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的政治学：符号化的性和围绕“东莞扫黄”的话语之争

　　2014年2月初围绕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及随后的东莞扫黄行动，引发了网络吐槽，“东莞扫黄”发酵成了一个话语事件。在话语场中明显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一端是扫黄的执政当局，另一端是挺莞的自由派声音。一时间似乎形成了民间声音与政府声音分庭抗礼的格局。

　　公允地讲，央视的报道除因其惯有的老大心态，摄像机霸道地扫在性从业者身上产生令人不愉快的镜头暴力外，整个报道的批评重心并非指向性从业者甚至嫖客，而是剑指体制内的腐败和渎职。一个是以警察不出警为代表的渎职和性行业屡禁不止的政府纵容，一个是公款消费所代表的腐败。对于官方，“东莞扫黄”醉翁之意似乎不在重建中国人的性道德，而是有着多重意图的对自身统治体系的改革，甚至可能还包含着破解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中国政治生态的政经联盟、重建健康的政经关系的努力，因为官媒和官方都刻意强调打击性行业背后的政经联盟（保护伞）。甚至，希望借“东莞扫黄”来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官员唯GDP至上的为政思维。如果说，东莞扫黄的动作是官方自我变革的努力，在批评和打击体制内的贪污与渎职这一目标上，自由派人士与官方的意愿本应没有实质区别，那么，挺莞的自由派为什么要反对央视的报道呢？《中国青年报》曹林在其微博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东莞扫莞”的政治喻隐功能。①由央视暗访引发的“东莞扫黄”被建构成了又一个国家强权的隐喻故事。央视是体制的象征，“失足少女”是被压迫被欺凌的底层的象征，那么，在“扫”与“被扫”的主客关系中，“扫黄”这一行动就具有了政治压迫的意涵。于是，喊出“东莞挺住”的挺莞派就具有了反抗强权和替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在话语场的两极中，如果说官方只是借“扫黄”来推进其政治改革，那么，自由派人士也不过是借“性”言政，以微博为载体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性从业者代言，自由派人士反击了前一段时间政府对于微博大V的打压，同时也借“扫黄”来表明坚守公私领域界线的自由主义立场。

　　“挺莞派”主要的观点，除了对央视报道方式，特别是镜头暴力的不满外，最主要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自由的问题。以捍卫性自由的名义表达对个人自由的维护，担忧公权力越界干预个人自由。《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的评论道出了这一点：“舆论对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揶揄和反弹，不仅是对报道本身的不满，更是对权力僭越要管住公民下半身的恐惧的本能反应。”②另一个是市场自由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唆下，以市场自由来捍卫性交易自由，或者说，以性交易自由来表述对于市场自由的支持。性自由表达了划清国家与个人、公域与私域界线，以及国家退出私人领域——这自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的政治诉求。这个私人领域，既包括个人的（性）自由，也包括（性交易的）自由市场。由此可见，围绕“东莞扫黄”发生的话语论争，作为舆论两极的官媒／官方与自由派人士实则都只是借“性”言政，“性”和“性从业者”都只是双方政治言说或是推动政治变革的工具。“扫黄”／“东莞小姐”只是一个空洞化的符号，既被突显又被忽视。借“性”言政在传统中国古已有之，比如借女子贞操来激励男性士子面对外敌入侵时恪守“忠”的儒家道德，用官员的性道德进行政治攻击在古今中外的政坛都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性自由和性压抑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曾经和现在仍在发挥着特殊功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运动反思“文革”时，性压抑是极权政治的象征，而对那个时代性资源的分配不公——权势者的性滥用和被治者的性压抑——既可用来戳穿平等的“假面”，又用来指控极权政治的压迫性。反之，性自由是对个人自由和自由社会的吁请。性塑造成了自然本能，于是，自然本能的性的迸发就具有了反抗人为政治的革命潜能。性是个人的，所以，性就具有把个人从集体／国家／总体性（比如历史必然性）中挣脱出来的可能性。这既是话语的政治，也是性的政治。性在反国家主义中的特殊功用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当下的各类媒体话语中，甚至民众的集体潜意识中。

　　如果说，官方与自由派人士上演了一场性的政治学，关注的重心实则都是政治改革——不管是官方推行的体制内的自我改革，还是自由派人士努力推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然而，两者都没有把论争的焦点移向市场体制。换言之，在这场论争中，自由派人士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问题：政府该做什么？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但是，自由派人士却回避了另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同样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市场能做什么？市场的边界在哪里？

　　吕新雨在微博中指出“挺莞派”的言论混淆了“性自由”与“性交易自由”。③对于“性交易自由”，薛涌2月11日在《新闻晨报》发表题为《凭什么嚷嚷“东莞挺住”》的评论 ，指出支持“人肉交易”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尽管，薛涌文章已隐含着把性交易踢出市场边界的含义，但是，薛涌的批驳方式是用民主话语来抵衡自由话语。通过质问东莞当地居民是否愿意接纳色情行业（即便色情业确实能给当地经济带来繁荣），从而置疑“挺莞派”作为局外人的越俎代庖。从程序民主出发对性产业是否合法的批评路径，使规范问题下降为多数决定的技术问题和社区居民的道德选择问题，悄悄滑落了本有可能推进的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同时，这种讨论路径存在着自我设陷，如果社区居民为了经济繁荣接受了色情业，那么，批评只能沦为“仓廪实而知礼”的无力的道德哀叹。④

　　2014年初这场围绕“东莞扫黄”的话语场中，一些女权主义者借助新媒体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女权主义批评把“东莞扫黄”话题从主要是男性之间借“性”言政拉回到了性别政治的讨论轨道中。尽管女权主义内部对如何看待性服务业——性压迫还是性自主——存在着立场差异，但一个共同点都批评男权。性行业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性别不平等的存在也早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男权是历史遗迹的保留，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再造？市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男权制有何特殊性呢？女权主义需要对这些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二、性的经济学：性消费与男性气概

　　（一）性经济的事实存在

　　如果说央视报道的“东莞扫黄”是一部性的政治学，《人民日报》2月11日的时评《城市发展应向畸形繁荣说“不”》倒是坦诚道出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性的经济学：色情服务对于跨境跨地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吸引力，以及以外来民工为主要劳动力却拒绝新移民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民工的性匮乏。但是，《人民日报》的时评对于性经济的承认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承认性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意外的衍生品，尚不敢光明磊落地承认色情业作为一个行业的经济价值。东莞曾拥有“性都”艳名，性服务行业绝不会只是东莞作为世界加工厂后的一个衍生行业，相反，性服务业作为一个产业可能对于地方经济存在着实质意义。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东莞制造业面临着衰退，但众所周知，东莞的星级酒店和休闲服务业却没有相应衰落，相反如央视所曝光的兴旺发达，其中的秘密应该就是色情业。中国性从业人员的数量，众说不一，这是一个没有纳入GDP统计的灰色行业，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几乎我们生活的大中小城镇中都存在着性从业者。东莞扫黄也揭示出性服务业是一个产业链，从各类娱乐场所、娱乐场所里的消费，到街边的出租屋、拉车的、化妆的、卖快餐的，包括当地的短信广告业。在一些国家，色情业的链条就更长了，包括合法的色情表演、成人杂志、成人网站等，是一个巨大的产业。⑤性经济在一国一地的整个经济中处于何种地位，尚需经济学家严肃地研究，但是透过包含着某些哗众取宠成分的媒体报道，我们也能感知到性经济在旅游经济和娱乐业中所占的一席之地。无法回避的是，性经济在资本主义消费经济中的客观存在。

　　（二）性交易在市场社会获得了道德赦免

　　要讨论市场边界的问题，有必要区分市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概念。市场社会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但更信奉市场，允许市场全面侵入社会生活，让市场原则支配一切人类关系，包括性关系。而在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性交易是否正当还是需要讨论的。迈克尔·桑德尔的新书就是面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环境，市场全面入侵社会生活后，试图在规范层面讨论“金钱不能买什么”⑥——即市场边界的问题。桑德尔总结了反对卖淫的两个主要理由，“基于公平的反对意见”和“卖淫贬损妇女人格”。前者的反对意见是在自由主义范式里对“同意”的社会公平条件提出的质疑。赞同用市场原则来分配物品的主要理据是市场尊重选择自由，这也是东莞扫黄论战中“挺莞派”的主要理据：只要性交易双方不存在强迫，就是符合道德的。女权主义的批评通常是从基于公平角度反对卖淫，即，在社会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里，绝大多数出卖性服务的人是出于贫穷，不是真正的自愿。这种辩驳路径的核心不是直接反对性交易的正当性，而是“公平交易”和“自由意志”的社会条件。对女权主义的这一论点，批驳意见通常会指出某些女性是出于贪图享乐而并不是迫于生计（如援助交际），或是女性以性自主权捍卫交易的正当性。在自由主义范式里的女权主义一般无法反驳这两种意见，因为不能挑战“自由意志”的终极概念。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女权主义通常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的理论，把批判之剑指向消费主义文化对于女性气质的建构，论证贪图享乐的物质女孩的“自由意志”是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绑架了。另一种反对卖淫的理由指向市场的滥用，卖淫是物化女人，不管女性出于何种理由，卖淫都是贬损妇女的人格。辩论的核心是市场交易原则不适用于性关系，性的买卖是对合适的性关系的破坏和腐蚀。桑德尔应该是反对市场原则支配性关系，可惜他并没有就此展开具体的讨论。这同样涉及性关系存在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不能抽象地讨论拒绝市场原则进入性关系就是善的。在男权社会里，男人拥有对女性伴侣的性所有权，反对市场交易有可能只是维护了男人对女性的性所有权。对于一些性从业者来说，市场交易有时是女性控制自己性自主权的表现，避免在家庭内或亲密关系中的无偿性剥削。在一个尚未实现社会平等包括性别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才能判断性关系没有受到不平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而是真正建立在纯粹的情爱基础上呢？但不管如何，这一路径的讨论是从规范角度拒绝市场原则支配性关系。若持这样一种道德理想的话，那么，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就下降到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才能保障真正基于自由意志的平等的性爱关系的实现？在符合正义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而非市场社会里，能否保证真正平等的性爱关系存在？这自然需要自由主义范式里的正义理论的回答。

　　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基本是否定的。在（男人的）私有制的前提下，经济是支配两性关系的首要因素，也是男性支配女性之性的基础和动力，婚姻关系中的“批发”和卖淫的“零售”组成了资产阶级的性秩序。“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⑦男女之间真正的性爱关系，“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⑧恩格斯从私有制和财产继承的需要，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对女性性控制的必要性，家庭制度外的娼妓制度揭露了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虚伪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关于卖淫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关系，恩格斯看到卖淫“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⑨。恩格斯在《英国妇女状况》中，把妇女卖淫与妇女的无产阶级化——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甚至找不到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⑩。也就是说，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社会下妇女卖淫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恩格斯称“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的肉体剥削”11。恩格斯从生产关系中解释卖淫的经济原因，但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来分析“卖淫”的劳动过程。恩格斯虽然同情卖淫的无产阶级妇女，但仍把卖淫看成是道德的堕落，尽管他认为卖淫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更厉害。12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愿意把卖淫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罪恶，即，把无产阶级妇女逼成妓女，而不愿把卖淫看成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工作。另外，也许马恩那个时代的卖淫也没有发展到今天“莞式服务”如此鲜明的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莞式服务”的ISO标准是典型的泰勒制管理方式：标准步骤、时间控制、质量管理、事后评估、绩效工资。“莞式服务”促使我们去理解资本主义式性服务的独特性，尽管娼妓是一个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古老职业。

　　资本主义式性服务的独特性就在于性与情感的二元分离和性服务的技术化和工具化倾向。如果说，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上等妓女还需要提供情感服务——棋琴书画、诗词唱和。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性从业人员虽同样分三六九等，但交易核心是性的服务。市场分等分的是客人的消费能力和性资本稀缺性（年轻、美貌、身材、性技能、处女、社会地位——如大学生、演员、模特等）之间的对价。性服务总体上更像快餐服务，这绝非完全否认性服务中存在情感索取。在市场社会里，情感似乎也在发展成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另一项服务，如陪聊服务、临终关怀等。“莞式服务”让我们看到了性服务业中性与情感分离的职业特征。身心二元、灵肉分离的性工作的观念逐渐取代身心合一的性／爱观念，使性服务发展成纯粹的一门技术工作。“莞式服务”中性从业人员被称为“技工”，上岗前接受技能训练，考核合格后上岗。她们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和与这个编号相对应的价格，价格是从业人员所拥有性资本的市场价值的体现。在这种纯粹的技术工作环境中，使购买服务者和提供服务者都得以摆脱传统道德的压力。2002年7月～9月，黄盈盈和潘绥铭访谈了东北三个城市中103名“小姐”。这103 位“小姐”中， 除1 人之外， 都是自愿做小姐的，而且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从事性服务。离家近说明匿名的可能性减弱了。黄和潘认为这与社会道德舆论压力的相对减少有一定关系，而道德舆论压力减少可能与东北是移民地区的特殊性有关。13也许存在移民地区的文化因素，但是我认为“生活压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道德舆论压力减少的经济基础和外部制度环境。

　　在身心二元分离的职业伦理下，性服务交易的只是女性身体承载的性劳动力，如同任何一个工人向资方出卖劳动力和劳动技能以换取货币收入。尽管（性）劳动力需要用身体来承载，但是交易的并不是身体，这就没有违背“身体的自我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身体自我所有是实现自由劳动力最基本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人身自由和身体自主是身体自我所有原则的具体体现，性自主权是身体自主权的衍生。比如东莞事件论辩中有微博称“小姐交易的只是自己的身体，那是她们作为人的权利的一部分”，这是典型的对身体自主及衍生权利的声张。人身束缚的劳动方式，如，黑窑里的奴工、被拐卖和被控制的性劳动，都被称为奴役，以区别于自由劳动。直接的强制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道德上谴责和法律上禁止的行为。当进入市场交易的是性劳动力，而不是女性的身体，这样，性的交易就离开了道德的范畴，获得了道德赦免。这也是“东莞扫黄”引发的话语论辩中妓权派的道德根据。在市场伦理下，对性的自由交易的道德指责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这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交易。如果要指责性交易的不道德，就必须同时接受工人与资方的交易也是不道德的，这就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作为一种道德批判理论，是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正当性。当女权主义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批判身心分离的性交易的不正当时，实质上就走向了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路线，离开了市场自由主义范式。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里妓女要蒙受道德污名，那么，在市场社会里的“性工作”在市场伦理下获得了正当性，赦免了卖淫的道德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性从业者通过争得“性工作者”之名就能洗去道德污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对女性的两种性道德，一种适用于市场的（性从业者的）性自由原则，一种适用于家庭的（良家妇女的）性贞操要求，作为女性的性从业人员就会面临两种道德的挤压。这一点将在下文分析资产阶级的性秩序中进一步展开讨论。

　　（三）男性气概与男性性消费

　　性交易市场中，尽管存在着女性购买男性性服务的男色交易，也存在同性性交易，但是以女性的性为消费对象的男性性消费仍是性交易市场的主要部分，本节主要讨论异性间的男性性消费。中国社会的主流观点把存在性交易市场的原因归结到男性性匮乏。在东莞扫黄时，《人民日报》的时评隐晦地承认卖淫是男性性欲望的产物，但时评没有批评男权，而同情地把性服务业在当下中国的存在归因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客观环境造成了男性的性匮乏。归因性匮乏，同时把性欲自然化，大大减轻了男性进行性消费的道德压力。不幸的是，这两个原因也在为强奸和拐卖式强迫婚姻辩护，同时对男性性匮乏的担忧在当下中国已然演化成了全社会的中国式逼婚——热议“剩女”话题、 出生性别比失衡对于未来几千万男子失婚，及其潜在社会后果的担忧（如，担忧性暴力案件可能会增加）。那么，男性性消费的动力到底在哪里？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卖淫是私有制下资产阶级男性性欲望的产物，根源仍是男性不加抑制的性欲望，而非性匮乏，因为资产阶级男性拥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根据恩格斯的婚姻家庭的演变理论，在早期社会中两性原本都拥有性自由，但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及家庭模式的演变，女性的性自由逐渐被限制，而男性仍保留了广泛的性自由。男性掌控财产使男性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性欲望，不道德地控制和购买女性的性。性欲望与性匮乏是不同的。性匮乏是基于自然需求的不满足，抑制自然需求是不道德的，反之，满足自然需求是道德的。性欲望除了生理上的自然需求这一层外，更多的是加诸在性之上以及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社会建构的各种欲望。基于大量田野调查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支持了男性性消费中的社会动因。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研究发现中国男客在性消费中的主要动力不是“找过小姐”，而是“性伴侣更多”。可见，男性寻找性服务的动力并不是性匮乏，而是占有更多的性资源。当然，男性内部也充满着差异，对于男性性消费的动因同样需要具体情境具体分析。对同性恋不宽容的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中，性匮乏可能仍是同性性交易的主要动力机制之一。独居的无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动因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性匮乏。这一节主要分析权贵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动因。14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衡量权势的大小往往与社会资源占有的多少成正比。那么，为什么对（女性）性资源的占有和争夺会伴随中国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一同上演呢？性社会学家潘绥铭与人类学家郑田田通过田野调查都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男性性消费的一个动机是找回在毛泽东时代失落的男性气概，不仅是被压抑的性，而是压抑的男性气概。郑田田更是指出了男性性消费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建构男性气概的需要。发家致富的男人、重新握有权力的权贵们，通过对女性的支配性占有，重新找回了活力。郑田田认为这些人对女人的征服象征着后社会主义中国男性气概的复苏，同时，这种男性气概的建构方式也重塑了中国女性的地位。15潘绥铭和郑田田两位学者的研究提示我们：性——男性对女性的性——是男性建构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女人的性，不仅是男人宣示对女人权力的场所，也是男人间竞争的战场和兄弟情谊联结之地。在中国社会性政治的隐喻中，权势者往往是不公平地多占（性）资源，从而挤压普通（男）人的（性）资源。媒体也乐于聚焦贪官巨贾的情色丑闻，通过揭示其对（女）性资源的多占来展示其贪污本色和社会不公，这也折射出通过对性资源的占有建构了男性内部等级的社会现实。在性丑闻中，性贿赂往往是男人之间性资源的互相馈赠，这是男性间联结情谊的一种方式。郑田田的观察发现，在卡拉OK厅，男人既参与了表演，也在观看其他男人的表演。男性在卡拉OK厅的表现成为测试、评估和肯定一个男人的重要平台，男人们会互相评估对方素质、选择伙伴、决定对方能否加入自己的圈子。

　　如果说权势和金钱是“后毛时代”市场社会里霸权性男性气概的重要构成部分的话，那么，男性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展现和建构他的男性气概，如名车、豪房、奢侈品、张扬或精致的奢侈生活方式等。为什么“性”——男人对女人的性占有——会成为建构男性气概的重要工具呢？这需要放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和阐释。潘和郑都谈到“后毛时代”这个独特的历史情境以及对于毛泽东时代压抑的男性气概的反拨。毛泽东时代是否压抑和怎么压抑男性气概需要更多的认真地历史研究，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话语政治中，毛泽东时代确实被建构成了去性化和性压抑的时代。拨乱反正的结果是，“后毛时代”把性建构成“自然”的性，自然之性得以逃逸和反抗政治的控制。毛泽东时代无性化的“男女都一样”和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被建构成一种时代错误而遭到讥讽，“女性化”成了对毛泽东时代“无性化”的拨乱反正。在政治管制与社会生活全面世俗化同步存在的市场社会里，消费资本主义把“自然的性”制造成性化的多样欲望。性化／性别差异化无所不在地渗透在几乎所有消费品中。所谓细分市场，不仅是基于阶层的细分，也是建立在性之“别”上的：轿车、牙膏、饮料、护肤品都有分性别的。消费资本主义为了制造需要（实质是召唤出来的欲望），需要制造一个有差异——包括性别差异——的社会。性化的需要因自然之性，似乎也成了“自然”的刚性必需，就像你无法抗拒依据性别去购买“他饮料”／“她饮料”或是男性／女性护肤品。当消费者跨性别地去使用已被分性别的消费品时，这种跨性别的消费行为就会变成对自己社会性别身份的拒绝，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种困难的行为。反之，遵从已定的性别划分行事是一件容易也是被社会鼓励的事。消费资本主义利用了既存的社会性别差异，继续制造和强化了社会性别差异。可见，性化与性别差异化是一个互相建构相互促进的过程：性化通过性别差异化制造出来，性别差异又需要建立在性化的男人／女人的基础上。简言之，“后毛时代”的市场社会是一个性化的社会，一个强化性别差异的社会，而性是制造和体验性别差异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场所。

　　但是，两性的性别差异为什么一定要建立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呢？这自然与传统父权文化的遗毒脱不了干系，但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社会，包括从毛泽东时代继承下来的男性权力在市场社会里变本加厉。资本制度充分利用了传统性别规范，继续制造性别化的不平等，特别是对家庭内女性无偿照料劳动的剥削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不利处境，加剧了政治经济各领域的性别化的分配不公。市场社会里结构化的性别不平等配套性别化的消费文化，建立起二元对立和性别等级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即，男性通过征服世界（包括女人、金钱和权力）获得男性气概，而女人通过女性气质“征服”男人而获得世界，不管是在性交易市场还是在婚姻市场。婚姻被设定成女性欲求的终极目标，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女人们在男人围观的性的圆形竞技场上拼杀，男人是最终的裁判者和挑选者。表象上，具有强烈主体能动性的女人可以通过“收获”男人颠覆整个世界的权力关系，实质上却必须进入男性主导的性别秩序和性秩序：作为性对象，要么进入婚姻市场，要么进入性交易市场。“剩女”——经济独立的未婚女性——总是让人担忧的不安定因素，因为她们没有纳入这个基本秩序。职场中的女性是无性的，她跟男人一样出卖劳动力／智力。男性可以在职场获得男性气概，自利、占有和控制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男性气概是同质的。而女性在职场却不能获充女性气质，反之，却要因职场工作遭受到两种对抗性气质集一身而产生的挤压：一方面要求与男性一样干练和强势，职场女性相对中性化的装扮是这一要求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拥有权势与理想的女性气质相悖。只有在消费文化中，女性才能找回和表演女性气质。这就是女性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的吊诡：一方面强调男女平等，女性是重要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强调男女气质不同，消费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制造两性差异。性化的男人通过占有女人的性以及在支配性性关系中表现和获充自己的男性气概，竞争性的、占有性的、自利性的支配性雄性气概被建构起来。反之，女性被建构成可欲的性化的对象物，性存在——性化的存在和性别化的存在——被认为是女人最终的成功。不管在职场中如何成功，没有进入（男人的）婚姻家庭的女人是可悲的，是（男人）挑剩下的“剩女”。 “剩女”是后毛时代的“铁姑娘”，事实上，两者都没有规避女性身份——“女”和“姑娘”实质都是性属化的身份（sexualized identity），但是，“女”和“姑娘”意味着她们没有进入婚姻家庭，背后更深层的对男权社会基本秩序的挑战是这类女人不履行妇女传统的社会性别责任（gendered duty）。只是“铁姑娘”在毛时代被表彰张扬，“剩女”在后毛时代被贬抑污名化。褒贬两重天形象呈现出中国社会的两个时代在性别秩序方面的颠覆性变化。

　　如果说在消费资本主义时代，绝大多数男性的性欲望不是基于性的自然需求，而是被社会建构的文化需要——建构男性气概的需要。那么，只要消费资本主义继续制造性化的两性差异，二元对立的两性气质就不会消解。男人还是会在性——包括性消费——中不断寻找和灌充自己的男性气概，如同汽车需要加油。

　　（四）供需方的结构性存在：底层妇女的无产化

　　有需要，就会有供应；有供需，就会有买卖。恩格斯在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卖淫时指出是私有制制造了性服务的提供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性服务提供者的社会处境类似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要以广大的自由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这种“自由”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16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性服务产业大多是基于人身买卖和人身控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性产业的存在是基于拥有这种“自由”特性的广大妇女的存在。潘绥铭基于他对中国性行业的长期研究，发现市场社会里的性服务行业强迫劳动的状况在减弱，大多表现为女性的“自愿”从业。他一语道破其中的道理：市场经济的老板都明白，自由劳动者创造的价值更多。17

　　性服务行业中主要从业者是妇女。尽管性服务业市场分等，从服务于无产阶级的低档“十元店”到服务于权贵的“天上人间”，这些妇女的社会背景各异，能不能把这些妇女都归为无产者？无产者就是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者。不管其进入性服务行业的动因为何：生活所迫抑或主动选择，一些顶着光鲜艳丽时尚职业光环的年轻女性又何尝不是无产者。尽管法律已平等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财产权、就业权、教育权，但是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的很多权利却跟父权／夫权家庭捆绑。比如，仍有很多农村妇女因出嫁和离婚而失去土地；不管城市还是农村，许多出嫁的女儿仍不能与兄弟一样拥有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确实给妇女走出父权／夫权家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18，但是这种逃离却是同时以脱离男性庇护的可能性为前提，包括失去在父亲／丈夫家庭内部的各项权利为代价。如果说，当下中国社会中，来自农村的男性劳动力因农村的那一小块土地还处于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那么，来自农村的打工妇女是彻底的无产者，因为那一小块土地并不真正属于她们，除非她们归家——回归到丈夫之家。对于劳动阶级的妇女，如果失去了父／夫家庭的庇护同时又遭到资本的抛弃，她失去的更为彻底，无产化的程度更深。除了性劳动力，一无所有，或者说，性是她唯一拥有的劳动资料。如果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传统男性养家人失去劳动力，或是男性劳动无法养活一家人时，女性的（性）劳动力成为养家的必需。“十元店”从业者的处境是最好的例证。她们年龄大多在四旬以上，不再是资本青睐的劳动力，卖性为生，以此供养自己的孩子，甚至成为养家人。192002年，黄盈盈和潘绥铭对东北三个城市的103名“小姐”的调查，发现下岗女工占一半。黄和潘提出从下岗女工到“小姐”只是职业的平移，而不是如我们平常的想象，是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下移。103位被访者中，下岗后或待业后直接做“小姐”的女性不足9％，其余的人在相当长时间（ 平均51.5 个月）内找过多种工作（ 平均4.7 个），最终选择进入性服务业。也就是说，她们只是在社会底层的各种行业中来回移动。从事性服务业与精疲力竭却不一定准时拿到工资的体力劳动、收入不稳担惊受怕的街头小贩，甚至美容院按摩店里的小工相比，社会地位并没有实质差别，只是职业的平移，或许收入还更好些。20黄和潘的研究说明下岗女工转行做“小姐”既不是好逸恶劳，更不是自甘堕落，职业平移的观点说明市场逻辑下选择性服务业是底层女性基于生存的理性选择。

　　如果说，一些被父／夫权家庭和资本双重驱逐的无产阶级女性，性行业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的唯一机会，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年轻女性为什么会选择从事性服务业？年轻女性确实在出卖性劳动力（从事性服务业）和出卖普通劳动力（成为打工女孩）之间还有选择，但是，若抛开道德约束，况且市场社会中对于性交易的道德压力已减弱，而被市场社会不断灌输的经济理性对于二选一的答案几乎是确定的。相比于流水线上更恶劣的劳动条件、更强的异化感、更残酷的剥削，选择相对自由和收入较高的性服务业是一种理性选择，尽管这个行业仍然充斥着暴力和各种风险。潘绥铭课题组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娱乐场所的老板只是想做生意，性从业者与老板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协商和相互保护关系。“年轻”应该是最重要的谈判资本，依凭“年轻”的资本挣“快钱”，以及以钱傍身——通过经济独立来掌控未来生活——都是理性选择。郑田田的研究与潘绥铭团队的研究可以相互印证。郑田田的研究也指出性服务往往不是她们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是从工厂女工、饭店和酒店的服务员开始干起的。有些人因为经历资本暴力——工资被缩减被拖欠生活陷入窘迫才“选择”卖淫；有些女性经历了性别暴力——遭到男人抛弃甚至在城市里被强暴的痛苦之后才进入性服务业。摆在农村妇女面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收入微薄且劳累至极，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性服务业是不错的选择。农村户籍和文化劣势造成了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差距，而性工作则为她们提供了逃避差距的虚幻可能。作为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性工作给妇女带来的收入可以使她们离开男人也能独立生存。这种独立性在潘绥铭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潘曾问一位“小姐”，结婚了老公知道了她从事过这份职业怎么办？“小姐”回答道：“嫁鸡养鸡，嫁狗养狗！我挣下钱了，他不要我，我还不要他呢！”21这就是金钱带来的独立性。个人的独立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崇尚的德性，比如，自由主义哲学强调财产在人的尊严和独立中的道德意义。换言之，在自由主义的范式和市场社会的语境里是无法对性从业者进行道德指责的。可能有人又会提出为什么性从业者不能以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终实现个人的勤劳致富和安居乐业。这是在阶层日益固化、充满竞争和不公的市场社会里不断呼唤个人努力的“中国梦”／“美国梦”的核心内容，但是，个别人的白手起家并不能证明一个社会阶级流动的畅通。所谓“梦”恰是说明了现实的残酷性：能实现的叫“理想”，不能实现的才叫“梦想”。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需要等级的社会，这样才能制造出源源不断的自由劳动力的供给，并以劳动力内部的等级来维持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凭借个人努力实现阶级的上升是资本主义梦想之核心，超越阶级之困难才是需要不断造梦的真正社会动因。

　　既有需要的土壤，又有供需方的结构性存在，市场社会里的扫黄，除了政治和道德慰藉的功能外，性服务业只会呈现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式的游击战，或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式的扫黄战后的迅速繁荣。所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若从保护性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只能在自由主义的范式内讨论。若要真正取缔性行业，必须回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性批判以及重新想象一个新社会。

　　 三、性秩序和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

 　（一）资产阶级性秩序：两种性契约、两种性道德

　　潘绥铭谈到性服务业的拐卖强迫越来越少的原因，风趣地称“老板的思想工作做得特别到位”。老板的思想工作包括两部分，一个就是打垮年轻姑娘们对家庭和爱情的迷信：“你将来嫁的人无非也是要来这里的”。另一个就是询唤工资差距下的选择理性，体验性服务与其他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老板思想工作的有效性在于他非常清楚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两种性秩序，一种是家庭所需的性秩序，一种是市场所需的性秩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的平等原则反映在家庭领域也要求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但在现实生活中，家庭里的男权制把女人的性看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要求女性伴侣守贞，同时男性拥有广泛的性自由，很大程度上会打击对性别平等抱有幻想的年轻女性的爱情梦。当老板把家庭里的性别平等戳破时，市场中的性交易反而成了女性控制自己性的有利方式。郑田田的研究中称一些性从业者对大众媒体宣传的真爱和贞洁嗤之以鼻，因为在她们看来那不过是男人对女人性剥削的一个拙劣掩饰。对她们来说，性剥削意味着男人可以自由使用女人的性，而在市场交易中，男人必须掏钱使用女人的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的商品化和自由交易帮助她们避免家庭男权制里的性剥削，是对她们的赋权。22但是必须看到，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公共男权制使这些女性面对家庭的私人男权制，看似拥有了个人选择自由，但这种“选择”和“自由”只是退而求其次没有选择的选择，女人并没有逃脱男权制的牢笼和压制。

　　同时，这些女性面临着两种性契约和两种性道德带来的挤压。婚姻契约要求家庭里的女子守贞，市场契约要求女子的性自由。与男子在市场和家庭两个领域出入自由的情形相反，对于绝大多数女性，这两种性道德是冲突而无法兼容的。绝大多数男子仍不会接受一个曾经在市场上出卖过性的女子，因为当女人的性被视为男人所有物时，女伴曾经历过的性交易就是侵害了他的财产所有权。市场伦理赦免性交易的道德障碍，更大程度上是赦免了男性进行性消费时的道德压力。另外，虽说市场伦理容纳性交易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社会伦理和国家政策就愿意承认性交易的正当性。当一个社会存在性交易的事实，又不想赋予性交易合法性，更不愿承认性交易的存在是社会制度的内在问题，存在性交易的事实往往就由女性来承担这份罪责。“卖淫”——彰显卖淫主体、消隐购买者，勾勒了一个主动卖淫与被动勾引的买卖画面，低调赦免了男性的道德问题。“失足妇女”——无疑是对从业妇女个人道德的直接斥责，不仅直接豁免了对男性的道德指责，更是遮蔽了“买卖”的市场机制。

　　在两种性秩序和两种性道德并存的社会里，即使在市场自由主义的范式内，从性自由出发对性从业人员表示同情的自由派中，估计也不会愿意把性自由，特别是女性的性自由，适用于家庭领域。东莞扫黄论争发生后不久，媒体又踢爆演员文章的出轨，但媒体的态度与东莞扫黄时坚决捍卫个人性自由和私人领域的态度截然相反。绝大多数媒体，包括市场支配下的娱乐媒体——偷拍与曝光明星私生活的直接动机是市场律令而非道德律条——不再谈捍卫（演员的）个人隐私权，也不愿谈“未婚小三”的性自由。大多站在维护家庭秩序和婚姻道德的立场扮演着道德监督者的角色，丝毫不避讳越界嫌疑。法律对于婚姻契约虽然倡导双方的忠诚义务，《婚姻法》规定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违背忠诚义务的一方在解除婚姻契约时（即离婚时）用财产进行补偿，但索不索取补偿取决于无过错方的主张。国家通过《婚姻法》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内部各种权责义务的履行。性忠诚不是婚姻契约的必要条件，性忠诚的破坏是否影响婚姻契约只取决于缔约双方的态度和选择。在纸面道义上，主流舆论拒绝性自由适用家庭领域，因为文章与“小三”的性自由可能破坏家庭秩序。这些人可能更愿意同情性从业人员（只要她不是自己的妻子），而对于“小三”更深恶痛绝；对于男子，买春（包括“包二奶”）与找“小三”，社会可能更愿意默许前者，因为前者不破坏家庭秩序。在“东莞扫黄”与“文章出轨门”中的双重标准折射的是主流社会对于市场与家庭两种契约两种性秩序的不同要求。当然，主流社会更不愿意把性自由适用于妻子，性贞操仍是对妻子性道德最基本的要求。男子出轨是骄傲的道德瑕疵，只是这种骄傲不能正大光明地宣扬。出轨是一个男子占有更多性资源，是有能力的表现，是正面灌充男性气概。“戴绿帽”才是男人真正的耻辱，是对男子气概的重大伤害。文章出轨门中，为捍卫家庭秩序，舆论虽说在道义上严厉批评着文章，但是只要妻子马伊琍原谅，文章重新回归家庭的轨道，一切道义指责就会瞬间瓦解随风飘逝毫无力量，文章岳父的一封公开信就起着这个作用。最终，“出轨门”就会成为一段逸闻和爱情经历风雨后再见彩虹的佳话。比如，香港功夫影星成龙与林凤娇的故事。成龙的某次婚外情诞下了一个私生女，曾经闹得妇孺皆知的“小龙女事件”因林凤娇的“大度”既没有破坏家庭，也没有摧毁成龙的演艺事业和个人声名。文章出轨门中的姚某，即使将来通过嫁入豪门或收获爱情证明自己在性竞争场中并没有贬值，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污名，但“第三者”的标签和道德指责可能会追随一生，时不时被人翻出来。相比于“文章们”的越轨，媒体和公众似乎对“第三者”更不宽容，更不愿承认“未婚第三者”的性自由以及对于他人婚姻契约的无责任。23因为对“小三”的指责——现代女祸论——可以减轻男性出轨的道德压力，为男性性自由提供合理庇护。

　　文章出轨门后一个多月又爆出演员黄海波的买春丑闻。黄海波近几年在热播的家庭剧中成功饰演了顾家爱妻的好男人角色，“国民好女婿”的形象深入观众之心。有意思的是，这次舆论反应与文章出轨门中的反应再一次判若不同，舆论对于黄海波招妓几乎表现出一边倒的同情。相比东莞扫黄引发的直接论战，黄海波的招妓门是以幽默剧的形式在舆论场上演了一出“性的政治学”的微型剧。黄海波尽管有女友，但未婚和招妓，黄海波的性自由压根就不会伤害到家庭秩序，所以，家庭秩序的维护者无意指责黄海波。反之，黄海波作为已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誉的知名演员，选择用金钱在市场购买性服务而不是利用权势和名声享用“潜规则”。黄海波的买春行为被演绎为只是践行个人（性）自由的私人行为，而且黄海波成了拒绝权势寻租的有品格的人物。微信中流传的“海波寻欢记视频”最后颁给了黄海波2014年“感动中国”人物奖。在饱含中国式内容的幽默搞笑和国人的会心大笑中，既揶揄了政府的扫黄又嘲讽了央视，也释放了对黄海波的道德指责。

　　即使主流舆论对于家庭秩序内的“文章们”的性自由存在道义指责，一句“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成龙语）化解了男人出轨的道德严重性。维护家庭秩序成为妻子的责任，或者说，丈夫在实践性自由的背景下妻子必须努力维护一个家庭的完整，“且行且珍惜”（文章妻子马伊琍语）式的宽容是为妻的智慧和美德。既不能过分干预男人的性自由又要维护家庭的秩序，于是，两种性契约两种性秩序之间的道德裂缝就转化成日常生活中女人之间的对抗：“妻子”与“小三”之间、“家庭主妇”与“性从业者”之间的对立。在围绕东莞扫黄发生争论期间，《光明日报》曾借一位主妇之口力挺扫黄：“以前听说老公要去东莞出差，都希望他不要去，但现在去东莞出差，感到放心了”24。由此树立起“妻子”与“性从业者”两个妇女群体之间的对抗。丈夫出轨，是丈夫们的成功和主妇们的失败。成功的男人以同时实践两种性秩序为荣，而女人要以拥有家庭和婚姻作为最终的成功标准，妻子们只能不断地上演一幕幕对“小三”的战争和对丈夫忍辱负重的爱情，通过婚姻保卫战来挽回自己的尊严。

　　由两种性契约共同构成的资产阶级的性秩序，不仅是男性性欲望的产物，而且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是有经济基础的。性服务业作为一种经济行业，是消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男性建构男性气概的重要场所，主妇们希望清除性交易市场来维护家庭秩序的美好愿望可能要落空。同时，维护家庭秩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同样是重要和必需的，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同时处理物的生产和人的再生产，主要由主妇在家庭内所承担的对下一代的照料和教养责任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体系的维系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家庭和家庭里的主妇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具有文化意义。即使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可以把部分家务劳动转移给下层阶级女性，母职——对于孩子的教养责任——既是这个阶层妇女无以推卸的责任，也是阶级身份的象征。在下层阶级的妇女为了生计被迫放弃照料责任出门工作（这是造成留守儿童的社会根源），无须为生计担忧可以全心照料教养幼童（如全职母亲）是中产以上阶级优越地位的体现。能够在厅堂（社交能力）、厨房（照料责任）、卧房（性吸引力）中都能完美表现，是这个阶层的主妇们努力达标的要求，因为主妇们的表现既是这个阶层男性的身份标签，也成为这个阶层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包括阶级身份和性别身份。此外，男性气概的构成元素是多方面的，维护家庭秩序的稳定也是建构资产阶级男性气概的需要。由两种性秩序构成的社会里，在性领域征服更多女性和扛起养家责任、维护一个体面家庭共同组成霸权性男性气概——即，俗语所称的“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的成功男人的形象。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家庭秩序／性秩序是男人能力的败笔，是其男性气概的挫折。一个成功男人即使离婚也必须是平稳过渡——这体现了男人掌控女人、掌握生活的能力。掌控，是霸权性男性气概的核心要素。

　　（二）无产阶级的性秩序：相对自由的性关系和男权制家庭同时并存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揭露资产阶级性秩序——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家庭外卖淫与偷情的广泛存在——批评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虚伪。对于无产阶级性秩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为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25相对于资产阶级性道德的虚伪，马恩乐观地认为无产阶级的男女可以存在真正的性爱关系，而且真正的性爱也只能存在于无产阶级中。无产阶级不再有保存和继承财产的需要，因而也就失去了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动力。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和工厂成为家庭的供养者之后，在无产阶级家庭中除了传统遗留下来的丈夫对妻子的野蛮粗暴的文化习俗，男子统治失去了经济基础。恩格斯推想不再以财产收买性的社会中，家庭会成为真正意义上情爱的结合。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26可惜的是，性关系不受政经社会条件影响的社会还未到来。在当下资本主义条件下，恩格斯所想象的无产阶级家庭男权制消失的乐观图景并未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但马恩指出的无产阶级中被迫独居的男子和公开卖淫的妇女倒是真实存在。

　　在当下中国，以外来民工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发展模式中，制造了大量被迫独居的半无产者：农村那一小块土地已然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城市却制度性地拒绝接纳他和他的家人。性服务业中最主要的从业者是无产阶级女性。在性交易中既存在资产阶级男性购买无产阶级女性的性，也存在无产阶级男性的性消费，但资产阶级男性与无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动因可能是有差异的。在被迫独居下，无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主要动因很可能仍是性匮乏。但是，就阶级内部的性别差异而言，毫无疑义的是，无产阶级女性除了要与同阶级的男性承受相似的阶级压迫，她们还要承受性别压迫。这种压迫，可能来自于资产阶级男性，比如在性交易中的资产阶级男性，也可能来自家庭和社区内部的同阶级男性。这里既有性剥削也有性别剥削。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实给无产阶级妇女带来摆脱父权／夫权家庭的可能性，带有了更多的性自由，比如，年轻的工人中更为自由的婚前性关系，打工地搭伙的“临时夫妻”，市场中的性交易。另一方面，城乡二元分离和拆分式家庭的模式，有可能强化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关系：女性往往被迫成为留守妇女照料孩子和老人，同时兼顾已成为家庭副业的农业生产。打工女孩到一定年龄被迫回到农村结婚生子，青春轮换制为资本提供着新鲜和廉价的劳动力。来到缺少社会支持系统的城市打工生活，迫使来到异乡的打工者更依赖从家乡挪移到城市的各种传统的社会关系，从老乡到亲属，很大程度上也平移了传统社区中的男权制。27这种相对自由的性关系与无产阶级男权家庭的同时并存，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产物。（半）无产阶级家庭内的男权制，不能看成只是传统父／男权文化的遗留，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纳传统性别不平等之后再构的性别压迫。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下，教育、医疗、住房、日用消费品等生活资料的全面市场化，以及消费资本主义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全面渗透，使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得不依靠成员外出打工去支付家庭的现金需求。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另一面向是国家撤回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照料的承诺，重新提倡家庭美德，把绝大部分照料责任推向家庭，客观上社会成员再生产／劳动力代际再生产的责任成为女性的“私人”责任或是女性对于家庭的贡献。资本有意识地利用传统的性别不平等和城乡隔离的制度性不平等制造劳动力内部的等级，同时，转移了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由此缔造出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农村打工者的拆分式家庭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直接产物。而（半）无产阶级家庭中以家庭策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性别化劳动分工——外出独居的打工男子、年轻的打工妹、从事性服务业的无产阶级女性、留守妇女／儿童／老人等 ，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无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既是新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体制的产物，又服务于该体制。

        四、结语

　　如果说，东莞扫黄以及围绕东莞扫黄爆发的论争是一场性的政治学，那么，我们不能无视性的经济学，不能忽视性经济和性秩序与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关系。性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消费资本主义体制制造的供需结构是性服务业存在的基本社会土壤。性经济存在的市场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男性性消费。资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动力是性欲望而非性匮乏，支配性的性关系以及占有更多性资源是建构男性气概的需要。这种支配性男性气概来源于后毛时代以“自然”之性抵抗国家主义的性政治与资本主义消费经济之间的结盟。消费资本主义制造出了各类性化的和性别化的欲望，性化和性别化互为基奠互相建构。市场社会中女性的结构性不利是二元对立的两性气质中支配性男性气概存在的经济基础。自利、占有、控制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呼唤支配性男性气概，互为表里。

　　无产阶级男性性消费的动力可能更多的因于性匮乏。以外来移民作为主要劳动力却制度性拒绝移民工人安家落户的发展模式，制造了大量被迫独居的（半）无产者。底层女性的无产化为性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自由”的性劳动力。市场社会里，身心二元分离使性服务成为一种只是出卖性劳动力的技术工作，是身体自我所有原则的实践，从而赦免了性交易的道德压力。在市场伦理下，对性自由交易的道德指责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只是一个劳动力的交易。指责性交易的不道德，就必须同时接受工人与资方的交易也是不道德的，这会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要彻底拒绝性交易，必须落实到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总体性批判和对新社会的构想。

　　在市场社会中，卖淫成为性工作，并不意味着从业女性可以去除道德污名，市场伦理对性交易的道德赦免很大程度上是为男人的性自由正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家庭和市场两种性秩序。男性的性自由不会使其在市场与家庭两个领域内发生严重的道德冲突，而女性往往要面临两种性道德——（市场中的）性自由和（家庭中的）性贞操——的挤压。除非只处一域，否则难以如男子般在两个领域进出自由。本质上服务于男性的两种性秩序的内在道德裂缝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为女性之间的斗抗：“妻子”与“小三”、“性从业者”和“主妇”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性秩序下女人内部的分裂是依据婚姻家庭的边界划定的，而非阶级，尽管“性从业者”与“主妇”可能处于不同阶级。

　　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呈现出跨阶级的性别维度上的一致性。从社会结构上看，（半）无产阶级同样存在着市场和家庭两种性秩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略有不同，但都是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作所必需。资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更多的是文化功能，而（半）无产阶级的性秩序和性别秩序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务于资本积累。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

【注释】
①“中青报曹林”，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1193210930/Aw2vAFU8X，2014年2月10日09:38。
②“南方都市报”，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p/1002061644489953/weibo?is_search=0&visible=0&is_tag =0&profile_ftype=1&page=47#1397870677653，2014年2月9日23：04发布，24点左右被作者删除。
③“吕新雨”，新浪微博，http://weibo.com/2569634794/Aw29CsLHy，2014年2月10日08：44。
④《光明日报》2月18日发表署名江锡钰的《东莞需要“挺住”什么？》文章。同样调用的是道德和当地人的角度来谈扫黄，称黄赌毒“不仅违反现行法律，也是道德低下的表现”。“任由黄赌毒泛滥，不仅影响一个城市的形象和民风，影响这个城市的社会安定，也会让这个城市的市民生活在耻辱和不安之中。对这个城市的市民来讲，也是很不公平的”。不仅从道德的角度支持“东莞扫黄”，并要求全国人民“挺住基本的道德和良知”。
⑤1999年英国有性服务的室内按摩业盈利额达到5.34亿英镑，脱衣舞厅的年度营业额在2002年达到了3亿英镑。参见P. G. Moffatt & S. A. Peters， “Pricing Personal Serv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Earnings in the UK Prostitution Industry，” Scottish J.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1， 2004， pp. 675-90；P. Jones， et al.， “Retailing and Regulatory State： A Case Study of Lap Dancing Clubs in the UK，” International J. of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Vol. 31， 2003， pp. 214-219， 215。2005年美国的成人娱乐业盈利便超过了120亿美元，其中两个最大的脱衣舞俱乐部产业链总盈利超过六千万美元。参见M. L. Freridge， Adult Entertainment in America： A State of the Industry Report， 2006， see also AVN Media Network， “Industry Stats，” 2008， in Benjamin E.， “Red Light States： Who Buys Online Adult Entertai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3， No. 1， 2009， pp. 209-220。芭芭·布雷茨（Barbara G. Brents） 和提拉·桑德斯（ Teela Sanders）通过对英国利兹市和美国拉斯维加斯市的对比调查研究，得出性产业主流化的结论。利兹市仅2010年市中心便有12个公开的大型脱衣舞俱乐部，无数小俱乐部散布在城郊。拉斯维加斯在2007年时已经有37个绅士俱乐部和十万名脱衣舞娘注册在案。并且，这两座城市正呈现出性产业经济、社会双重主流化的趋势。参见Barbara G. Brents & Teela Sanders， “Mainstreaming the Sex Industry，Economic Inclusion and Social Ambivalence，”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Vol. 37， No. 1， 2010， pp. 40-60。
⑥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12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88页。
⑩恩格斯：《英国妇女状况》，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4页。
11 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4页。
1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第88页。
13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4《潘绥铭揭秘“红灯区”》，载《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5期。
15 《人类学家郑田田和她的“红灯区”研究》，载《时代周刊》第273期（2014年2月20日）。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17《潘绥铭揭秘“红灯区”》。
18潘毅：《中国女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19《“跟下地种田一样”：“十元店”性工作者生存状况调查》，载《南方周末》2012年4月27日；《工人村里的“毛线鸡”》，载《南方周末》2013年4月18日。
20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
21 《潘绥铭揭秘“红灯区”》。
22《人类学家郑田田和她的“红灯区”研究》。
23围绕文章出轨门的公共舆论中，也有女权主义者发声，指出婚姻契约是婚姻双方的契约，第三方没有维护他人婚姻契约的责任。陈亚亚：《论第三者为何应该免责》，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f3c11f010 1iwpu.html?tj=1。
24吴春燕：《广东东莞全面整治娱乐服务行业 利剑出鞘断“黄流” 不信清风唤不回》，载《光明日报》2014年2月20日。
2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49页。
2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第85页。
27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Song Shaop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