他自己和我都那么困难的状况下，即使在整体的艺术创作氛围那么衰落的状况下，他还是执着地希望我继续画画，还是相信艺术的力量，为艺术所吸引。这么一个原本明亮的人，最终在抑郁、寂寞中、在粗糙而无力的反抗中萎缩。而当我整理遗物，发现在他自己和我们都没有预料的，最后将走的日子里，他送给朋友们的画中，还是有深厚的温柔在，有强烈的精神的渴望和寄托，想要表达。

    在我父亲开始走入他的磨难的时候，我进入正规的学院体制接受训练（1990—1998年），但逐渐丧失原本自认为热烈的艺术的追求。学院的训练方式和已有的创作状况、资源，和自己的经验相隔膜；自身能力又弱，始终没有寻找到真正适宜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大方向失措，我和同学们那时对于与传统连接的努力，也终归于茫然。我们曾经一道很努力，但始终寻求不到和现实联系的方式，和真正的意义感。直至现在，我的同学、朋友大多还在画画，在体制中获得一定的位置，但还是特别受限于已有的艺术理解和表现方法，都艰难地坚持，但难于突破。我们都已经失去青春时的单纯和活力，要和平庸、套路、丧失内在指向和动力、没有能力突破环境的自己做斗争，或者敷衍。我们茫然而痛苦，时而迟钝时而激烈，但最终无力扭转这样的深层的挫败。

    还有好多年龄在我和我父亲之间的朋友们（60年代出生，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我们在课堂相遇。这个年龄层的“大”同学，我在上学和工作期间，接触到了许多，多是工作多年后，不满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依然执着于艺术上的努力，摆脱家庭的限制而争取到来首都的进修机会的。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一般性状况的制约：多来自首都之外，有些是较为偏远地区，处于艺术圈的中下层，成长于八十年代，艺术理解和实践大多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开启的艺术感觉下，但在社会变迁中无法获得有力的发展，又和当代主流和各色新潮的艺术实践显示出很大距离。而在课堂上，在观看伟大的艺术作品，或者谈不上优秀、但却在某些方面显示出特别的审美情感或者品质的作品时，他们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真诚地被吸引，又令人感动。在生活中，他们怀抱对艺术的热情（虽然这热情简单、天真，或者不那么纯粹）、讲义气、能够体贴别人，也好激动、好和别人谈论主张。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回应现实。他们似乎自我满足的、松散的、惰性的而时有火花的状态，似乎最终构成犬儒般的姿态，和很大程度上庸俗化的审美趣味与认识。

    而正是这些出生于50、60、70年代的人，构成中国艺术界的深层基础。他们所受到的隶属于不同年代（民国时期，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八十年代）的启蒙，今天依然发挥着作用，并且因为他们目前的位置（多在基层艺术教育机构），也依然给年轻一代以影响。而他们与当今主流艺术实践、观念的隔膜，及被遗弃，也特别明显。即使在现当代历史中处于艺术圈“上层”、曾经有过较高创作质量的精英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这样的被历史远远抛在后面、没有能力做出及时、有力反映就已经被淹没和遗忘的个体，实在占据了大多数。

    在这个意义上，我父亲出生的1930年，和今天，还是一个不能被割断的时间过程。我所遭遇的纠葛，从那时就已经开始。许多限制了我父亲的因素，应该不仅限制了他的同时代人，也限制了他之后的好几代人。

    这个意义上，我们身上是背负着好多的人。那些逝去的和还存在着的人，都还没有真正消逝。

    而我至今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但还是没有找到理解这些人的确切、有力的方式，和认识上、方法上的对应能力。我也知道，同情、感慨没有用。在生命的背后，有好多灰暗。这些灰暗，和历史的脉动，和人的深层的身心状况、认识状况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有好多现象，都需要发问和去认识。

    比如，民国时期积累的艺术探索，如何经历反复、挫折的过程，继承了抒情性、温婉、节制等传统的精神特质，在建国后，这些特质遭遇到怎样的保持和挤压，在八十年代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被重新释放，为何之后又迅速消逝？如果说建国后的艺术创作中，传统的特质没能构成正面的探索基础，是因为政治的导向和压制，但在八十年代，为何这些成果只能以较为简单、缺乏对现实的深层回应力的状态出现？

    这些疑问，不是政治的高压造成了文艺创作单一贫乏的局面，和八十年代后社会的震荡和变化的剧烈对艺术的冲击，就可以解释的。建国后和八十年代文艺创作中的“乐观”精神可能意味着它没有真正反思自身的历史过程和经验，没有面对、处理之前历史的挫折与“困难”。而且，正如课上指出的政治、文学二分的认识方式的后果：“政治、文学二分，意味着政治的优先、稳定。有了优先、稳定的政治，作家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理解，就可以保持一种不用自我改变就可判定的状态。而对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理解，正是人最应努力做呈现的地方，是文学最核心的内容。”（大意，非原话）——这样的状态，和应对世界的方式，恐怕在经历那段历史的几代人身上都可以看到。父亲这样表面缺乏政治意识和理论敏感的人，在八十年代过后所显示出来的创作的粗暴和简单（这也是他的同时代人的普遍状况），表明简单的政治理解和艺术理解，在之前的经历中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影响了他（他们）。又正因为对自身的认识方式和能力缺乏反思，这观念以及认识方式的影响程度就越发加剧。

    再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革命的过程，对于艺术实践究竟能够产生怎样的作用？建国后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下积蓄的能量，在八十年代是怎样被继承的，又缺失了哪些因素？对于大多丧失了对艺术介入现实的社会功能的基本理解力的当代人而言，这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可能再挖掘的现代革命中特别宝贵的经验。（课程中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给作家带来的特殊能力的论述，我认为很深刻。）

    还有特别想要发问的：怎样的社会条件，才能够有助于主体真正建立起人格的自立、自主能力？为何八十年代人的身心状况、主体的充实感、精神被激荡的程度、乐观态度和尊严感，会在接下来的历史变化中骤然丧失？一个本来有充分尊严和主体性的人，为何在变动的社会条件下，可以轻易失去之前的自主感，易为外界和新的观念、标准所牵扯，并特别急于寻求社会的认同？

    在当代的状况下，我们怎样认识这一现象：那些在曾经的革命氛围和八十年代的气氛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人，在后来的精神衰颓中，丧失对艺术介入现实能力的根本理解，把艺术降低为庸俗的日常情感，而在其中所保留的审美、精神和情感取向中，又依旧有建设性的因素。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些在历史过程中被抛出历史动力的核心，但仍显示出曾有的精神价值的余音的人？这些因素，在构成普遍的艺术理解的基础时，起到怎样的作用？在新的艺术实践中，这样的因素应被加以怎样的利用和转化，以建构出更具建设性的艺术理解的基础？

    基于这些体会，研究中所提出的诸如对八十年代对胡风的再评价，大陆如何建立起与历史内在本身、内在困难之间有更多关联性的现代主义，八十年代主体状态的认识等问题，特别能引起触动。

    期待有机会和您、和大家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期待自己能够在研究的方法和认识能力上有所进步。

    

    按：

    大家好，作为先于大家听过此课录音的人，似乎有责任告诉大家听后的感想。我本人没有能力对研究的总体思路、方法或某具体问题做出有质量的概括与深入分析，所以无法写出正式的回应文章。而听课过程中与研究者的两封通信，较为自然、真实地反映了些许学习体会——因此，就以这两封信为基础，稍加补充，呈现给大家。

    补充的地方，主要是在第二封信，“现在回想我爸爸的人生”开始的部分。在初次的回信中，可能因为课程对这段历史的理解让我内心很受触动，我其实是不自觉地提到父亲（即“再过几天就是我爸爸走的日子”那一段）。贺老师则特别敏感于此，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的责任。他的回复是：“信中讲到你爸爸的部分，最让我动容，确实，如果我们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曾经的生命投入、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可能都无言的枯萎、不明所以的受伤，我们就不配称为历史的后人，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他因此期待听到更加具体的讲述。

    我无可推脱。面对一个激发起你真正内在的研究，你只能以讲述自己最深的存在，来作为回应。而况，我也意识到，我父亲和我的困境，可能是许多人所共同经历的，是面对这段历史时必须正视的。

    同时，研究者能够在大部分内容尚未公开的前提下，本着学术为公器的信念，把课堂录音直接呈现给大家——这样的坦诚和勇敢，也令人无法推脱，令我这样害怕交流的人，感受到有责任参与到讨论中来。

    这是我有勇气面对大家说话的原因。也特别期待大家能能够给予回应。

    下面的话，出自课程的录音（大意），是我很难忘的。希望和我一样，艰难地寻找和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同时依然渴望真正的精神创造的朋友们，也喜欢：

    我们会遭遇这样的情况：人只有经过艰苦的努力过程，才可能到达一种特别暧昧不明的境地（其中的形式、内容无法二分），在其中触及到对世界的认知、感觉和自我理解，而这正显示出艺术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最深的意义。

    真正的文学，应重塑对世界的理解，从而可能重塑政治。如不具备挑战政治的能力，文学可能就还未能触及到我们时代、人当中最根本、内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