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场席卷全国各大城市的“占领男厕”运动引起传媒与公众的高度关注。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场相当前卫的“行为艺术”得到大部分人拥护，各种媒体平台的投票结果，都有超过80%的人表示支持。

　　“占领男厕”也有了法律上的小进展。继去年因为广州市政协委员提案炮轰公厕数量男多女少，广州市城管委将男、女厕位比例1比1.5的要求作为强制性执行条款纳入公厕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又有十位律师、学者向住建部寄出一份关于提高女厕位比例的公民建议信，建议住建部对其制定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予以完善，强制规定女厕位比例，明确公厕审批和验收机制，从而保障女性的平等权利。

　　占领男厕，策划者是女权主义者，其提出的诉求，无论是提升女厕比例，还是增设“无性别厕所”，都是基于性别平权的理念。然而，在中国，女权议题长期被抹黑或者边缘化，很多人，不管男女，一提性别平等或女性权利，要么觉得“中国男女已经过分平等，你们还要怎样”；要么就自说自话地把女权理解为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他们看不到现实生活中因为性别造成的种种权利鸿沟。

　　对于那些对女权议题——也就是性别平权议题——不敏感、不理解的人们来说，女厕问题是一个理解的入口。

　　首先，性别歧视弥漫于日常生活，却难以被发觉和承认。这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等级观念的社会中，对差别待遇习以为常。另一方面，社会中充当公平“标准”的，通常是男性为中心的尺度，女性的需求被漠视。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女厕大排长龙多年，大家浑然无觉。这样的不平等还有很多，比如在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进入企业和政府管理层的机会等方面，女性皆不如男性，但这些不平等尽管并非隐匿不见，却鲜有人承认，或者即便承认，却认为现状合理。

　　其次，性别造成的问题固然表现为“个人问题”，但“个人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公共参与来推进公共政策、法律的改变。比如内急，这是多么个人化的问题，但是解决不能靠个人，哪怕这个人手眼通天，也不能在自己所到之处，一手包揽厕所的建设。绝大部分“个人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资源，通常涉及政策和法律的改变，以改善资源的分配模式。

　　如对女性的就业歧视、性骚扰和性侵害，经常有声音说，这是女性自身素质或者天然局限使然（典型的说法是，企业用工效率为先，用女性不如男性有效率），或者生活作风问题（典型说法是“为什么不骚扰别人骚扰你”）使然，将大面积发生的社会现象，归咎于个体的问题。如此见树不见林，当然无法治本。

　　第三，既然性别之分是一些问题的起点，那么解决问题，也必须有性别角度，即考虑不同性别差异造成的需求差异。厕所分男女，那么配置厕所的空间和设施，就要考虑两性不同的需求。女性如厕时间约为男性两倍，厕位就应该是男性两倍。男性因为其生理结构，有小便池设施；那么也应该针对女性易感染的生理结构，在卫生维护不达标的条件下，多设蹲厕少设座厕。

　　第四，空间就是权利。平等不能仅仅停留于国策层面，而应该体现在有操作性的政策和法律细则当中，实现于每个人的生活中。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然而大多数女性在个人生活中却难以受惠于国策。

　　仅以公厕为例，学校和办公楼事实上也是公共空间，女厕不足直接影响女性受教育权利和工作条件的平等。工作单位的哺乳室、洗手间的尿布台、女工更衣室、厕所和浴室的私密度，公交工具上拉环的高度、公共场所和公司管理规章中对性骚扰的反制力度……总之，身体所享受的空间舒适度和安全度，就是人权的具体保障。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空间，一个人在受教育、工作、建立家庭或家庭解体的过程中，不因自己的性别而受压受限，能够真正实现权利和自由发展，那才是真实的平等。

　　最后，正如提出公厕改善的公民建议的法律学者所言，女厕比例大幅提升，男性也能受益。人权，并非是在两性间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女厕不排队，节省了男伴的等候时间；女性在就业上遭遇的歧视减少以至于消除，家庭的经济责任就能被平等分担；女性在生育期得到更多劳动保护，每个家庭就更可能生育健康孩子，照顾好孕妇。

　　最重要的是，实现男女平等，意味着一个更平衡、更公正的社会。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