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铸九：反思中国城镇化与城乡关系──慈湖论坛发言稿
中国区域空间的再结构过程──它们与1970年之前社会主义城乡关系，至少可以说是，非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的空间模式截然不同，这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新的城乡关系改变与集居模式在全国层次上的剧烈改变过程。
首先，我们根据北京城市实验室（BCL）龙瀛、吴康、毛其智等利用“五普”和“六普”常住人口人口统计对当前中国人口密度的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2000-2010）所提供的经验研究资料，整理一些区域再结构过程空间模式上的主要趋势：
1970年代末开始不断加快的都市化过程，2013年都市人口比率已达53.73%，一个多中心的都会区域集居模式形成了：
一、 一方面，1980年代珠三角都会区域，1990年代长三角都会区域，以及，2000年以后京津冀都会区域的掘起，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人口集中与经济活力的空间表现。同时，重庆成都都会区域、郑州开封洛阳中原都会区域、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人口增长也较明显。
二、 以及，浙南、闽南、潮汕等东南沿海地区也出现高密度的人口集居区。
三、 此外，新疆、云南、内蒙、山西、四川南部，由于自然资源工矿开发吸引了大量外来劳动力，人口密度增加较明显。
四、 另一方面，相对于前述都会区域的浮现，两广北部、苏北浙南等珠三角、长三角外围地区，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长三角，而西部的川渝黔连绵区，除了成都、重庆、贵阳等少数中心城市的街道外，大部分乡镇单元常住人口显著降低，在某个程度上，乡镇单元常住人口流失平行表现了农村空心化的过程。
五、 尤其，山西吕梁、甘肃定西、甘肃庆阳、内蒙古呼伦贝尔、云南临沧、黑龙江鸡西密山、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湖、内蒙古乌兰察布、湖北黄冈麻城、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则人口流失明显。（图一）[i]图片来源：图一——夏铸九收集引用:北京城市实验室
1970年代末开始的新的城乡关系源自国家政策的结构性转变，中国纳入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进城，以及，前店后厂空间模型，建构了网络化的都市化(networked urbanization)，例如：北加州湾区硅谷─台北新竹─东莞越界连的生产网络，珠三角都会区域浮现。北加州湾区硅谷─台北新竹─昆山越界连的生产网络，长三会都会区域浮现，以及，高铁网络的等时圈同城效应与各都会区域之间的城际连接。这种网络都市化过程，或者说，这种网络空间的社会生产，生产的社会组织，生产与社会结构决定了网络空间组织。（图二）这也就是说，都市与乡村之分，是社会组织的空间形式的分化，这是一个特定社会的空间形式的社会生产(social production of spatial forms)的过程。当前的中国区域空间结构展现的区域不均发展过程，某个程度上可以说是经由国家的政策加速城市对乡村的吞噬过程。图片来源：图二——夏铸九收集引用:北京城市实验室
一方面，对于人口快速集中的既有的城市市民而言，纳入全球市场后全球城市的空间生产的过程，在空间上约束了人们的都市生活，然而，隐形的市场机制支配了土地使用的价值观，当资本认为无可获利，或是还是需要都市劳动者留在城市中，又没办法把既有都市人口塞回乡村时，就会以不同形式的迫迁，将人们再安置至城市蔓延的外围地区，或者是被国家政策与房屋市场诱使，将人们迁出他们曾经是可居的地方。“拆”，成为城市中最触目惊心的字眼。市民，失去了他们对城市的权利。（图三、图四）或者，在邻里高级化的晋绅化过程中，成就为都市资产阶级的上流空间，表现出阶级的战争。至于地方政府，甚至还包括中央部会，出于地产利益与都市象征表现，在缺乏特色的都市形式中致力市中心的再中心化策略与都市奇观营造，成就了国际明星建筑师的表演舞台。（图五、图六）
图片来源：图三——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四——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五——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六——夏铸九收集引用
另一方面，对于人口快速集中的新进劳动力与农民工而言，由于两元户口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却不被视为市民，所以，1970年代末以后的中国的都市化过程是“没有城市的都市化”，城市也就是“没有市民的城市”。（图七）本来，资本主义城市组织起来提供每日生活所需的各种都市服务的系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家的调节与控制，如住宅、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社会服务、文化设施、以及美好舒适的都市环境，这些都是每日生活和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透过国家干预进行生产或达到愿望，这就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集体消费，也是过去由福利国家模型所中介的都市基础建设的基本项目。假如国家不作为，或是完全委诸市场，都市集体消费不足就会使得都市生活素质难以提升，都市非正式经济无处不再，城管造成的都市冲突随时升高，环境受破坏，水、土、空气、食品污染、各种类型病毒越界，生态危机浮现，以及，空间隔离，社会碎片化、城市两极化，分裂的城市发酵，对人们而言，都市空间沦为有敌意的城市。到了2009年美国的金融海啸引爆之后，国家经济政策向扩大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向都市化之后的国内市场转移，这也就是这种新的经济模型期待各都会区域能承担消费内需。然而，除了个体消费之外，与都市特性相关的条件，就是要能改善城乡移民的农民工们都市生活所必须的集体消费。[ii]（图八、图九）换句话说，当前的“城市”一词的意义，其实已经历史地被再界定为：资本积累与关乎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分配之间，即，国家控制与市民自主性之间互动的焦点了[iii]。环绕著这些都市议题，都市运动也正在浮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对社区生活的掌控与对集体消费需求的争取，成为一种面对社会冲突与政治权力的新行动。（图十、图十一）
图片来源：图七——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八——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九——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十——夏铸九收集引用
图片来源：图十一——夏铸九收集引用
就在这时，网络经济快速地掘起，如马云阿里巴巴集团、百度、腾讯、以及微信等，中国互联网的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美国，[iv]尤其，网上购物增速与规模都正在成为经济上的新亮点。[v]物联网产业在都会治理上可以提供交通运输、都市防灾、以及相关都市服务，以云端运算配合通讯与科技，进行大数据分析，确保安全与舒适的都市生活品质。确实，互联网是一种技术，一种思维，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一种新的文化表现，连接(link)，代表了一种新社会与经济模型的历史动力，正在深刻地改变空间与社会，改变中国的城市。而都市共同体，关系着市民的组织，由没有城市的都市化，以及，在充满冲突的网络都市化过程中，新的市民角色历史性浮现。至于更进一步，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模型下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对立，台湾与香港先走一步，提早引爆了冲突：成功的区域政策往往是能符合国际与区域之分工，地域性被要求能适应经济分工的区位要求。然而另一方面，对抗全球化的区域政策也可以对抗分工，因为在现实危机中它往往能够动员巨大的政治与社会支持。
总之，中国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之后造成的区域空间再结构的变化，面对越界生产网络与都市创新氛围，区域不均发展过程中全球都会区域浮现了。全球都会区域浮现的历史过程的另一面，“没有城市的都市化”过程浮现。以及，必须进一步面对都市再中心化策略与都市奇观营造；环境破坏，生态危机浮现，空间隔离，社会碎片化、城市两极化，分裂的城市发酵，城市充满敌意。区域空间的再结构过程高速奔向一种亟需深入分析的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城市，虽是世纪初，却可窥见魔鬼的容颜，资本变身城市的主体，都市蔓延，不但延绵为都会区域，而且中心膨胀，贪婪追求，至高无上，房地炒作不知崩盘。区域不均发展与都市服务不足，新都市问题形成，这是都会治理的挑战。都会区域的表现，将决定了国家整体表现的成果，都会治理其实是二十一世纪国家的挑战。
[i]根据北京城市实验室（BCL）龙瀛、吴康、毛其智等利用“五普”和“六普”人口资料，以街道为尺度，考察了2000-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化，乡镇向街道流动的“城乡二元效应”，部分中心城市人口增长尤其明显，如京津冀地区、山东和黑龙江。在中东部地区，人口从欠发达的城市群外围地区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群核心区流动的“核心外围效应”，如两广北部、苏北浙南等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围地区，常住人口密度大多显著降低。此外，新疆、云南、内蒙和山西的人口密度增加较明显。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新疆和云南的人口自然增长普遍较高，边境开发大量人口迁入。人口密度减少幅度靠前的几个城市为：山西吕梁、甘肃定西、甘肃庆阳、内蒙古呼伦贝尔、云南临沧、黑龙江鸡西密山、内蒙古呼伦贝尔根湖、内蒙古乌兰察布、湖北黄冈麻城、内蒙古乌兰察布丰镇。除密山、根湖、麻城、丰镇外，皆为地级市。见：BCL, 2014, Spatiotempor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andUrbanization Pattern in in China: 2000-2010. Beijing City Lab.
[ii]见：贾兴鹏(2014)，“十大关键词读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网，3月17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DI4NDgxNw==&mid=200924979&idx=1&sn=f5cc281d6caae90b7a187c4cf7159adc&scene=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uin=MTk3OTQ5MzgyMg%3D%3D；吉密欧(2014)，“中国发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金融时报，3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307；宋健坤(2013)，“从城镇化到城乡一体化”，金融时报，12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747
[iii]也因为这个理论角度，我们才对都市计划（urbanplanning）与国家（state），甚至是地方政府的作用有了分析性认识，这才是理解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建构“都市”（urban）这个词的关键。
[iv]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百度连接了人与信息，腾讯连接了人与人，阿里巴巴连接了人与商品，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三座大山，市值与产业控制力领先的原因。见：王冠雄(2014)，“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欣慰与悲怆”，创业邦杂志，6月7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zMjc4MA==&mid=200770856&idx=2&sn=d5b24e1f7ce9b29286f796e50625276e&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key=0cbeb7802f7d2a1e63854208f94251e8d6e9de4dc4c2b2908c45807e65c069082278a79caf2cd5da510da93b6d521c84&ascene=0&uin=MTk3OTQ5MzgyMg%3D%3D
[v]阿里巴巴集团与其竞争对手吸引了超过6.8亿的中国消费者上网消费，说明实体商店与传统零售落后于虚拟商店与网上集市，不能显示实际的消费实力。统计制度亦复如是，计画经济下建构的数据统计制度，网上购物是不计算在统计范畴之内的。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是80后与90后一代人的潮流，淘宝和天猫网在2013年11月11日光棍节一天创下的350亿商品消费就是一个显例。见：“中国网络购买力露出真相，”彭博新闻社网站，2014年5月28日；“‘网售’成中国经济今年亮点，”参考消息，2014年5月29日。
注：文章为夏铸九教授于2014年8月22日慈湖论坛发言稿。此前澎湃新闻发表《充满敌意的城市：一位台湾建筑师眼中的中国城市问题》为论坛会议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