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魂儿的“螺丝钉”
王欣然
编者按：我们常常把普通劳动者称作“螺丝钉”，意在赞美平凡劳动者的不平凡贡献，可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这个称谓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如果说60、70年代时人们自称“螺丝钉”时，是在主动认同这样一种劳动光荣，集体至上的信念，那么今天媒体的称呼却只是在使用一个已经失效的名词去命名那些早已失语的群体，就其社会地位和其发挥的社会功能而言，他们依然可以被称为“螺丝钉”，但这一话语中核心的“螺丝钉精神”却早已被丢弃和遗忘，他们只是螺丝钉，却没有了精气神。
我们常常把普通劳动者称作“螺丝钉”，它最初源于雷锋日记中广为流传的一段话：“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螺丝钉的连结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一称谓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一直沿用下来，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但其中的意涵却逐渐僵化和缺失。主流媒体使用它，意在赞美平凡劳动者的不平凡贡献，可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这个称谓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如果说60、70年代时人们自称“螺丝钉”时，是在主动认同这样一种劳动光荣，集体至上的信念，那么今天媒体的称呼却只是在使用一个已经失效的名词去命名那些早已失语的群体，就其社会地位和其发挥的社会功能而言，他们依然可以被称为“螺丝钉”，但这一话语中核心的“螺丝钉精神”却早已被丢弃和遗忘，他们只是螺丝钉，却没有了精气神。
这种精气神的缺失，是在参加“节日里的劳动者”活动，以及参与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橄榄树项目时，那些劳动者，尤其是年轻的劳动者给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印象。
在“节日里的劳动”活动中，我们小组的采访对象是在食堂工作的劳动者，大多是40、50岁的叔伯、阿姨，他们普遍呈现出一种豁达和乐观的精神状态，食堂那个快要退休的老师傅给我们讲述他女儿上学的时候兜售文具的往事，语重心长地说生活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做起，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同样地，食堂打饭的阿姨也笑嘻嘻地说，工作累是累，可是和同事们在一起，每天说说笑笑，好像一家人一样，日子过得蛮舒心的。这种良好的心态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所处岗位的工作环境不算太差，且子女基本都已经长大成人，能够自力更生，因此他们的经济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源于历史所遗留给他们的时代印记，比如食堂老师傅对于自己能够在“公家食堂”工作，并因工作认真负责而获得肯定的自豪感，比如那些打饭、备材料的阿姨们在日常劳作中对于集体主义的熟悉和热爱，这种自豪与热爱，是他们对于自己劳动者身份的肯定与认同，也是他们抵抗繁重工作压力的动力之一。从他们的话语言行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这是他们作为普通劳动者的精气神。而当我们采访到在食堂工作的年轻人时，情况却迥然不同，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们的态度始终是冷漠与拒绝，他们或抬头看电视，或低头玩手机游戏，我们还未说清来意，他们就已经急着摇头拒绝，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时间，也不想接受什么采访，整个过程中他们的目光几乎不曾离开过闪烁的电子屏幕，即便间或抬头看我们一眼，目光却是躲闪的，甚至可以说是戒备的。
而这一幕对我而言，其实并不陌生，由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实践课程的要求，以及自己对于新工人群体和工人文化建设项目的兴趣，我有幸参与了依托延泽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所展开的橄榄树项目，这几个拒绝接受采访的年轻工人，让我想起橄榄树项目中那些年轻的外来打工者，他们几乎并无二致，同样的急着拒绝，同样的充满戒备，和他们说话时，仿佛有一堵透明的屏障隔在我们中间，我们能看见彼此的面容，听到彼此的言说，但是却无法真正触碰，无法从容交流，一种紧张的情绪蔓延在我们周围，空气似乎都是僵化的。这些年轻的外来打工者大都从事服务行业，在街边的小餐馆或零售店工作，其中很多人都是八零后、九零后，他们早早地辍学离家，进城打工。当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已更换过若干工作，然而每一份工作似乎都是那么疲惫，活计永远也做不完，时间则永远是零散的，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吃饭、睡觉的时间都不固定，越是该吃饭的时候，他们越忙碌，而等到该睡觉的时候，他们还要值班守店。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平淡寡味，从早到晚做着重复而机械的工作，零散的闲暇时间则见缝插针地睡觉、打牌、摆弄手机、去网吧看流行的影视剧，玩时下热门的网络游戏，对陌生人固然是冷漠的，就连同伴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在电脑班开课时，明明一个饭店相互熟悉且共同参与课程的员工，却谁也不叫谁一声，各自单独来上课；有什么活动要开展，即便是一个店里的人，也几乎要一个个通知，因为不能保证他们会告诉其他同事。
橄榄树项目的负责人隋老师曾经和我闲聊，她说，上海有那么多的文化娱乐活动，好多其实都是免费的，这些工友们为什么不去参加？她认为这或许并非信息的闭塞，而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封闭，没有接受新鲜事物的勇气，不愿意突破自我。她的说法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工人的主观意愿出发，一来他们的工作繁重辛苦，短暂而宝贵的休息时间到来时，他们大多宁愿睡觉，不愿再耗费更多的体力与精力；二来这些文化活动的内容大多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太过遥远，而参与那些活动的人更是和自己完全没有交集，大家所处阶层、审美趣味都相差甚远，这些活动中预设和隐含着对于活动主体的要求，工友们很难满足。例如近年来上海举办的“市民文化节”，这其中包含着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的一系列文化服务项目，有樱花节、摄影展、话剧、戏曲，也有各个社区活动中心的节目表演和比赛等等，这些活动覆盖上海全境，且终年无休，然而正如它的名字所彰显的一般，这是“市民”们的节日与狂欢，从外地来上海务工的青年工人们其实是被暗暗排挤在外的。那些丰富的活动编排里面，并没有属于他们的节目。平心而论，上海的公共文化环境确实不错，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文化活动场馆以及文化活动，但是反复享受这些活动的，却始终大多是这个社会的中上阶级，他们有时间、有精力、有闲钱，也有闲情逸致，他们符合这些文化活动对于参与主体的隐含预设，而那些外来的青年工人们，则根本无法参与进去，他们几乎欠缺了参加活动的全部条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心灵的封闭”也好，“不愿自我突破”也罢，其实都是针对个体化的工人进行粗浅观察后得出的结论。今天的新工人群体普遍的精神贫瘠，如果只是简单地归结于工人的积极性、自主性不够，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忽略了形成这种局面背后的复杂的历史动因，同时又将新工人群体从社会整体的结构中剥离出来孤立地进行衡量与评价。
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到改革开放后大批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再到近几年重新被命名为“新工人群体”，从这些称谓的演变中我们不难窥视出工人的主体性不断建构与重组的动态过程。作为创立与建设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建国初期崇高的社会地位不仅仅是走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也不仅仅是宪法自上而下的赋予，更是近现代以来一系列工人运动的斗争成果。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也正是在这一政治进程中得到了实现和体认，他们为自己“老大哥”的身份而感到自豪，并自觉地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工人不仅通过劳动创造出难以计数的物质财富，也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建构了独特的集体主义文化。在电影《钢的琴》中，东北老工业区下岗的工人们为了造一架钢琴这样一个既现实，又浪漫的目标聚在一起，最初他们只是在帮助一个走投无路的父亲，但最后他们却重新找回久违了的劳动的快乐。在废弃工厂的车间里集体劳动时，那种干劲与激情，那种和谐的配合与充沛的活力，极富感染力：它既是激情澎湃的，也是轻松愉快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朴素而温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和创造力，他们共同构筑了一个温暖且富有力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体的力量和个性不旦没有被消减，反而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每个个体都形象鲜明且不可取代。当然，这个集体并不是全无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并非本质性的阶级冲突，而是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总是能够在某一特殊时刻被化解掉，之后由于有了克服矛盾，化解危机的过程，集体反而变得更加团结。而电影中无处不在的苏联乐曲，以及工人们每每聚在一起时的欢歌笑语则都在暗示着他们文化生活的丰富，影片的结尾更是出现了一段超现实的激情舞蹈，这段舞蹈正如戴锦华所言：“在这个场景中，工人脱离了种种权力机制，脱离了种种价值概念，他们再一次体验未被异化的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同时是文化和精神的生产，他们是双重意义上的创造者。他们不仅仅创造出物质、价值，他们也享有价值、享有文化。”[1]
当然，这种独特文化的建构不能单单凭借工人自身的一己之力，“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并非单纯地由工人们自身完成，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政治过程的产物。除了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2]而当社会的转型期到来，这个政治过程逐渐消退之后，《钢的琴》最终奏响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和工人阶级的双重挽歌。伴随着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经济改革，后社会主义的工人开始出现，他们当中既有和影片主人公们命运相同的国企下岗员工，也有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到了90年代，后者显然已经构成了中国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期间，大量国际资本涌入，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为自己寻找新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获取绝对/相对剩余价值的新源泉，并成为解决其危机的最新出口。”[3]当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卷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时，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也随之迅速贬值与异化，且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劳动不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仅仅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而工人在这一社会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则可想而知，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与其说他们是商品的生产者，不如说他们已异化为商品的附庸：“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它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4]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具有自觉阶级意识，以及富于政治性、斗争性的整体而言，早已不复存在，“阶级和阶级关系正在车间内外被制造和再造”[5]在主流的话语中他们或被贬低性的称作“农民工”，或是作为“中国工人”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而在更为现实和普遍的资本逻辑中，他们只是世界市场运转中的一个环节，他们是“廉价劳动力”。“廉价”， 一方面意味着在物质层面他们付出与收入的失衡，而另一方面则表征着劳动意义和劳动价值的失落，这种失落必然会带来以此为核心所构筑的工人文化的消逝。物质的剥夺也许可以随着时代发展得到些许补偿，但精神空间的逐渐丧失却几乎难以挽回，那些被践踏的情感和尊严如何在废墟之中拾回和重建呢？
而除了历史沿革所带来的纵向变化之外，工人群体的内部也出现了代际上的分化与变革。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根据这份文件的解释，新生代工人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而这批新生代工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占据了进城务工人数的大多半，[6]不同于第一代进城打工的父辈，出生于80年代后的第二代及至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第三代打工者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中的工人阶级，而是“新工人”：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的经验，虽然出身农村，却成长于城市，经由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城市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取代故乡成为他们对于“家”的想象和期许。然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国家政策、法律制度的走向，以及在城市中生存的真切经济压力又使得他们成为夹缝中生存的群体，“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城市”正是对他们尴尬的生存状况最真实的描摹。
这种在城市生存的窘境，其实并不是新工人所独有的境遇，而是可以扩展到更广阔的的范围——比如鲍曼在《工作 消费 新穷人》中所描述的“新穷人”，事实上就正在和“新工人”分享着同样的痛苦与尴尬。新工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社会问题，比如住房压力、就业压力、福利保障，及至以“富二代”“拼爹”等现象为症候的阶级固化、社会不公，早已为同样生活在变革时代的“新穷人”所普遍体认。同样，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那种对于物质永恒的匮乏感与饥渴感，也是二者所共享的。在消费社会，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面对琳琅满目、明码标价的商品做出超越阶级的想象，仿佛只有在价格面前才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尽管不同的经济基础、社会地位使得不同阶级的人群分散在各异的消费空间，获取着决然不同的生活经验，然而这却并未妨碍他们对于市面流行的商品与符号价值持有相同的幻想。穷人和富人、工人和资本家吊诡地共同分享着消费社会所生产出的价值体系和流行观念，而在这套观念里面，“阶级”被消解，集体被拆分成原子式的个人，符号价值的产生使得劳动的过程和意义价值均被遮蔽，“能力”“个人素质”等一系列孤立、抽象的话语取代了对于社会整体状况的分析，不仅黑心老板认为劳动力不值钱，就连生产线上的工人自身，也并不认可自己的劳动价值。这种体会也并不只限于新工人，以都市白领为代表的新穷人也一样时刻处于职场危机之中。事实上，无论工人还是小资，这些来自中下阶层的青年们必然要共同面对这个社会和时代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普遍压迫，而在这种普遍性的压迫结构中，尽管他们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均衡，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几乎同样空虚乏味，在精英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夹缝之间徒然的徘徊与纠结，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和生长性。诚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贫困除了物质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这种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令人痛苦难受，同时也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是一种继发性的贫困，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一般在物质贫困的逐渐改善后其他方面的贫困才会逐渐出现，因而消除这种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为困难。这种贫困显然意旨着今天广泛存在的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物质贫困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要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任何孤立的、个人化的抵抗显然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空气中充斥着爆表的雾霾时，“雾霾不走，我走”的广告无疑是虚假且讽刺的。而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从更深广的联结出发，重寻人与人之间的血肉联系。
在《出梁庄记》一书中，当作者梁鸿采访完51位从梁庄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时，她感到疲倦和忧伤，因为所有人的处境都是那么类似，作为在这个社会底层生活的人群，他们的日常生活从物质条件到精神气质，都几乎同样贫瘠，缺乏光亮。而当她从这样的异样经验中回归到自己的所熟悉的舒适生活中时，她感到莫名的轻松和解脱，这种轻松与解脱的感受是如此真实而自然，以至于让她感受到了羞耻。无论是看书中描述的不同行业的底层群像，还是和橄榄树项目中青年打工者的结识、交流经验，都让我产生过类似的体会，那种莫名的自责和羞耻不时升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背负着这样的羞耻感，但是每一个人又都自觉地忽略这种羞耻。你会想起弱势群体或底层，你知道他们承载着什么，经历着什么，奉献了什么，建设了什么，然而你却不会想要走近或走进他们的生活，我们身处同一个中国甚至同一个城市，却经验着不同的世界。这种割裂让人感到难过，一种道德层面本能的不安，然而当这种不安混合着个人能力的有限时，却又莫名的让人变得心安理得起来，而正是这种心安，让人感到羞耻。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羞耻不应该沦为虚伪的人道主义关怀，或盖棺定论的一声叹息，或是而应该成为一个重新出发的召唤——其实某种意义上，这种羞耻恰恰证明了某种微弱却又厚重的联结确实存在着，新工人绝不仅仅是需要被发现、被代言的“他者”，即便我们经历着不同的人事，即便有许多的隔膜与差异，但我们依然会有共通的情感、经验，以及敌手，而这正是我们能够交流、沟通的入口，也是我们能够得以形成一个具有抵抗性的共同体的基础。
如果说当代的新工人是一批丢了魂的“螺丝钉”，那么他们所丢失的魂魄，我们其实也未曾真正体验与拥有过，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我们正在一起创造一个时代，而不仅仅是被它所裹挟。丢失的魂魄也许再难以寻觅，但未必不能再度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文化研究的实践课程，还是橄榄树项目，亦或“节日里的劳动者”活动，都是再度追寻、重建这颗魂魄的践行。未来怎样还未可知，但如果今天还不去行动，我们将没有未来，一个没有魂魄的社会终归是难以为继的。这个重建的过程也许无比漫长，但我们或许可以从马克思对创建巴黎公社的期许中获得些许安慰和鼓励：“他既不期望资本主义立即崩溃,也不期望资本主义面临马上被推翻的危险。他只希望迈出组织群众大军的第一步,若能赢得这第一步,他就能和地位牢固的敌人展开长期斗争。” [7]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弹”《钢的琴》：谁的车床，谁的琴房，谁的狂欢，谁的哀伤 http://www.douban.com/note/183477224/，2011.11.7.
[2] 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吕途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中华读书报，2012.4.25.
[3]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11.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5.1.
[5]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民工总人数已经达到2.6亿,，而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1％左右。
[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中信出版社，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