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只是一件商品，而不限于商品。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又占领生活的全部——有人受困于“房奴”，昏天黑地上班，买房还贷，从而放弃生活的乐趣；有人惧怕现实压力，钻进自己的小世界，做起不问世事的“文艺青年”。
    目前，高校学者们正在做一项有关青年居住问题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调查数据呈现出我们的住房焦虑：总有那么20%的人认为自己“住得偏小”；我们认为“有房”生活才安稳，而有住房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个沙发，想干什么干什么”。
    不知不觉，我们在大环境的作用下，活成了一个矛盾体。


“杀”出一个家来

    毕业后的6年，姜璐长期处于动荡之中，除了“忙于工作”和“忙于换工作”之外，她还有另一项职业：找房和搬家。每到一处，都会一场以住房为主题的“南征北战”。
    毕业那年，她先在学校附近的求职公寓落脚。那是一处由临时厂房住宅改建的求职公寓楼，没过多久，就莫名其妙地搬迁了，白白被中介坑了半年的房租。随后，又遇上了一个不安分的房东。三天两头闹涨价。姜璐不堪其辱，又选择了搬家。
    好不容易安稳了一阵子，又随着工作调动，她从闵行迁到浦东。凭着过往与中介“斗智斗勇”的经验，在浦东租房算是一次成功。然而，经历数次租房风云，她始终心头惶然。再加之家人的催促，毕业6年后，她已经彻底打消了此前“买房不如租房”的念头。
    由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王晓明教授主持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所关注的对象，即是姜璐及与她同时代的中青年———他们的年龄分布在22-42岁。在他们“安家立业”的时候，国家结束了计划经济和福利分房，促使他们涌入了市场化浪潮。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70后与80后，也有90后的血液注入。
住房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它像旋风一般席卷而来，促使人从物质、消费的层面到精神层面都发生改变。经历这几年的颠簸，姜璐渴望一处稳定的住宅。“因为想买房，所以在选择工作时，稳定、高收入肯定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职业志趣’第一位。”
    姜璐不缺住宅，也不至于露宿街头。随着上涨的工资收入，开销绰绰有余。然而，经过几番焦虑之后，在职业选择中，她倾向于选择国有企业。“稳定，公积金高，不怕失业。”她说，“虽然还没有买房，但总有一个念头：万一还不起房贷怎么办？”
    姜璐就是这样“被房奴”了。“我似乎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以前，我讨厌国企。”

谁最焦虑？

    无论是楼盘广告，还是媒体宣传。房产总是与“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有固定的房产，才是理想生活。人人都在念叨：你应该去追求想要的生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是理性的，但自以为是的“理性”是否带来真正的最佳决策？
    两年前，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做了相关调查，如今近1000份有效问卷调查被回收。该中心的副研究员罗小茗在分析调查数据时，感叹道：当数据将人们的想法整合起来，阅读它，简直“像读一本侦探小说”。
    罗小茗告诉记者，调查数据显示，已经成为“房奴”的人，感受到的经济压力反而小于还没有成为“房奴”的人；即便对那些无需负担房租且没有成为“房奴”的青年而言，也是如此。可见，都市青年由住房而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并非因为此刻的居住空间的匮乏，而是因为他们想象着未来可能的居住空间，而感到忧心忡忡。
     “居住问题，并非实际的居住支出和‘获取独立使用的空间’之间的经济计算，而是被注入了对产权、对资产、对社会乃至对未来的一种具体的想象方式，从而使‘居住’总是和‘是否拥有产权房’紧紧纠缠。”
    谁最想买房？在调查中，“拥有产权房”与“商品房市场的关注度”关联显示，已经拥有产权房群体对楼市“密切关注”的比例（23.5%），要高于尚未购房者（19.7%）。“租房无需租金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刚需群体”，却反而是对楼市关注度最低的人群。密切关注楼市的显然不是他们，而是“购房继续偿还房贷者”，“密切关注”的比例占到24.7%。
“刚需人群”是否一定缺少住房？调查还询问受访者，你是否觉得自己“住得偏小”？“收入”与“对实际居住面积的感受”的关联显示，除了家庭年收入30万-50万、100万以上这两组之外，其他各组“感到偏小”的比例都超过了45%；而“年收入×未购房者的理想居住面积”的关联则显示，选择130平方米以上为理想居住面积的人中，来自1万-5万年收入群体者占37.3%，来自6万-10万年收入者占23.5%。
 
 
成“家”难
 
    调查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群人并不拥有产权房，他们是“租房须付租金者”，他们选择单人或两人租住、群租，或住在单位宿舍中。在这群人当中，22.3%的人将住房视为资产。
    在城市中，年轻人也会反思“家”的意义，并且试图作出改变。就像一个在外奔波的人，会不自觉地对“家”产生向往。”
2012年，“海漂”80后虞孝衍开了一间家庭文化主题咖啡店，名叫“蜗牛家”，存在于世仅1年。咖啡店是一个平台，寄托了他对理想家庭生活的向往：放下凌乱的社会关系，“切换”成家庭关系，在店里，能烧饭、做菜、喝茶，来者都是亲人。
近年，类似于家庭主题甚至于以“蜗牛”为名的文化店铺不在少数。这些年轻人试图将世界分隔成内外两部分：外部世界，坚硬、竞争、向上、强势。而在家庭中，则恢复人的触觉、内心，讲究柔软与审美。 　
    虞孝衍学社会学出身，他承认自己想要的“家”是一个理想的概念：家不是一个屋子、一个商品，而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希望有人懂家、护家。我们都嚷嚷着要买房，却把家丢得太远了。”
    这是一个落地的概念，这样的“概念”满布在小众旅游景区的家庭式旅馆、咖啡店中，不难看出，相当部分年轻人怀有对“家”的期待，对现实的不满，从而试图在小范围内有所作为。
    “我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都在由外向而转向内向。更多人抱有一种想法：无法调整外部世界，也无力与它对抗，我就拼命过自己的小日子，提升自己。”罗小茗说：“但这也许    只增添了商家的福利，未必会给社会系统带来多大的改变。”
    闷头过小日子，也必然会被外在世界牵绊。“蜗牛家”概念咖啡馆开出一年后，虞孝衍的“概念小家庭”的确如他所愿，聚集了一群兄弟姐妹，却最终因为房东提前解约，而被迫解散。他再度回到初始状态。
 
　　
碎片化的“理性”
 
    背上租金或房贷，意味着部分开销用于居住，当生活的“刚性支出”升高，拉低了生活质量，心态难免狭促。这几年，姜璐常被人质疑：“你内心想要什么？你应该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姜璐无从作答。
    “没有时间去想，也没有机会去想。我如果停止工作，就做房奴而不能了。但做了房奴，又会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姜璐说，“这大概是我的病态。”
    “分裂”的情绪比比皆是。罗小茗举了个例子：有一对青年小夫妻，成婚后购买了一套经适房，地处偏远，他们又买了一辆BUV。结果停车费太贵，车闲置在家里。小夫妻照旧住在父母家。忙了一大圈，购置的资源全部空置。
    “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中，“分裂”的状况也被数据频频表达。访问者设计了一道问题“您最喜欢并希望自己家中的场景是什么？”选项包括了“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高清晰的音响设备，身临其境地看电影”、“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镜框，里面都是自己拍摄的照片”、“到处都是小朋友的玩具，也是他随便玩耍的地方”等十多个选项。
    在这道问题的所有选项中，“舒服的沙发，想怎么坐就怎么坐”的生活方式最受受访者欢迎。同样受欢迎的选项还有“享受音乐”、“坐在家就能看电影”等“独享型”生活方式；其次是“静物型”选项，包括照片墙、漂亮的厨房和美食、桌布和鲜花等等；排名最后的是社交型或分享型选项，比如“有朋友、亲属拜访”或者“丰盛的家庭晚餐”。
    回顾到上文，许多人都将安稳的生活寄托在一套“产权房”之上。但有房、有车为了什么呢？罗小茗一摊手，“看上去，我们埋头苦干，其实就是为了回家之后可以‘窝在沙发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