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
在知识论的意义上，亚洲叙事是西方知识的一个部分，而在实践中，对亚洲的认同常常成为本土知识分子回应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一种方式。当超国家主义消解了民族-国家后，亟需面对的是主体的匮乏。谁来担当叙事的主体？我们都面临一个难题：如何确立亚洲叙事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同时又不陷入文化特殊论和本质主义的泥沼？在亚洲主体性也即其现代性形成的过程中，在当代亚洲人的生活世界中，何者被压抑、被日渐消磨以至于遗忘？
▍贺照田
欲把中国大陆纳入亚洲讨论的知识分子们，能否真正突破把中国只作为自我开展的契机，和以自我经验比类推思中国的关键，便在于他们在承受、消化中国现有思潮和解释之外，发现具结构意义的、可挑战现有流行解释逻辑的中国问题。因为只有这样的问题被发现和提出，我们才可以据此点，重新感受和衡断现有思潮、解释被构造时所据那部分历史和现实。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为方法的亚洲”，虽然无法明确的阐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陈光兴
从当下的历史条件提出亚洲/第三世界作为一种参考坐标多远移转以达成自我转化的方法，这种朴素而又复杂的心情状态显然必须被问题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但需要将亚洲联系到全球及区域性历史的进程，也企图在进程的基体上面对正在转变的世界，构筑新的想象。所以，“亚洲作为方法”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在承续过去既有的论述上，开展新的可能。
▍白永瑞
从表面上看来，大东亚共荣圈所追求的是与西方这一他者相对的亚洲的认同性，希望实现亚洲各民族和国家的相互联合，但从根本上说已经背离了亚细亚主义，主要是从军事理论导出的一种构想，不过是企图将家族伦理和天皇制理论扩张到整个亚洲而已。日本帝国与中华帝国不同，不具备在理念上提供文明标准等价值的地位，所以只能动员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依靠直接的殖民统治来维持其帝国的存在。
▍丸川哲史
中国、朝鲜、还有日本，如果从长远的历史间隔来看，每隔半个世纪左右，就会编入不同的关系框架中。我们在回溯这一百五十年左右日本、中国、朝鲜的变迁过程时会发现，首先，一贯不变的是这些格局总是处在这样一种历史和地政的脉络之中，那就是决不允许只包括两方的双边关系的存在。
▍孙歌
东亚作为一个思考的范畴，它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但是在形成自身知识传统的问题上，我感觉到把东亚作为一个知识范畴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地理想象空间，有它的合理性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正是东亚邻国知识分子的逼问，使得一个往往被中国知识分子忽略的问题凸显出来：为什么要谈东亚和为什么不谈东亚，同样是一个历史的问题，也同样是一个没有理论想象力就无法把握的问题。
▍杨念群
在“东亚”概念被现代政治地理话语建构起来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因素必须纳入我们的视野，即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和“华夷秩序”的天下观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已被瓦解，但其作为“文化观念”形态却仍然隐隐残留着，并不时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发生微妙的冲突。概括一点说，“东亚”各国同时面临着“去殖民化”与“去中国化”的双重挑战，所谓“去中国化”思潮大致可视为对“华夷秩序”历史遗产的隐形拒斥。“去中国化”在“东亚”各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均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必须进行审慎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