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吕正惠(1948-)先生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荣退，开始了在中国大陆学术客座与文化交流的新里程。
吕先生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起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转进两岸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任教于台湾清华大学、淡江大学。近年来，他继承陈映真的理想，担任起台北“人间”出版社的发行人。在两岸的文化交流工作上，吕先生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前辈。我2005年夏天开始跟随他攻读博士，陆续读过他大部分古 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批评的材料和随笔。
现代文学在台湾，受限于二战后，国民党禁绝五四左翼文艺和日据时期左翼文学的条件，因此，虽然自上世纪50年代起，台湾就有一些现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但将来有多少能通过典律与历史的考验，还有待时间证明，吕先生写的最好的一些批评，应该会是日后留下的少数清醒且到位的声音。他比较重要的现代文 学批评的合集有：《小说与社会》(1988年)、《战后台湾文学经验》(1992年)及《文学经典与文化认同》(1995年)。今年1月10日，先生又以“骥老犹存万里心”之势，发表《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综收21世纪以来，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和方法论的再省思与推进，在维持一贯宽广的文学、社会与历史的互涉视野的同时，对中国和世界现代性的前途也形成自己的见解。
吕先生的现代文学批评，在评论对象上，我认为仍是有典律(canon，大陆多译为“正典”)意识的，虽然他甚有“齐物”的修养，对本土平民文学也极能将心比心，但更多的时候，他仍兼融了锐利的审美品位和社会感，选择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并将他们放在中西文学正典和历史的视野里，进行相对化的理解。
在台湾作家部分，他曾点评过黄春明、王文兴、白先勇、陈映真、王祯和、七等生、陈若曦、李昂、朱天心、张大春等。1987年台湾解严后，他也是极少数迅速吸收与接受大陆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台湾批评家，曾为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的大陆当代文学丛书写序，引荐过不少“右派”及“知青”作家的作品，近年更在台北“人间”出版社的运作下，将更多优秀的大陆文学、文化批评家的代表作引入台湾。有意思的是，吕先生晚近几年收录在《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 (2014)中的评论个案，很多其实是他的“不平之鸣”，他时常见不得某些真正有才华、有才干的作家与批评家被埋没，或被庸俗世故的文化圈所遗忘，作为一个文学、文化批评家，吕先生似乎偶也想干英雄豪杰之事。所以，他要谈谈1950年代的林海音、台湾早期现代诗人方思、王文兴的大陆游记，以及默默为台湾现代文学付出、作了许多重要基础工作的颜元叔等。在作家论外，吕先生具有总论性质的长文亦可观，收在《战后台湾文学经验》中的作品，就广泛地涉及思考西方现 实主义、现代主义在台湾的本土流变、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在台湾的接受限制、战后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甚至两岸文学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等。
在文学方法论的使用与更新上，吕先生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契的典型、社会整体性等理论，已广被两岸文化圈所熟知，对布莱希特如何理解及补充卢卡契，也曾经为文辨证检讨(1993年)，在文本细读的方法上，他曾翻译过《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些观点(收入《中国文学批评》第一集，1992年)，对布科罗夫斯基式的“艺术是体受事物的艺术性方式”有一些会心。但是，这种“陌生化”的技术毕竟只是一种形式手段，是批评家用来细读与发现作品特殊性的方法之一。吕先生其实更靠近的，仍是中西老派批评家的传统——在吸收各大家理论与新观念的同时，更看重的还是大量古今中外，不分文史哲的博雅阅读与参照定位。
在吕先生写得最好的文学批评里能够充分发现，他在整合各种视野后的独特领悟与关怀。以他文学批评的作品来分类，大致可概括为四大方面。
第一，对台湾战后的各类型人物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社会关系的探索。例如，在《黄春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1986年)一文中， 吕先生从作家姿态出发，分析出黄春明较少知识分子的习气和会说故事的传统特质，由此一并讨论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小说，常以西方文学重视情节为标准、贬抑自身文化的叙事困境。但是，吕先生又并非简单的传统或复古论者，他认为历史仍将往前，自我也需在当中动态调适。所以，当小说家黄春明到了城市，他也需要面对新的现实，并变化新的写作意识。然而，黄春明在这方面的实践并不成功，因为传统的乡土农业社会必然会被工业现代文明改变，而小说家仍然执意给他笔下的小人物保有最多的温情时，作品反而不能见证与突显更大的社会矛盾。
而在王文兴及七等生的个案中，吕先生从他们的出身、阶级及所受的教育，来讨论他们跟台湾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在王文兴论《是生错了地方，还是受错 了教育》(1986年)中，吕先生尖锐地指出，王文兴《家变》的最大价值之一，乃是他写出了台湾知识青年所受的西化教育，跟乡土传统之间的断裂。同时，借由这种断裂，王文兴开展出来一个独特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得以看出主人公身上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间接地突出了彼时社会的病态。而在谈七等生的篇章《自卑、 自怜与自负——七等生“现象”》(1986年)中，吕先生则认为，七等生过于敏感于他的底层出身，但他又不若黄春明那般“混沌”、陈映真那般能“上升”， 因此早期的作品总耽于活在幻想的内心世界，主人公多自卑、自怜、暴烈、忧郁，但又要硬生生地以深奥的哲理来自我救赎，使得作品不忍卒读。而到了后期，当七等生以较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反映他所经历过的保守教育和教师时，反而在不自觉中触及了台湾早年教育界的一些恶习，是他真正成功的作品。其他类似主题的文章，还有对外省上层知识分子白先勇“传奇”式的小说批评、陈映真介于文学与思想间的意义与限制，对陈若曦“文革”小说的分析等，都是从作家作品出发，纵横求索、交叉思维分析后，才落实论文的主题。因此，当有些人认为吕先生的文学批评可能过于简化、社会化，不够重视“艺术”时，如果他们稍微理解吕先生整合式的思维逻辑，或许会考虑修正他们的想象。
第二，吕先生的文学批评中有一种高度重视青春、自我与爱情主题的现象，或者说，是对人的灵性、精神性出口的关注。如果说吕先生在评述转型时期社会的各种状态和人物命运(多为男性)的小说时，较为突出它们的公共价值与视野，那么，在另一些现代文论里，则多展现了灵性与精神探索的一面。这可能跟批评家自我的生命经验有关，在《青春期的压抑与“自我”的挫伤——19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2008年)一文中，吕先生以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为例，讨论到当这些作品中的青春主人公的生命开始成长时，他们时常遭遇爱情与性无法妥善抒发的挫折，然而，在当年台湾保守的文化环境下，他 们不可能像五四时期的青年，有各式各样的解放论述，能适当地自我了解并安顿自身，再加上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也无法转化青春的激情、关怀与实践政治。在压抑难以清楚言说的时代，此阶段的文艺状态自然生产出现代主义，并将自我隐藏在最抽象的精神艺术里。
这样的自我或说个体，除了文艺之外，又如何解决青春焦虑与孤独的灵魂呢？不要误会吕先生永远认定“社会化”是解决人类困境的惟一方式，作为一位 对人类和人性抱持着高度好奇的批评家，吕先生在同属于上世纪6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方思身上，似乎发现了另一种出口。在《方思初探——其渊源及其诗中的“自我”》(2003年)中，吕先生分析了方思与里尔克的渊源，与戴望舒、穆旦和冯至的仿拟关系，重构出方思独特的灵魂发展——历经被诱惑的痛苦，意识到爱情和性不能得的渴望，最终上升、皈依到神秘的美、丰富的痛苦的自觉，自我也在当中饱满，暂获平静。
第三，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命运也是吕先生的文学批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1950年代的林海音》(2003年)中，吕先生以看似“落后”的角度，反而发现了林海音极少被前人注意到的价值——她对难以转型的现代“传统”妇女的书写其实很成功，因为林海音长于关怀每一个具体生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同时，林海音对什么是知识女性的合理幸福的人生，也有独特的见解。吕先生分析了她的《婚姻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林海音最后让曾被情人抛弃而发疯的女大学生，跟精神病院里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管理员结婚，且留在医院工作，获得一种幸福，似乎这也是对阶级差异与认知心理的一种克服。吕先生甚至延伸评曰：“疯人院之所以成为乐园，不正反衬了人间实际上是一个大炼狱”，这样极具创造性的阐释，让小说的价值远远超出一般的道德和女性视野了。
其他跟女性有关的议题，吕先生还讨论过闺秀问题，甚至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男性、经济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如分析李昂的一些小说)，总的来说，作为一位敢于承认自己有一定“大男人”倾向的批评家，吕先生其实对台湾女性(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同情，还是远远大于批判的。这可能是因为表面上台湾现代化早于大陆，但事实上，现代两性解放的观念、理论、多元的道德观、生命实践方式，恐怕仍是在上层知识分子圈或最基层社会里，才可能有较多的流动空间，因此，女性如果对“现代”启蒙不深，也还不懂得自我保护，在台湾社会所遇到的生命困境，将远远大过男性。同时，吕先生在处理这些女性“情感教育”的作品 时，并不遮掩他能看出的男主人公们的世故与庸俗，部分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掌控欲望和低俗趣味不客气地彰显出来。
晚近几年，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愈加强大，大陆的崛起也成为新的现实与事实，而两岸的文化与社会却都出现了某些共同与差异的危机。吕先生似乎愈加想重新反思——反思西方现代性与中国自身传统间的辨证关系。反映在文学上的讨论，就有对中西文学本质差异比较的论文《悲剧与哀歌》(2006年)，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吕先生即撰有《“内敛”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生命境界——从古典诗词看传统文士的内心世界》(收入专书《抒情传统与政治现 实》，1989年)，探讨中国古代文士与君王的遇合，由于生命几乎难以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产生长期自比女性的传统和“内敛”与“孤绝”的心态，颇有现代反思的自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台湾已历经各式党外民主运动，迎来解严与看似开明的“自由”与“民主”后，吕先生进一步延伸前作，在《闭锁的生命形态与孤绝的人生境界——从阅读古典诗词所得的一点感想》中继续反省——为什么知识分子还是会限于一己之私，长期的、公共事物与价值还是难以开展？他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困惑地追问：究竟个人主义是源于长期专制，还是资本主义下的民主与自由的必然归结？而这些子题，也都是西方现代性与中国自身传统交杂困限的重要部分。
吕先生也明白，这些问题恐怕都非一时一人所能响应，所以，他常借由一些自叙性的批评，例如《我的接近中国之路——30年之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2007年)，以及为台北“人间”出版大陆学者专书写序的机会，综合地提出一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机下的见解。他自然是欣慰的——欣慰能够从一个“中华 民国”的小知识分子，转化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所以对大陆人民辛苦走到今天的结果，也深表认同与敬佩。我们都是历史“中间物”，吕先生也仍继续承担属于他的一份责任。
吕先生显然更乐观与自在，付与时人冷眼看又算得了什么。在今年的《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的代跋中，他引用钱穆《国史大纲》对一己民族历史尊严的悍卫，表达了不愿做一个民族虚无主义者的执著，吕先生更直接地呼吁，重温与肯定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正如同里亚?格林菲尔德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序中的自白——太多的矛盾超支，导致历史上“欧洲时代”的创造潜力已经快要耗尽，亚洲文明已然崛起。当然，他关心的更多仍是中华文明、那仍然年轻的祖国的修正与成长，以及海峡另一边的台湾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能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里亚?格林菲尔德说。我相信，这也是吕先生对未来的心声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