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因为生活的时间短，很容易认为今天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认为世道一直是这样的。无力感也好，沮丧感也好，或者各种盲目的乐观，都由此而来。”罗小茗是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都市文化与日常生活、教育研究。在分析调查数据时产生了很多感慨，对于住房焦虑症产生的原因，罗小茗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青年报》：您所在的科研机构是“当代文化中心”，为何会涉及到住房？
 

    罗小茗：这个调查研究的整体思路，是由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晓明老师提出的。

    一般人们总是认为，住房是房产专家或经济学家的课题，和文化无关。但实际上，今天中国社会得以持续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和既有的政治、经济系统紧密配合的日常生活系统的有效运作。

    随着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当城市人的大部分生活内容越来越围绕“居家”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时候，“城市式居家生活”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个日常生活系统的核心内容。用王老师的话说，就是“‘城市式居家’获得了持续组织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巨大能量，日益明显地成为支配性意识形态，文化得以形成和扩散的关键因素。”

    我们整个集体研究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在这个研究中，“城市式居家生活”，被视为一个既包括了现实规则、经济制度，也包括主观认识与想象内容的有待开掘和思考的新的研究领域。它的存在，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改变，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比如，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许多人不仅希望自己的工作稳定，对配偶工作的稳定性也有很高的要求。这种高度依赖，在社会舆论中可能很形象地表现为“被丈母娘逼着买房”或“裸婚”等吸引眼球的议题。虽然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并不这么非此即彼，但这种都市青年对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高度依赖，的确已经构成了他们在选择和理解工作、婚姻的意义，以及经营家庭生活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青年报》：问卷中的提问是怎样设计的？
 

    罗小茗：问卷的设计分成几个部分，除了基本情况之外，首先是受访者的“居家”条件，包括住房、婚姻、贷款、“家”的必备条件、生活压力等几大类问题。其次是受访者的日常消费状况，包括日常开销、消费习惯、资产、理财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基础的部分。接下来是受访者在“家”这个空间中展开活动的情况，包括睡眠、工作、休息、家务劳动等几个大类。最后是受访者在“家”中展开社会交往的状况和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感受和基本判断。
 

    《青年报》：问卷调查揭示出许多“矛盾”，之后的研究会着重在哪些方面？
 

    罗小茗：针对都市青年居家生活的问卷调查只是这一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研究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制度分析、居家生活调查和媒体对“城市式居家生活”的呈现这三个层面。

    就我所承担的居家生活调查这一部分而言，调查数据的确揭示了非常多的青年在面对“城市式居家生活”时的矛盾之处。比如，尽管住房市场得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越来越多的人将住房视为资产和投资的方式，不过，实际上都市青年对住房和资产关系的理解，仍有相当的含混之处。

    一方面，他们显然接受了住房市场和主流媒体的引导，倾向于将房产视为家庭资产的组成部分，这其中包括拥有产权房和尚未购房的不同群体。而另一方面，在估算近五年来的财产增长时，青年人又往往不把住房视为家庭财产的增长的来源，调查显示，只有14.9%的人将房产的增值估算在之内。这一既合乎主流又难免自相矛盾的理解，构成了当前这一阶段，都市青年理解“住房”这一特殊类型的资产的基本特点。

    与此相关的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抱怨房价高、房产商恶，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多人又总是觉得“住得偏小”。这种“住得偏小”的感受和他们的收入和实际居住面积无关。再比如，对“家”的想象和其实际展开家庭生活的方式之间的巨大落差等。

    我想这些都是由这一部分数据捕捉到的可以展开后续研究和深入思考的有意思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分别绘制都市青年展开“城市式居家生活”的现实地图和心理地图，将这两种地图放在一起思考，才有可能捕捉到今天的日常生活系统得以持续运行的动力机制。
 

    《青年报》：个人往往是无力的，整体状况看上去不妙。个人如何发挥价值？
 

    罗小茗：当住房问题转变成社会问题，并且侵略到人的精神层面之后，它已经被层层转化了，不认真思考，就很难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不能找到有效的“救出自己”的方式。居住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上去每一步都非常理性的居家选择，最终导致的生活状态，却充满了自相矛盾。

    对今天的青年来说，住房问题也好，其他社会问题也罢，往往觉得太大，无法瞬间找到解决的良方。青年人很容易由此感到无力或沮丧，从而退到守护自己的个人生活之上，但又发现不可能真正成功。这实际上意味着，越是这样糟糕的时代——碎片化的信息，难以把握的真相，追名逐利的大趋势，越是要努力去把握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在对这个整体结构的判断中，设定自己的理想、事业或者努力方向。

    把自己的生活和更大的历史图景、和历史变动关联起来理解，这也许是今天个人寻找和发挥价值的途径。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一整体性的理解和关联中去时，新的社会力量和运动方向就会产生出来。

    在这里，需要首先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觉得今天的社会很糟糕，很多事情很多人没有底线，没有尊严感，那么你展开工作、生活时秉持的原则和理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区别于他们？如果我们批评“以权谋私”和“唯利是图”，那么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是否真正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此的更坚韧的生活原则？如果没有，那么你怎么看待你的批评或者抱怨？
 

    《青年报》：为什么说我们的选择都是“碎片化”的，我们怎样去改善思考？
 

    罗小茗：改善思考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要去获得历史感。年轻人，因为生活的时间短，很容易认为今天他所生活的时代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状况，认为世道一直是这样的。无力感也好，沮丧感也好，或者各种盲目的乐观，都由此而来。

    可是如果多一些历史感的话，就会发现：首先，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不只有今天这一种面貌，人们对社会的想象，也不是只有今天这样一种类型，其所经历的苦难也不只有“买房难”、“结婚难”这样一些生活事务。

    其次，当对长时段的历史有所认识和感受的时候，就可以更容易地获取看待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位置，有能力去组织那些充斥在我们周围的碎片化信息，从中发现可能的意义。于是，当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个时代变化快”的时候，同时也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快速变化中发挥的作用。

    最后，当获取这样一种历史感时，个人可能仍然会觉得自己是渺小的。但这种渺小之感是在遥望历史长河时获得的一种谦逊的人的尊严感，而不是在如今社会中被各种压力以及无力感反复碾压而来的那种“什么都不是”的自卑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