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在黑格尔的脸上吐痰……他的“主奴辩证法”只涉及男性群体之间冲突的解决，并不涉及妇女的解放问题，而妇女正是父权文明历来所压迫的大群体……在主奴辩证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的阶级斗争同样排斥女性。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保持怀疑的态度。
■ 卡拉•兰西（Carla Lonzi）

    妇女运动往往是“自主”（autonomy） 的先锋实践者之一。历来，那些所谓的“革命党” 推迟到获得国家权力成立社会主义之后，他们认为性别问题是次要的而阶级问题才是首要的，性别议题从属于阶级议题。尤其是女权运动特别倾向于自主，因为妇女（作为一个社会范畴）被各种社会关系上的父权所压迫，包括在左翼的政党、工会、社会运动和革命组织当中也被压迫过。在意大利及其他国家1968社会风暴中获得极重要却意义模糊的经验之后 ，女权主义者属于最早对“新左派”政治形式和实践提出基础性批评的理论家。她们指出，新左派实践上（哪怕不是理论上）轻视了妇女的特殊需要和情况，将其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求，在这方面与制度化的老左派组织差别不大。这种批评引起许多妇女在七十年代初离开那些新左派的政党和团队，成立最早自我管理的女权组织，从而加深了新左派的危机。（该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是否要参与“武装斗争”的问题。）在意大利，这个危机最后导致了新左派的解体和，以及在它残余的基础上，“自主运动”（Autonomia，一场激进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的营造。虽然该运动受到了女权主义批判的影响，但很少的女权主义者参与。

   原本作为工会与制度化左翼政党一个倾向的“工人主义” 也深深影响了意大利的女权运动，这尤其通过Mariarosa Dalla Costa 、Leopoldina Fortunati等“女权斗争”（Lotta Feminista）成员的理论与政治工作。“女权斗争”为赢得家务工资而组织抗争，她们将家务置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战略高度上，认为家务活是通过劳动力再生产和照顾同代的男性的行为，但这一行为这所创造的价值却未能使女性从国家和市场那里获得报酬，正如“新女权主义运动”的作者在小册子里面所宣扬的那样：

    女性所做的是高达平均每周99.6个小时的工作，既没有罢工的可能，也无法缺席，也不能提出任何要求，是完全无偿的劳动。

    这一运动迅速蔓延到欧洲和北美，并由此发起了最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家务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并针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认为它不过是保障性别分工与劳工再生产的工具。而这导致了她们与其他女权主义组织协作，在70年代中期一轮大规模为争取堕胎与离婚权力的抗议之后的间歇期，创立了替代性的社会服务，尤其是在健康、生育控制，堕胎与防治家暴领域。 因着80年代上述运动的危机，女权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与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学术工作，这些工作集中在后凯恩斯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做了很多关于原住民抗争，环保主义抗争以及反战争抗争中的条件与形势的比较研究。

    “自主运动”比较缺乏一种的“女性的记忆”，这就体现了，在所有社会中，这种声音被压抑和忽视的历史倾向，即使在自主（独立）的和反专制的左翼话语中，女性的声音仍然自外于或者混同于男性的话语。女权主义的方法论抨击非学术化的迷思，将社会研究呈现为一种对话模式，在这种对话模式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过去经历都必然影响和激发对话。

    接受了这一方法论的考量以及勾画出意大利女权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进步，本文将辨别并讨论在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在家庭外参与有偿劳动是否会有助女性独立与社会解放的问题上，意大利工人主义女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分离主义 三种女权主义者的主要区别。首先，它勾画出围绕无偿再生产，本国劳工以及资本家对女性的生理与性暴力等议题两大工人主义女权主义的出现，即“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第二，女权主义以及自主运动关系相关的问题也将被讨论。与意大利其他女权主义相比，这篇文章的结论将建立在检视持续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上。

         “女权斗争”与 “家务有偿化”：对暴力及无偿劳动力再生产进行的斗争

    紧接着1969年的“火热秋天”运动，“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在如潮的野猫罢工与工业与社会的普遍矛盾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以基于工厂的自主工人运动并通过北方工厂中的自主集会持续抵抗资本家的工作，剥削与改组。同时，更为广泛的自主和民主化形式传遍整个工人阶级，包括无偿劳动部门，如家庭主妇，学生，失业者和义务兵，其深远影响直达中等和专业阶级。 其最显著的进展是意大利的第一个普遍动员的妇女运动，用Mariarosa Dalla Costa的话“它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自我意识，另一个是（‘女权斗争’的那种）工人主义女权主义，它逐渐演变成以小组和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争取‘家务有偿化’的运动。”

    Della Porta 认为意大利女权主义相比其他欧洲国家显著特点是其运动组织的群众性：

    1974年，1万名女性参加了在Pinarella di Cervia的全国会议; 1975年和1977年之间，国家一系列的举措 ——主要是关于堕胎合法化的议题——每次都有三到五万位妇女参与。 ……1975年1月18日在罗马出现了第一次关于堕胎的大规模示威，有两万人参与……在1976年4月，（与意大利共产党有联系的）“意大利妇联”和其他政党的妇女团队同意一起参加一个分离主义的示威，有超过5万人参加。

    一些前“工人力量”的理论家，也积极参与女权运动，他们的抗议主要集中在抗议无偿劳动力再生产的主题上，它被视作为是活劳动力，因此也是资本再生产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这很大部分是受Mariarosa Dalla Costa在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理论影响，以及受Alisa del Re从受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对福利国家的批判的影响。根据前者的理论，在付酬/生产性劳动力（产业工人阶级）和无偿/再生产性劳动力（妇女，学生，失业者）之间有等级区分。因此，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寻求从官方工人阶级组织中以及彼此中寻求自主。

    在Mariarosa和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以及Leopoldina Fortunati等的作品的基础上，“女权斗争”开拓了一个名为“家务有偿化”的运动，与Selma James 在英国类似的运动联合起来。同时，在美国与加拿大也有“家务有偿化”团队：在纽约有Silvia Federici，在多伦多有Judith Ramirez。这个网络还延伸到的活和瑞士。Mariarosa Dalla Costa是如此描述“女权斗争”的政治原则和策略的：

    我们要求家务给报酬主要是回应女人缺钱的严重问题，但也是一种在服务领域显示力量的方式[……]。这个要求同时也结合另外一个要求：要求给所有女人男人大量减少家庭外劳动（要求一个20个小时的工作周），好让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解放出来，而不需要从更多层次的劳动里找（很不足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这也为旨在家庭以外工作的解放主义立场提供空间，其目标仅是争取家外工作，加强社会服务。这是制度化左派的立场，但也是其他女权主义流派的的立场。

    然而，向国家要求家务报酬触发了一个跟女权主义运动其他意见者的严厉论战。他们把这样的要求看为“背弃社会化家庭劳动的目标”。

    1974年6月，在要求“家务有偿化”和把此看为对家务劳动的“肯定”两方的论争中，Rosso通过帕多瓦“家务有偿化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有关于与梅斯特雷女权运动所进行的三天讨论的报告。很多家庭妇女、老师、商店助理、以及秘书为了控诉他们从雇主、伴侣、和国家受到的三层剥削而聚集起来了。她们抵制所有人给他们强加上令他们担忧和恐惧的工作状况。“我们的斗争是针对工厂、[……]办公室，针对整天要坐在收银台[……]。我们不是为了获取这种工作组织而斗争，而是根本上反对它。

    她们摈斥了政党和议会外组织的看法。后者相信妇女的解放将通过就业来实现，而她们却要求国家补偿她们的无偿家庭劳动：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国家最基层的结构是核心家庭，而她们为国家“再生产”了公民和工人。她们还控诉了微薄的社会服务的不足：给家庭妇女和就业妇女服务的托儿所的短缺，以及女人身体在“男性主义”医疗系统中遭受虐待。她们呼唤女人抢回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控制：

    我们女性必须拒绝国家试图强加于我们的生存底线。我们需要要求得更多，要重新调整被拿走的财富----金钱、权力、和他人（比如女人、老人、孩子）相处的空闲时间。我们要成为社会个体，而不再作为附属品。

    女性过去在人数拥挤、资金短缺的教育系统问题上也表现得甚为活跃，因为这是1970年代中期所有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女权运动动员阶段的巅峰，她们为了要求更好的学校和日用设备，做了许多事情：进军到学校、组织纠察队、占领教室、设置路障等等。

    这些动员是在新左派和“自主运动”的参与下自发组织的，最明显的是南部的“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和一部分工会。然而，它们总体来说具备独立于任何政党并且对政党保持警惕的特色。

    类似的冲突随之发生在社区对再生产需求（如住房、出租、账单和购物）和休闲需求（外出吃饭、看电影和摇滚音乐会）的控制上。这些冲突与新兴女权运动对自己身体和生活的控制权的需求有结盟。女权运动打败了要废止1970年的离婚法的1974年公决，并经过多年艰苦奋斗争取到堕胎合法化（1978年通过的第194法条）以及在医疗和社会服务方面的民主化和女权化。至此，她们需要一个“自主”的新概念，来反映从工业工厂到社会工厂、从传统工人阶级奋斗到新社会运动斗争的过渡。

    然而，1970年代早期的女权运动为因为其活动强度而在参与者的健康和私人生活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他们从前抨击过新左派的强迫性战斗性、和为了政治争斗而牺牲所有私人生活的行为。据Mariarosa Dalla Costa叙述：

    我们有国内和国际的团体，但最让人震惊的是执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方式都极端拮据。沟通的主要方式是传单和我们的报纸，《家庭工人》 。这种激怒人，无孔不入的的战斗性，源自“工人力量”的经验。但我想，同时期的团体境遇也跟我们差不多。尤其是我们当领袖的当然更感到艰难。在此有些事情要强调……1970年代末，我们对那样的生活和活动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原比男人（包括我们的同志）更狭窄的再生产空间都被侵蚀了。

    然而，“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的妇女们对国际女权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关注男性在家庭内对女性事实的身体和性暴力作为一种规训性力量存在的方面。这与工厂采取身体和精神暴力规训工人相似。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意义的是Leopoldina Fortunati和Giovanna F. Dalla Costa的作品。后者曾这样论述到：

    开始时，女权运动控诉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事实上，事实上这是第一个围绕它发展处大规模辩论和高度组织化抗争的议题。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并非伴随资本主义而生，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孕育出来的。但尽管这类暴力的某些方面仍没有改变（妇女早在资本主义萌发之前，就经历被打、被强暴、被杀、生殖器被残缺 、被迫流产或养育孩子等暴力）。在资本主义下，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被重新建构、并被赋予了一个功能……完全内化的角色—女性必须做家务。……这类工作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工作，它的工作范围是家庭。……资本和女性关系上的极端的暴力表现在男女关系上：男性对女性加剧暴力的关系。

    这位作者批评了工人运动（包括所影响她和其他“女权斗争”及“家务有偿化”成员的工人主义）的一个盲点：当时工人运动未能聆听和理解她们理论的新奇之处，而是把“家庭工人”的概念等同于工厂工人： 像所有女人，我们从骨头里感觉到……我们是“家庭工人”，“在家庭内，每位女人都是无偿工人！” 自从我们开始这样自我认同，左派的一部分就给我们戴上了“老式工人主义”的帽子，因为他们把“家庭工人”等同于“工人”，并把他们自己编的理论归于我们。男性左派的这种耳背并没让我们惊讶：至于既看不到又听不到女性的男人而言，除了说教便没别的什么了。

    男性左派如此封闭的态度与女权运动关于无偿家庭劳动争论的严肃态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把女性视作无偿劳动家庭工人的观点已经成为了一种共通的历史遗产。连不认同“家务有偿化”的策略的女权主义运动阵营都以多方面相似的方式定位女人的状况。将家庭劳动者和奴隶之间的状况进行比较相当重要，伴随着我们的分析，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塑造这个论述。因为女权主义运动在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中掀起了政治动员浪潮，这使得这个论述显得更加有必要。暴力的兴起与今天女性不断高涨的反抗有显然的关系，同时也跟国家和掌权人士妨碍她们的不断高涨的意志有关。

    女权主义和自主运动之间的关系

    当女权主义运动中激进分子强烈地要求她们的健康和私人生活权利时，那些一边选择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行动的人同时又在新左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中经历了一种恶化的“双重战斗”的人们选择提出她们自己的要求。同时，女权主义者（包括那些扎根在“工人力量”等工人主义团队中的女权主义者）与自主主义者的关系就像她们与左派组织的关系一样紧张。独立的妇女团队对“组织起来的工人自主”（Autonomia Operaia Organizzata）从一些从新左派中遗留下来的空头支票式的政治实践方式的延续提出批评，特别针对一些带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暴力（有时是带有武器的）使用的延续，虽然说女权主义自身不能完全等同于和平主义。不仅如此，那些主张“意识苏醒”的女权主义者把工人主义的和自主主义的妇女谴责为老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而后者常常被更广泛的女性运动疏离。

    从“暴力（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一意孤行，作为一种对于父权代表下女性被动和顺从特质的一种解药）可以是一种主观的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妇女对于在女权主义和自主主义中关于暴力和主体性的辩论起到一定的贡献。“不断斗争”（Lotta Continua）的“妇女团队”所介入的主要领域是工厂，尤其是“拒绝工作”的实践、工作场所的歧视问题等，还有监狱、运动中的性暴力和大男子主义、以及身体和健康有关的抗争。行动在医院进行针对不平等的医患关系，并且谴责那些拒绝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疗中心和那些损害女性身体并且无法满足女性特定健康需求的健康中心。另一个介入的领域是国际上关于“社会连带主义而不是团结”的说法，这一方面建立在“从自己开始”的女权实践上，她们还与激进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有来往，后者会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做“意识觉醒”，并且与“激进党”联系紧密，虽然在更广泛的女权运动中，对私人范围、意识觉醒和无暴力的强调备受争议。一个罕见的关于反对天主教堂对女性身体和生活控制的不良影响的联合占领行动，发生在1975年的米兰大教堂。米兰大教堂是这个城市最主要的天主教堂，也是天主教堂的官方代表。另一个行动是抗议在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女性的被动地作为一味满足需求的性奴隶的刻板成见。婚纱店和相亲中介是这个行动中最主要的反对对象。她们还参与了Lea Melandri的“自由妇女大学”，在这个活动中，家庭妇女和知识分子们举出了跨阶级的作品象征着女性在资本主义下所受到的阶级偏见。Rosso和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两个杂志，《坏女性》（Malafemmina）和《我们固执者》（Noi Testarde）。通过这种合作和交流，“私人生活的政治化”及对性别角色的疑问就变成自主运动的一部分，虽然自主女权主义者与一部分男性自主主义者“以工人为中心”的立场之间仍然存在冲突。

    Del Re（一位女权主义者和“工人力量”的前任成员）的理论和政治实践导致她与Mariarosa Dalla Costa和家务有偿化运动之间产生分歧，哪怕她们都来自共同的工人主义背景。虽然Del Re没有加入自主主义的组织，她却认为她自己的活动让她逐渐形成类似于自主主义的立场。这里，她通过考虑意大利共产党（意共）内女权主义者自相矛盾的立场来分析“双重战斗性”的棘手问题：

    这很困难，因为它有相互分裂的定义：比如说，我遇见过女性在议会外的政治团体中及其活跃，同时她又是女权主义者，所以这里她面对着戏剧性的选择，因为女权主义逼着女性去做戏剧化的个人选择。敌人通常是在家里：如果一个女性想要获得一种个人自主，并且与那些身处左派中，在改变社会这一议题上有很多共同想法的男人成为恋人、朋友、夫妻、父女或者其他关系，那么她可能会感到很不适。所以当面对非常个人的身份和人生选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使一些婚姻已经破碎了，一个人不可能总让丈夫下场因为他们有一些的作用是正面的。这些决定是如此的激烈和暴力，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在家中隐藏自己的女权主义身份，在公众场合时又以同志的身份出现。因为意共有些时候事情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有些女性认为父亲是仁慈的，他总是或多或少地会接受他们小宝贝的要求，但在意大利，没有一个政党听取了女权主义团体的需求，至少在70年代是这样。意共的革命性强烈地质疑家庭传统；我遇见过很多家庭（妈妈，外婆和女儿）是意共的成员，这是一种撕裂的伤痛，因为这是一种历史传统上的钟爱，一个人很难改变。[原本附属于意共的]妇联对女权运动和离婚运动非常残忍。妇联和共产党脱离了关系，特别是1976年意共在Seveso事件（一个受二恶英毒害的怀孕妇女因为担心生出一个怪胎所以想要去堕胎）禁止它的成员在街上做支持堕胎权的游行后。在妇联从意共分裂出去的时候，许多激进分子脱离了政党，投身于女权运动中。

    一位来自米兰的被采访者给出了关于女权运动的不同视角。她曾经是“不断斗争”的成员，在1970年代末加入了自主主义运动，直到1980年代才成为女权主义者。她细述了她父亲因为反对她的政治活动而施加给她的暴力，同样地还有来自她伴侣（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的暴力，她还因为另一位女性斗士的否定态度而倍感压力:

   我14岁加入“不断斗争”因为他们好像是最活跃的新左组织……我父亲经常很暴力地打我，去“保护”我不被卷入这些“危险的政治活动”，所以到16岁时我就逃家了……我的朋友也打了我好几次，他也是“不断斗争”的成员……之后他因为打了另一位女性所以去接受治疗…… 他被其她妇女保护起来。保护他的女人包括我亲密的朋友，她参加过阿根廷武装斗争。当我被打后向她求助时，她说：“嗯，你是掉下了楼梯，对吧？”所有人都说我是因为车祸而受伤，从而保护他，让他免于被警察找麻烦……在武装斗争中，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英雄，有一部分非常小人……当时我不想因为女权议题而破坏组织团结……我们有的人在墙上喷了“男人和女人在斗争中团结”。

    关于那些选择当自主主义组织成员而不是独立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们的特殊身份，同一位被采访者还说到了197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贝加莫市女性自主主义的一个案例：

    每一个城市的运动都是不一样的，都有其独特的认同……在贝加莫她们有强烈的抵抗国家特质……她们从来不会接受国家的基金会资助来供给自我管理的诊所……因为女性自主主义的努力，很多的这些诊所还存在……她们自我筹款，主要领导还是原来那些人……在其她城市，她们更加多关心的是关掉色情电影院……她们来自一些反强奸的斗争中，她们组织自我防卫课程来抵抗强奸……之后他们成为反色情电影和拉皮条的武装先锋……她们不实施武装斗争，但她们使用直接暴力行动来抵抗色情电影院，砸窗子等……其她团队会用更加暴力的斗争方法，尤其是那些抵抗黑工招聘（lavoro nero）的斗士……她们烧掉了[雇佣黑工来代替与工会签了合同的正规工厂的非法]黑工作坊（covi di lavoro nero），但是她们没有武器……这些行动都是妇女自己进行的，没有男人参与。

    关于女性自主主义者与其她女权主义者的关系，这位被采访者继续说：

    [女权运动中]的温和派比较流行……她由很多不同的团队组成……她们不会顾及阶级的问题……其中比较激进的有“妇女解放运动”（Movimento per la Liberazione della Donna），她们既不是女性分离主义者，又完全不会考虑到阶级的问题……她们的人特别多……她们认为我们[女性自主主义者]是非常服从的，而她们的确是对的，我们当时就是[很服从男人的]。我们很年轻……我是比较晚才接触女权主义的……当时我会参加女权示威，但只是为了主张避孕和抵抗工厂对女工的剥削，但我在那很久以后才有了女权意识觉醒……当时我的阶级意识很强烈……我以为女权主义者在把运动给分裂……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斗争”和“组织起来的工人自主”在1975年袭击了罗马的妇女游行，因为她们被看成是分裂分子。

    结论

    意大利的女权主义、工人主义和自主主义在1970年代，围绕着无偿再生产劳动和性暴力、身体暴力进行过短时间的、问题多多的联合。在1990年，前工人主义者和自主女权者走向了不同的道路：Mariarosa Dalla Costa继续做生态女权主义角度的研究，非常关注农民和渔民发起的粮食主权运动。Giovanna F. Dalla Costa现在研究小额资助在不同国家的实践。Leopoldina Fortunati成为一个在传播理论上非常著名的专家。Laura Corradi成为一个学者，并卷入了生态女权主义全球化运动。Alisa del Re成为一个帕多瓦绿色政党的本土委员。在关于对1970年代更广泛的女权运动和自主社会运动的讨论中，通过把无偿家务劳动议题置于核心地位，当今意大利女权主义更被工人主义深刻影响，但是也经常和“工人核心”一类的理念爆出距离。这个议题的定义至今仍然是未解决，但是已经迈向通往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发展的道路，比如“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的理论。她们发起的国际“基本工资网络”也许能够针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瓦解了福利国家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法。“家务有偿化”运动最近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使意大利东北地区的威尼托地区政府决定为家中照顾工作付款了。这是这种工作第一次作为社会服务被正式地承认和付以报酬。

    最后，如果要总结被工人主义影响的女权主义与1970年代意大利妇女运动中其他形式的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前者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平等”和“解放”的诉求不仅混淆了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这种诉求使得有偿男性工人与无偿女性家庭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变得神秘化。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后者一般认为家庭外的工作给妇女提供了一条向解放和经济独立的道路，而“女权斗争”和“家务有偿化”都认为妇女在家庭外的有偿剥削不能解决家庭内无偿剥削的问题。 至于分离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家务有偿化”的意大利网络与前者同意要排斥男人参加女权组织和会议（除了为了照顾小孩子以外），可是Selma James所参加的英国家务有偿化网络“Payday ”最后允许男人参加。（到那时候，在1978年后普遍镇压影响下，意大利的家务有偿化网络已经瓦解了。）

    直到今天，工人主义的女权主义及其家务有偿化运动仍然有意义。例如，2001年以来，为了对应以男性为中心的恐怖主义和战争，她们组织了一系列的“全球妇女罢工”行动，该行动的诉求是“对一切关爱工作（caring work）得到认可和报酬，以及使各国的军费开支归到我们社区，妇女正好是我们社区的主要关爱者”。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Mexico City Acknowledgments: I wish to thank Laura Corradi, Alisa Del Re and the women of the Milanese autonomist movement who agreed to be intervie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