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国际摄影节压轴环节——“隐性的声音：亚洲女性摄影展”，汇集了来自亚洲十一个不同地区共十三位女性摄影师的作品。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保守势力统治下的阿富汗妇女，印巴边境面对死亡威胁的女兵、老去的菲律宾“慰安妇”、只能成天和锅碗瓢盆打交道的缅甸妇女、孟加拉国流水线上的女工，还有亚美尼亚灯火阑珊中的跨性别性工作者。她们似乎比男性摄影师更加共情，对镜头下的苦难久久难以释怀。就像参展摄影师Kat Palasi所说：“女人，怎能不理解女人呢？”其实，那些敏感细腻悲悯共情，都不过理解二字。
    
    Poulomi Basu《征服国土》系列  

     印度摄影师PoulomiBasu聚焦于印巴边境的女兵。与宏大的国家概念相比，女兵们奔赴前线的理由，看起来有点微不足道——逃婚。“在印度，如果她们不从军，可能会被早早安排嫁人，如果入伍，既能远离家庭，又能领军饷，像男人一样挣钱贴补家用，这样，或许能争取到自由的婚姻。”

    
    GoharDashti《日渐衰败》系列

   伊朗摄影师Gohar Dashti带来《日渐衰败》系列，透过若隐若现的斑驳血迹，诉说长期战乱对平民百姓带来的深远伤害。她所记录的，是平民眼中，战争中最残酷的那一刻。“小女孩在睡觉，但电话随时有可能吵醒她，带来亲人阵亡的坏消息。”

   在今年国际摄影节压轴环节“隐形的声音：亚洲女性摄影展”中，来自亚美尼亚的参展摄影师Nazik Armenakyan，呈现了一组与众不同的作品——《孤独的印记》。她所记录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说明白一些，是异装或者不认同自己性别的“男人”，而他们又是跨性别人士中最边缘的一群人——妓女。

    “我朋友们问我，为什么不能去拍些阳光照耀的地方，拍一些快乐的普通人，我不知道，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这或许就是记录的意义。”Nazik花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建立与他们之间的信任。

    
    Nazik Armenakyan《孤独的印记》系列  

    在一个狭窄洗手间的骯脏洗手池前，被拍摄的“她”突然情绪崩溃，看着镜子喋喋不休地控诉起命运的不公：少年时遭受的性侵犯、因为异装而被剧团抛弃，到今时今日惨淡的皮肉生意；“她”说得泪如雨下，任由刚刚卸到一半的妆，斑驳地停在脸上，如同夜晚灯红酒绿的叶里温。摄影师Nazik站在“她”身后，Nazik当然知道这些故事都是讲给自己听的，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对镜子举起相机。记录下了“她”那双真诚得动人心魄的眼睛。

    
    Nazik Armenakyan《孤独的印记》系列  

    一开始，Nazik根本无法克服自己内心的焦虑，“我害怕和他们一块出现在大街上，别人会不会把我当成和他们一样？我害怕和他们一起去洗手间。总之很多的害怕。”他们也把她当成异类，躲避镜头、不会向她谈及过往，对她的拍摄疑虑重重——“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赚钱吗？”

    随着逐渐的接触，Nazik发现，建立互信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们看自己拍的照片。“他们会给我提意见，虽然不是专业的建议，但也很中肯。”他们似乎对美，比一般人更敏锐。当看到照片中“还不错”的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满意的笑容。“到后来，他们开始信任我，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他们拍照片，当然要在他们化了妆的时候。”

   Nazik的拍摄计划，一开展就是三年。她逐渐发现，镜头下的每一个“她”都有惊人相似的命运：年幼时受过严重的创伤，甚至性侵犯，年少时对性别认定模糊且充满困惑，以致被家人及社会摈弃，成年后无法做其他工作、即使好不容易当上侍应，也屡屡被人投诉——没人允许自己进餐的时候，让“这样的人”站在旁边服务，他们还有很多特征，特别在意自己的容貌、任性又充满孩子气。

    
   Nazik Armenakyan《孤独的印记》系列

    “在亚美尼亚，如果不出卖身体，他们无法活下去。”Nazik说。是，谁不想逃离寒风凛冽的街头，回归到道德高地的高床暖枕里。“和其他性工作者相比，他们是最脆弱的一群，性工作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是因为不被社会接受迫不得已才走上这一步，他们频繁被客人暴力对待，甚至殴打。”但还是得没有选择地这样生活下去。

    2013年，Nazik的作品出版，收到了接连不断的批评，那些尖锐得近乎愤怒的批评，不仅针对照片，也针对摄影师本人。“为什么要拍那么负面的东西？”值得玩味的是，大多数的指责来自于男人，他们带着天生的优越感和父权意味。对这些长着和自己同样身体的“异类”根本无法容忍。

    “我已经早有准备，哪怕是批评，也是一种改变，至少有人关注。”

    
    《菲律宾慰安妇》系列

    菲律宾女摄影师Kat，是次参展的作品，是《菲律宾慰安妇》系列。“为什么我从你的作品中，感觉不到很强烈的情绪？” 笔者问。“她们都是普通人啊，她们有的儿孙满堂，她们去超市、做家务、洗衣服，你知道吗？她们和我们一样。”

   马尼拉的一家非营利组织，为这些婆婆提供了一个据点。Kat经常过去，两年多的接触，阿婆们都已经很熟悉她。她叫她们Lola（菲律宾语：老妇人、祖母）。Lola们被拍摄了太多次，对镜头呈现出厌恶和疲惫。好在，Kat并不着急，从走进中心的第一日起，她就从来没有去揭Lola们的伤口。

    她会和阿婆们聊家常，谈谈她们孙儿的成长，和她们一块吃饭、跳舞。看她们听到笑话乐不可支的样子。“她们喜欢跳舞，还会和由日本来的女人一起跳舞。”Kat和Lola都认为，“那些千里迢迢来探望她们的日本女人，一定是出于愧疚。政府不认战争罪行，但女人怎么能不理解女人呢？”

    Lola们和Kat熟悉之后，就会开始讲故事，甚至是重复地讲同样一个故事。有的讲得轻松，有的仍旧惊恐，脸上皱纹都会颤抖起来。“这是战争罪行，不会被原谅，也不会被遗忘。”

    
    《菲律宾慰安妇》系列 

    一个阿婆讲起自己被日本军人掳走的经历——十二岁那年，她在河边洗衣服，被四个日本军人强奸，后来成为“慰安妇”，此后就是漫无边际的苦难。一个阿婆，指给她看她脸上的疤痕，是被迫成为慰安妇后，日本军人用热铁烙的。随着年月渐远，圆圆的疤痕变黑又变浅。前几年，阿婆曾有一次见到疑似那个日本军人的男人，她浑身颤抖，“如果我手上有武器，我一定杀了他。”

    芭勒婆婆、艾茜婆婆，和其他的Lola们，在现时记录中，被苍白地称为一百九十五名菲律宾“慰安妇”（亚太地区总共有数十万名“慰安妇”）。而她们被强行带往军营作为性奴的时候，大部分只有十二到十四岁。原本天真烂漫青春少艾，却成为个体记忆上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承受着仍旧不被施暴者承认的残暴战争罪行。 

    
    《菲律宾慰安妇》系列

   Lola们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 而菲律宾政府却不让她们在日本大使馆门口抗议。阿婆们只能走上街，和警察对峙。“一个三十岁的警员，觉得这群老太太很好笑，他在对峙时，拿出手机来给这些老太太拍照，眼里满是不解与不屑。”穿着拖鞋和绵绸长裤的Lola们，神情坚毅地举起旗帜。年轻人们以为她们老得不能走了，她们却在为自己失去的青春岁月嘶吼。

    后来，Kat为六位老人拍了一组照片，一共六张，她拍得速度极快，甚至没有选择背景，照片里的她们拿着花，流露各自最自然的表情。“或许你从照片中察觉不到痛苦。不过即使痛苦，也是最个体的东西，我们从来无法走进别人的痛苦里”。“不能忘记、不能原谅，也不能守着痛苦过一辈子。”Kat说。 照片平实得不能再平实，就像离开示威地的Lola们，抱孙子逛超市的普通生活。她们抱的花束是这个世界，尚欠她们一份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