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浩:作为思想的历史——贺照田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 课程档案 - 当代文化研究
课程档案 何浩:作为思想的历史——贺照田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何浩:作为思想的历史——贺照田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关键词:中国革命 贺照田
我刚接触贺照田对毛泽东这个经典文本的解读时,既感到极大启发,也感到很陌生。他的这种解读方式完全不是我熟知的学术路数。
   张志强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阐述了他对贺照田学术思路的理解。这篇文章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贺照田的整体思路。其中,张志强谈到了贺照田如何在道德精神与现实认知之间反复勾连。这的确是贺照田学术思考很独特的一个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做的,不只是将思想历史化,还要将历史思想化。我们正好可以结合他对《讲话》的解读,来具体看看贺照田如何将历史充分思想化。

    我刚接触贺照田对毛泽东这个经典文本的解读时,既感到极大启发,也感到很陌生。他的这种解读方式完全不是我熟知的学术路数。

    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无论是从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来分析,还是作为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文本来解剖,或者从实证史学及权力话语角度详细考订这一文本的历史形成过程,都是将这个经典文本放置在某种历史脉络、历史语境中来研读,将经典文本历史化。而贺照田的解读,表面上看,也是如此。但在根本上,他与这种解读文本的方式其实非常不同。

    当前文艺学对《讲话》的分析,学者们讨论的核心点大多在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种讨论展开进一步的反思,那就很可能会受限于一些历史情境的钳制而不自知。《讲话》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在紧张的历史情境中被作为政治权威,日益抽象化、教条化,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更是对文艺界造成极大伤害。改革开放后,出于对文革时期文艺政策的反动,人们将讨论的焦点指向《讲话》中要求文艺服从政治的强硬逻辑。无论是认为《讲话》以政治权威对文艺施行高压,还是更为同情地认为《讲话》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正确处理了特定时代里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学者们都是围绕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阐述的核心。

    但这样的思路很难解释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的一些复杂现象。比如,贺照田发现,不少当代作家在谈到新中国政权对他们所施加的政治高压时,他们的反应往往与我们现在的反应不同。他们不是批评政治高压,而是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委屈的,自己并不是政权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将《讲话》中的政治与文艺关系理解为压制与配合关系,那我们如何解释这些作家竟然很认可这样的压制、竟然很愿意跟随新中国政权前进呢。

    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用意识形态分析,认为作家之所以愿意跟进新中国政权,是因为新中国政权成功地将这些作家召唤到中共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那问题也随之进一步出现了。这些作家为什么能够被召唤到中共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不是被召唤到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中呢?按理说,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还是相对宽松的,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文艺工作者的待遇也并不差。那为什么中共的意识形态召唤还能胜出?这些被中共成功召唤的主体,其精神、情感、感觉方式有什么特殊要求?这些作家的意识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召唤又有什么特殊设计呢?在这样的追问中,对《讲话》的讨论,就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转移到了“作家主体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上来,转移到了主体的历史构成上面。

    到此为止,这样的追问仍然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典文本历史化的过程,通过历史情境还原,阐释文本内涵。贺照田并不否认这样的研究方法。他恰恰是要将文本充分历史化。问题在于,如何能充分历史化,一个充分“历史化”的工作,又如何才能释放出对文本的巨大阐释能量。我觉得贺照田对《讲话》富于睿智和创造力的阐释,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以历史实践的消长起伏为考察重点,充分调动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紧贴历史涌动脉络,观察历史主体是如何通过文本来整理和描述历史实践,形成主体意识结构、感知结构,并影响主体的进一步实践方式、方向。通过这样的历史化,贺照田力图摆脱以一种后设视野来观察历史。他尝试从历史现实的变动逻辑之中来考察历史文本的形成过程和经典化过程。他发现,中国近现代革命者在知识表述与其历史实践之间,往往存在严重脱节。能指与所指之间,经常不扣合。这是话语分析的常见主题。不过,贺照田与一般的话语分析不同。常见的话语分析往往通过考察表述与现实之间的这些裂缝、错位来分析权力话语的操作结构。但这并不是贺照田格外关心的问题。即便我们承认,权力运作无处不在,可为什么有的权力运作能够有效翻转现实困境,而有的却只能加速现实困境的恶化?为什么有的能够激发现实困境中的人昂扬向上,有的却只能把人变成理性人、经济人、无心人?因此,贺照田的提问也与一般的历史化研究不同。

    他并不是从权力运作的历史机制来分析文本,而是将文本看做是对现实状况的整理、回应和反思。那我们要追问的,就不仅仅是权力运作的问题,而是要问,这些历史文本如何理解自身社会的历史结构、如何整理自身的历史经验?比如在官方的叙述中,中国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谈到这一点。可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国民党也做了这些工作,为何共产党能获得成功?贺照田还观察到,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武装力量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如此弥漫的要素?其历史与社会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武力在现代特别容易成为破坏性的要素?要知道,清末以来许多武力在兴起时都是颇有责任感和朝气的。”共产党在改造武装力量上做了哪些不一样的工作?“在党建方面,国民党也一直强调,但它却在北伐成功急速扩张后迅速败坏。可到抗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国共战争胜利在望时,共产党又何能避免因自身的急速扩张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力量涌入后的败坏?”

    因此,我们需要透过毛泽东的表述,回看这些表述所对应的历史现实和实践是什么?在他的能指知识与所指实践之间,存在什么样裂痕?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历史实践与历史文本之间互相校准,才能以内在于文本的历史构成逻辑来把握它,从而避免以某种既定秩序的视野去预设文本的构成逻辑。

    不过,贺照田对知识与历史实践之间裂痕的考察,并不是单纯建立在真与假、现象与物自体、现实与意识形态等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关于书写与被书写之间的错位、差异,并不是他工作的考察目标。他更强调的是,知识表述是否准确敏锐地理解和整理了主体在应对中国社会结构性难题时的种种历史实践经验?知识表述是否充分整理了中国革命在处理这些结构性难题时的创造性经验?如果中国革命在历史实践中发挥出了巨大创造性,而这种巨大创造性却没能在知识构架中得到反映,那么,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继续展开便会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或缺乏对创造性因素的护持和支撑,会遗漏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高度敏感和体察。这种历史实践的后果是,由于对中国社会作为有机体的结构性要素敏感不足,我们自以为负责的行动实践,看似良药,实际却可能连带出其它严重后果。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便是明证。我想这是贺照田的历史化与现在大多数历史化研究不太一样的地方。

    在对《讲话》的解读中,贺照田透露出了他对理想与实际、应然与实然、主体与现实、历史实践与知识状况等关系的新理解。中国社会自身的构成、运作具有一些结构性要素,而这些结构性要素在漫长历史变迁之中受各种力量的冲击碰撞会不断调适、变形,在适当的经济、政治、伦理、组织因素的配合下,它能达到高度良好状态。但一旦某些因素发生变化,就会牵连出结构性失衡,从而在每个阶段都会逐渐形成一些结构性困境,构成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面对的不一样的现实。人们在各自的现实中不断形成主体意识、情感结构、认识方式,并对这些现实状况作出知识构架上的整理,对现实的这些整理状况又会影响到人们历史实践行为的着力点、方向、程度轻重、进度缓急等等方面。因此,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就不仅是将它与历史实际发生的现实状况展开校准,同时,还必须参照中国社会构成的结构性要素来撬动历史实际所发生所展开的实践活动,考察这些历史实践活动是否有效地、创造性地翻转了中国社会在该阶段所遭遇的结构性难题,以在这样多层次的历史考察中,提出富于启发性的思想命题。

    这样的历史观、认识论与知识论,对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转型期而言,尤为具有针对性。它提醒我们,不但要使思想充分历史化,还要进一步将历史思想化,让思想充分扎根于历史境况之中,而不是按照传统或西方的思路,将思想看作是一些永恒命题,封闭在某种既定秩序之内,而所有的社会知识都围绕着这样的经典序列来不断生产。思想必须携带着与历史现实困境搏斗的血痕和热温。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遭受巨大变局,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生存方式都遭遇巨大变动之时,经典秩序需要被再次激发,才能转变为人们应对全新局面的有效思想资源。

    由此,我们就必须非常细致地紧贴着历史脉络,以心交心,“随物赋形”地进入历史主体的世界,跟踪他抵达的历史现实。这样的历史化就必须以历史实践为基点,对历史文本展开考察,同时开启历史实践本可具备的丰富可能性,检讨历史实践。不能不加反思地以某种既定秩序中的经典文本为基点。在既定秩序中对经典文本展开历史化,也只能是有限度的历史化,很难在进入历史的同时,释放历史所具备的可能性和启发性。

    我想,正因为贺照田格外关注中国社会如何才能达到高度良性的运作状态,在不同的历史状况下中国人如何才能过上美好生活,他对社会构成的结构性要素在历史境遇中如何配置便格外看重。在这样的关怀视野中,他不以历史实然为坚不可摧,而是要撬动历史实践,考察每一个历史实践对于一个良好社会状态而言,意义何在;考察每一个历史文本是如何整理和把握历史实践的。正是从结构性困境的考察视野出发,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阐释《讲话》时,一定要从两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来展开他的讨论,而不是仅限于中国现代史,或中国革命史。这也令他对《讲话》的阐释,与之前学界对《讲话》的研究截然不同。

    要理解中国革命所遭遇的结构性历史难题,至少要往前追溯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所面临的结构性变化,才能内在于中国社会的自身脉络中,理解中国革命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具体实践。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对两百年来的中国史做一个连贯性的解释。“周监乎二代”,这便是贺照田在理解历史时,尤为看重的历史观。

    在他看来,这两百年的中国史,有异乎寻常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用“中国传统社会”、或者“中华帝国”、或者“中国的近世”、或者“晚期的中华帝国”等概念来概括。贺照田认为,这样的说法背后有很多层次的内容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只有深入到这些概念背后的深层次历史结构之中,我们才能理解,近代西方所冲击的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到什么样特定社会结构的中国。毕竟,近代西方所冲击的中国,既不是汉唐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两宋时期的中国,而是晚清的中国。他格外强调,西方冲击的中国是特定时段的中国,而中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确没有做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但这不能直接笼统归为中国传统本身的局限。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回到历史脉络之中,考察晚清以来的结构性特征。

    通过大量阅读原始文献,以及大量吸收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贺照田以他的方式回到历史,也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华帝国”等概念下的很多历史实践层面:第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第二是中国的“近世”;第三是“晚期中华帝国”,具体到清代又非常特殊,而到了清代后期更具有高度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我们可以从两点来看,一个是人口、贸易、空间这些成就带来的那些结构性问题;第二是精英应该回应这些问题,而精英本身又处在一个衰败的趋势当中。

    这是贺照田理解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革命都面临着的中国社会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结构性难题。正是从这样的结构性关系出发,贺照田对国共两党历史胜负的观察,不是停留在是否得民心、“国民党得上层、共产党得下层”等等流于表面的分析,而是考察他们各自在应对这样的结构性难题时的不同意识敏感度和历史实践。比如,他在分析共产党在抗战及解放战争后期急速扩张却并未被涌入的社会力量败坏的历史原因时,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找到建立稳定的核心,有召唤力、说服力的论述、制度与组织、生活机制,可把涌入的有朝气有责任感的力量不断转化为自己可以依赖的组织、精神和实践机体,从而使得各种不可免的带有投机性的力量,不仅不会成为左右党内氛围的力量,而且在事实上真的做到,不需要倚赖这些一旦居重要地位便容易改变党原有朝气向上的各种投机力量。”

    《讲话》是被放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特定结构性关系中来考察和把握的。《讲话》所要处理的,首先不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是要处理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运作结构出现巨大困难,各个社会阶层都必须转换、重组,尤其到了1939年特定的历史境况下,共产党如何对涌入的社会力量进行主体改造。它有自身特定的历史构成逻辑。《讲话》的内在构成逻辑,是与整个中共革命在翻转中国社会近现代特定结构性困境时的历史实践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贺照田深入而详细地分析了中共革命以及《讲话》在应对这些结构性困境时的高度成就和不足,分析了中共如何整理和表述这些历史经验中的成就和不足,以及这样的整理在后来展开的历史实践中所引发的后果。通过对历史实践进行富于创造性的提问,将历史经验思想化,以内在于中共革命历史实践的方式,贺照田挖掘出一系列极有启发性的思想命题,比如中共革命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的特殊指向和内涵,比如毛泽东与胡风关于主体构成之争等等。在对历史的反复诘问中生发出的这些思想命题就不只是学术内部的循环再生产,而是扎根于现代中国如何才能繁荣富强的现实关怀之中,扎根于那些为了这一理想不断奋力开拓的主体实践之中,扎根于每一个认真思索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涌动着的生命之中。无论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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