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供给当代文化研究网的课程录音共9段，主要是我2009年10月-11月在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作的六次演讲，内容关于如何历史-结构地从中国内部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9年我应成功大学钟秀梅教授之邀，到成功大学做以“中国共产革命与现当代中国文学——以毛泽东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接受为中心”为总题的的系列讲座，共讲了8次。
　　　
    仔细看过课程大纲的朋友，一定会对这8次演讲的规划很不满意。因为相对于总题“中国共产革命与现当代中国文学——以毛泽东文学思想的形成与接受为中心”，课纲的设计却是名不副实。第一，毛泽东文学思想在这课纲里实际上被置换成了《讲话》。第二，即使毛泽东文学思想被置换成《讲话》，有关《讲话》的形成问题也被再次搁置，而被偷换成对《讲话》的理解问题。而更难忍受的，恐怕是材料丰富、历史位置重要的《讲话》的接受问题，在这里可说是被处理得极不负责任，课程本身的设计，根本承担不起标题所作的关于《讲话》接受史的承诺。
　　　
    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我经验不足，最初估计错误所致。我本以为8次演讲有充分的时间处理很多问题，但具体设计时却发现，这些课时相对于我想面对的历史捉襟见肘。这样反复斟酌、取舍的结果，便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名不副实的课程设计。
　　　
    因此在应当代文化研究网之邀，将这门课程编辑上网时，我选取了其中的前六讲，并把课程总题改为“现代中国革命与现代中国文学——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解为中心”，以名副其实。
　　　
    然而，在授课时间不敷分配的情况下，我仍占用了前三讲的宝贵时间，来讲解一些看似与《讲话》所处的具体时空相距甚远的题目。这看来有些奇怪的设计，在我却是有意为之。之所以这样设计，既跟当下叙述《讲话》所在的具体脉络和情境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有关，更同我试图以历史-结构的进路理解《讲话》的方式有关。简要地说，这种进路，就是通过把《讲话》放在现代中国共产革命必须应对的重要历史课题结构中来加以审视、解读，在同其它叙述《讲话》的研究方式的对话和补益关系中，达成一种能更加有力的把捉《讲话》所对应的历史穿透能量和思想认知能量的解读。
　　　
    故而，这看似离题的三讲内容，想要做的便是呈现《讲话》所身处的有关基本历史课题结构，以呈现《讲话》需要回应和克服的被此基本历史课题结构所型构出的基本问题。
　　　
    如此，就要特别重视《讲话》在“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历史大事件中的实际地位问题。我首先关注的事实是，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在处于中国史特定阶段的中国现代史之中，并且在与现代诸种政治力量的竞逐中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要思想地理解这一事实，就要特别思考，那些先于中国共产党、或与其同时出现的其它政治力量失败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中国共产革命又是如何面对和克服当时一切政治力量都不得不遭遇的那些问题的？这意味着要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社会、政治困境来看现代中国政治史，并从这种历史理解视野中来看中国共产革命。
　　　
    其次，中国共产革命又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要思想地理解这一点，就要去探究现代中国社会能提供给革命的条件，和革命是如何认识、面对这些条件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特别去理解、评估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以及阶级分析和中国共产革命的政治感、现实感之间的关系。
　　　
    其三，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设的共产革命的主要担当者——无产阶级——在中国不仅人数少，而且政治成熟度不够，因此，事实上中国共产革命的核心领导者主要是以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为主。要思想地理解这一点，就要探究这些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何以可能、又是如何转化为中国共产革命核心力量的问题，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会把吸收、转化有革命潜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得如此重要。
　　　
    其四，在很大的意义上，《讲话》可看作是一部分已转化为共产革命核心力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一批存在很强转化潜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讲话”。而要理解这批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甚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一时段内具非常强的被召唤可能，就涉及对“五四”新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演变问题的认识，其中尤为核心的是要特别思考现代中国启蒙和现代中国政治的关系问题。
　　　
    正是因为上述这样一些考虑，我设计了成功大学课程的前三讲，并以这三讲所开展出的理解视野为前提，设计了后面的内容。
　　　
    当然，要在短短的三讲中饱满地展开理解《讲话》的历史-结构视野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每讲只有两个小时。现在，在网上课堂，为了对这种情况尽量补救，我针对这部分内容，又补充了三个演讲录音。它们分别是：配合第一讲的“从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层主题看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三次革命的发生与演变”（2009年4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思与文”讲座）；配合第二讲的“阶级是？革命是？现代中国是？——毛泽东的阶级论与中国共产革命政治感、现实感的初步形成”（2009年4月10日上海师范大学）；配合第三讲的“现代中国启蒙与现代中国政治”（2010年3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文化前沿”课程）。这三次演讲，或主题和成功大学课程中的主题相同，但讲得更为展开，或在所述内容上可彼此映照、补充。
　　　
    必须承认的是，即便在事后对原课程做了上述编排和扩充的工作，一些为饱满的历史-结构视野所必需的成分仍未能得以正面处理进来。比如，成功大学第三讲“中国共产革命的特殊性与小资产阶级问题”，重点处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关系，要求学生重点阅读的是1939年毛泽东（或毛主要参与、被归到毛的名下）的几篇文献。然而，想要细致掌握这一时期被革命所吸引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则需对从大革命失败到此时的种种相关演变都做出历史的定位和分析。但我却把这些细致的工作基本都略过去了，只保留了要历史-结构地掌握此一问题绝不可少的间架部分。凡此，是要向对这些演讲感兴趣的朋友预先说明的。

    致 谢

    能有这些录音，首先要感谢邀请我进行这些讲座的朋友和他们所在的机构，分别是：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的钟秀梅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罗岗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薛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的李提小姐。其次要感谢有心人的录音，特别是录制了我在成功大学系列演讲的台湾清华大学中文所黄淑芬博士。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讲座期间，黄淑芬博士每次都从北部赶到南部听讲，并做了录音和初步整理工作。没有她，就不会有这些录音。这组录音档案记录了我一段时间内的工作成果，对今天想检视这段时期工作的我来说弥足珍贵。谢谢淑芬。
　　　
    写到这里，自然回忆起台南两个月紧张而充实的生活，想起在台南照顾过我的钟秀梅、林深靖、苏敏逸、廖淑芳、简义明、吴挺锋、蔡佳潾、林肇豊等朋友，想趁这个机会，说谢谢他们。同样充满温暖回忆的是2009年春在上海游学的两个星期。90年代后期以来，和上海朋友的交流与友谊，在我的思考和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连带着我对上海这座城市也饱含温情。
　　　
    而向来和讲课技巧无缘的我，却同意把9次录音放上网络，完全由于何浩、莫艾、李晨、李志毓、冷嘉、陈明等朋友的推动。他们出于善良，咬着牙说这些录音有价值，会有人有兴趣听。我真希望他们的话有几分属实，这样，这些录音只给他们抹了青蓝，而没有抹黑。
　　　
    何浩、莫艾、阮芸妍三位朋友还为这些录音两肋插刀，写了背书文字。看得出来，他们极力想把我推荐给大家。但作为当事人，我却没有信心为他们的好意担保。我唯一敢担保的是这些演讲的真诚。这和我研究与思考的核心动力有关：因为我很想通过研究与思考，贞定历史巨变中自己的生命和脚跟，并进而为贞定民族的生命和脚跟尽力。这样一种内在动力，使我在具体的研究中，总想深切理解历史中的种种痛苦和欢欣，特别是活得认真、有责任感的人们的痛苦和欢欣。我知道我们思考的目标是要为自己、为民族找一条出路，但我以为，这一出路只有和这些真诚的痛苦与欢欣密切相关，它对于这历史中人才是真切的，才能真让他们的脚步和身心笃定、安实。
　　　
    一位我尊敬的友人曾这样说到另一位他尊敬的友人：“他在沉思中听到了血涌，并起立歌唱。”我希望听这些讲座的朋友，特别注意留心这声音下真诚的心潮血涌。
　　　
    留心及此的朋友，我预先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