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刚过，哈佛就爆出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全校图书馆重组。之前有小道消息在传，现在不幸证实了。图书馆职工都接到了一封“邀请”，提交履历表，列出自己的资质、技能和岗位选择，统称“雇员画像”（employee profile），以协助校方重新录用——全球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系统的全体雇员，就此“实质性”下岗了。一时间，网上风暴骤起，师生、校友纷纷表达担忧和愤怒。哈佛院子里，图书馆职工和支持者举起了抗议的横幅。但是没几天，校园又恢复了隆冬的宁静。

美国其他私立大学和州立大学，会不会学习哈佛老大哥，也向图书馆开刀呢？现在的经济形势，业内业外什么样的猜测都有。

这确是前无古人的事件，由不得不为哈佛的同行和图书馆员工的生计事业担忧，他们可是优秀的大学图书馆人才啊。但震惊担忧之外，也让人意识到，在这看似劳动纠纷的后面，有着更大、更根本的社会危机：我们的知识管理系统出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引发的？后果会如何？该怎么应对？

知识的管理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微循环系统，为日常生活、科学探索、以及精神进取递送隐形“燃料”。为此，人类发明了图书馆，专司知识的收集、整理、传递、保存和使用。传统上，出于一种知识为天下公器的价值，图书馆普遍是非赢利营运的。进入现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普及，还承载并伸张着民主、自由、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这一知识管理模式，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参见拙文《心智的圣所》）。现代图书馆是亚历山大城的孩子，那满载印刷品的排排书架、静谧宽敞的阅览室、一丝不苟又热心服务的馆员，每每让用功的读者感觉宾至如归。图书馆的感召力和尊严，甚至表现在她的规划布局上。如果您稍稍留意就会发现，不论大学校园、科研机构，还是大小城镇，图书馆总是居于靠近中心的位置。这个设计是为读者着想，给尽可能多的人接触知识的便利，真可谓条条道路通向图书馆——心智的圣所。

然而，近年来，这知识殿堂的伊甸园般的平静被打破了，基石经受着一次次震荡，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一场大风暴在酝酿之中，它的名字叫数码技术，叫互联网。

互联网时代的降临，便是哈佛图书馆重组的直接动因。

哈佛图书馆刚卸任的馆长、历史学教授达顿（Robert Darnton）博士观察到：阅读成为人文学科的热门话题之一，反映的正是人们的阅读从纸媒转向了荧屏（电脑、阅读器、手机等）这一事实。而随着读者与信息载体的“对话方式”的改变，纸张印刷让位于数码技术，图书馆就感受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应战了。哈佛的图书馆重组计划是二〇〇九年启动的，领导班子以大学教务长为首，包括几位院长和图书馆负责人，共十人。他们调查了全校的信息需求，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和图书馆现有的运作模式后，认为，数码技术对教学科研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大学教育，其大量的日常的工作，就是获取并处理数码化信息。因此，大学图书馆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哈佛应当成为二十一世纪研究型图书馆的楷模（参见《古滕堡2.0》）。

但是，图书馆怎么改革，她的新模式该向哪个方向努力呢？我以为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基本问题：图书馆面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挑战，即互联网究竟改变了什么，以至于哈佛图书馆不得不走上全面重组之路？

互联网是一个新时代的称号，这新时代诞生成长于数码技术的发达和普及。在这场大变局中，迄今种种迹象显示，似乎传统图书馆碰上了“终结者”(terminator)——互联网确实“来者不善”，借用哈佛商学院克里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提出的概念，是所谓的“搅局型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典型的搅局型创新是这样的：一种新产品，例如移动电话（手机），刚问世时，功能很有限，售价也昂贵，老百姓用不起，几乎是某些有钱人或特权阶层的身份标记。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设计完善，手机变得名副其实了，小巧玲珑，还能上网，成本也大大下降。很快，它就有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社会也普遍接受了以它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于是，整个市场、身份和人际关系为之一变，搅局完成。 搅局型创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旧技术产品交替带来的广泛的社会后果，从一个厂家品牌到一门行业的兴衰。纵观历史，这样的变革是经常发生的。科学上的创新，本身无所谓搅局，如抗菌素和钢筋混凝土的发明；搅局是新技术推向社会之后，尤其是商业化的结果。而互联网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易于同各种商业模式结合，在市场上汲取大量投资和人力物力资源。商品化了的数码技术全方位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在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同时，它还要求上层建筑为之提供空间，接受它的产品为主流思想意识和行为标准。至此，一场技术搅局就演成了深刻的社会变革，颠覆了以旧产品旧行为方式为代表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组织结构；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模式开始运作，并支配我们的想象力。新时代开始了。这就是终结者式的搅局型创新，可以说是此类创新中的最高品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特殊的关切和研究，否则会适应不了，甚至受到“伤害”。

历史上，包容并利用科技发明来完善自身，图书馆不乏成功的经验。在欧洲，古藤堡印刷术就是经典的一例。印刷术把知识产品从中世纪寺院手抄制作中解放出来，规模化的生产降低了成本和价格，带来图书市场的繁荣。之前，书籍（如羊皮纸抄本）是昂贵的财产。英诗之父乔叟做过伦敦港的关税主任和皇家建筑主事，出入英王的宫廷。他拥有一个六十来部书的私人图书馆，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条件了。而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普及，剑桥毕业的普通清教徒约翰.哈佛先生就可以拥有约四百部书的收藏，遗赠给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得以起家。印刷术让书籍跳出贵族和僧侣阶层，来到大众中间，为自己造就了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和产品市场，手抄本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面对印刷术，图书馆抓住了发展的契机，不遗余力地收集印刷品，并发明了新型检索工具，如杜威十进制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1876）和分面分类法（Faceted classification)等，大大方便了以印刷品为主体的馆藏使用。还有星罗棋布的分馆布局、馆际互借系统、以及密集型书架等，都能有效应对印刷术的挑战。其他创造发明，如录音、录像，缩微胶片等也是如此，图书馆一直与新技术齐头并进。这是因为图书馆的“基因”中蕴藏着巨大的包容力，她的创建者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知识载体的发展变化是必然的。图书馆作为知识管理传播的社会中坚机构，必须在组织结构和技术手段上能够包容并灵活地利用所有的新技术，才能在最小成本的基础上，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参见拙文《Pinakes》）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屡试不爽的包容力却似乎失效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数码技术的发轫期，“Dialog”、“WestLaw”等大型文献数据库萌芽，图书馆立刻购买，加紧培训数据库使用人才，开始提供收费数据库搜索服务。在我国，图书馆也是互联网技术引入的先锋，参与了初期试验，拿下国家最早的互联网项目之一：网络图书馆联合目录。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国内大型图书馆主持工作的老同学们就开始同我通电邮，隔洋通信了。但是，各国图书馆的这些努力没有到达预期效果。相反，随着互联网普及，图书馆的数码信息和技术的引入力度加大，研究型图书馆的馆藏利用率却锐减，在知识信息领域，被迅速边缘化了。哈佛图书馆财政年度统计数据表明：相对上一年度，二〇一〇年的出借量下降了33％（从二百万件次降到一百五十万件次)。图书馆数码联合目录的条目量增加了13％，搜索量却下降了6％。电子图文收藏增加54％，搜索量也是不升反降，下跌了10％。形势很不乐观。

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互联网在同图书馆竞争，抢夺知识管理这块地盘，占了上风，情况才变糟了。按照这思路，图书馆的应对策略是进一步强化互联网技术引入和服务改革。但这一对策逻辑上自相矛盾，实践上也只是一厢情愿。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竞争对手只是假设而非事实。事实是，互联网并没有在同图书馆直接竞争，真正陷图书馆于困境的是：互联网的用户，即日益增长的网民人口的信息意识和行为方式变了。换言之，数码技术不是印刷术的同类，也不是“古藤堡2.0版”。图书馆犯了一个经验性错误，把互联网按惯例处理了，以为引入新技术、馆藏数码化，搞好数码信息服务，就可以万事大吉，维持自己的知识管理老大的地位。殊不知，互联网是终结者式的搅局型创新，有着不同于传统知识载体的信息交流方式。这创新是以全社会为其改造对象，足以把整个世界引向“虚拟”（the virtual）。让我们做一番简要的考察。

数码技术首先革新的是信息载体，就是以0和1构成的电子编码形式存储、运载、处理数据，类似于电报电码。本来，图书馆掌握着以纸张印刷产品为主体的知识管理系统，同数码技术没有直接的交道。但数码技术不断发展，不仅可以联机分享电脑功能资源，还发展了电子邮件通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互联网的雏形在西方一些重点科研机构和大学的部分师生中开始使用。九十年代起，数码技术突飞猛进。电脑频繁更新换代，个人联网器具、搜索器功能强劲，互联网迅速普及，短短几年就遍及全球。网络承载的信息品种也多样化了，文字音像，应有尽有，人机互动功能向“无缝隙”状态靠近，速度和承载量大幅提升。互联网载体技术成熟了，其结果便是今天我们熟悉的“虚拟空间”。

在这个崭新的空间，信息的收集、整理、传播、保存、使用功能都更新换代了，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传统知识管理系统的框架，直接提供知识创造的空间和记录手段，第一次把知识生产环节和管理功能集于一身。互联网简化甚至消灭了知识产业链各环节间的过渡和重复劳动，在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两方面，都锐不可挡。虚拟空间这个新信息世界在发展过程中，同在纸质印刷产品的“实体世界”平行共存。到二〇〇七年，尽管94％的信息产品已数码化，印刷产品仍有长足增长。据波科公司（Bowker）统计，美国传统书籍出版量连续增长，二〇〇九年相对上一年增长4％，二〇一〇年再增长5％。新书包括新版从二〇〇九年的302,410万种上升到316,480万种。可见，图书馆并没有失去她的传统馆藏即印刷品，表面上，还可以照常运作。然而，虚拟空间的技术能量蕴藏着的商机，象一块磁石吸引着资本，形形色色的商业模式出笼，大规模商品化信息如燎原之火，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虚拟空间以实体世界为模仿追逐的对象，渐渐地，它有了自己的建筑，有了访问、逗留和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以及他们的娱乐、工作、事业，乃至独特的行为准则和伦理价值。于是，一个越来越貌似实体世界的虚拟社会成长起来，侵入了实体世界。这时，实体世界的各个领域，不论单位个人，都面对互联网的冲击，躲不开了。所以才有了上文说的，哈佛承认互联网在改变高等教育，图书馆必须重组回应。同样，传统的纸媒出版界也被迫同诸如亚马逊购物网站一类的对手竞争，争夺作者和出版发行权。格局变了，行业、学科间的分界在模糊消失，竞争在所料不及处展开。全社会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大规模重组，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图书馆当然也不能幸免。但简单地在技术层面上跟进，就远远不够了，因为这场科学技术同资本市场结合的大搅局，交错感应太强，面太广，太复杂，它正在抛弃传统的知识生产和管理的理念及系统，孕育培植的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体系。

互联网技术上的创新突破与多样化的商业模式结合，带来新型知识产品开发的旺季。创业者雄心勃勃，大量资金和英才聚集在互联网及相关产业，致力于实用型产品研发和普及。除了电邮、搜索器、手机等先行产品外，电子商务、电子书刊、阅读器、“云技术”（cloud technology）等等，新产品层出不穷，“粉丝”遍地。但最得刮目相看的是社交型网络产品和服务。商家推出了各式各样的网站自制软件、BBS、博客、 微博、“脸谱”社交网、YouTube等等。用户上载自己的文字、摄影、音乐，同全世界在任意时间段交流分享，简单到了键盘一敲的地步。不要小看这一敲，正是这一敲，世道就变了。有史以来，实体世界的知识管理系统，通常只有成文的、通过正规出版发行渠道的“成熟”知识才能入内。而谁可以称为作者（知识生产者)、每件文献在图书馆中占据什么位置，都有一定的门槛和标准。所以图书馆是一个选择性知识管理系统，其规则和手段都是为这狭义的知识范畴设计运作的。大部分信息——那些口耳相传的消息、智慧和“谣言”，那些信息主体（人与物）每时每刻有意无意散布的信号——都被排除在图书馆外。进入互联网，芸芸众生突然有了发言的空间和手段，享有越来越大的实质性的言论自由，不论法律如何限制；昔日的知识产品使用者，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生产者/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并得到虚拟世界的认定。进不了图书馆大门的信息，在网上不再受歧视，被”永久收藏”，获得与经过图书馆选择的“贵族”文献的同等待遇。于是，人们心中的那个充满了表达和交流欲的“迷你人”被释放出来，在网上无拘无束、毫无怨言地耕耘，享受虚拟世界提供的各种便利。这些生活轨迹都被互联网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了。商家是何等精明，极有远见地从这释放出来的能量中看到巨大商机。于是，以谷歌和“脸谱”为代表的新型商业模式脱颖而出。

新模式之“新”，在于出售的不是普通用户使用的产品，如，谷歌搜索器的检索服务、加入“脸谱”社交网都是免费的。那么，这些商家是靠卖什么东西而成为全球最大、利润最高的一批公司的呢？原来，它们是靠出售大家搜索互联网、同朋友家人联络、发微博、记博客日志，这些留存网络的信息过日子的。例如，您收集了几条北京旅游信息。这一行为在传统知识管理系统中，只是毫无意义、瞬间即逝的小事，没有系统可靠的手段来收集利用。虚拟世界就不同了，您上谷歌搜索北京旅游，谷歌可以通过编好的逻辑推演算式，把这一行为信息转换为市场信息，解释为“您（网络用户/消费者）可能是旅游产品的购买者”，并将这理解做成商品，以拍卖方式按出价高低分档次卖给商家。又如，个人隐私向来就有价值，但因为伦理责任同法律约束，大规模记录收集不易，拿来做商品交易便是忌讳。有了互联网，相关技术难题解决，巨量的个人信息商品化，就成了公开交易的抢手货。比如，个人公司（Personal Inc.）宣称，“信息是一种新型货币”。该公司集资八百万美元，业务则是帮助客户向广告商出售个人信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有成百上千家公司结成网络，专事收集网民的个人信息：网上行为、政治观点、健康担忧、购物倾向、财务状况、甚至用户的年龄、真实姓名住址，等等，然后把这些信息打包，卖给营运额为26亿美元的美国网络广告业。同时，为了把生意做大，个人信息财产化也已提上了全球资本的议事日程。去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呼吁给予人们“代表自己”的权利，个人信息归于私人财产，以便将管理和出售个人信息充分合法化。大会宣称，应当把社会的关注重心从纯隐私问题转向财产权利，为个人信息商品化扫除最后的法律与伦理障碍。

就这样，在网络世界，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结为一体了，信息与知识不再分你我，连个人隐私也在争取财产的名分。这知识商品化的进程，在拓展知识范畴的同时，弥漫到整个信息领域，紧随着资本市场的需求。渐渐地，虚拟世界被打造成“理想化“的实体世界的镜像。它拥有 “一望无际”的疆域，充满了活力；它信奉民主自由，绝对的言论自由和契约自由；它“博学”，容易使用；它高效，且忠于职守。尝到了虚拟世界甜头的人们，开始按新的行为模式生活，导致实体世界的知识价值观改变，开始认同并反过来追随虚拟世界。

图书馆面临的挑战，正是读者被这虚拟世界吸纳后的局势。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网络带来的生活便利，并开始拿那里的标准来观察审度实体世界，包括图书馆，连同它娴熟的印刷品知识的管理。他们马上觉得，图书馆的收藏范围狭窄，信息种类不全，对新知识反映迟钝，而网上什么都有，包括印刷品的电子版。图书馆的藏品只能一书一地一人地使用，常常得排队等候。尤其不便的是，借还书籍得上图书馆，哪像互联网，在被窝里躺着就办成了。检索馆藏就更麻烦了。馆藏知识的基本单位，是出版物的物质形体，如一本书、一张唱片，一幅地图。传统的图书管理便是围绕这物质形态组织的，检索工具没法指示出版物的具体内容。例如，读者若是想了解喜马拉雅山，无论地理常识还是专门信息，如某年夏季平均温度，图书馆能提供的是同样的服务：通过目录，呈上馆藏，一本书或一张DVD。多年来，读者习惯了并接受了图书馆的局限。但互联网告诉我们，信息检索不必停留在书的物质形态水平，可以细化下去，甚至达到即时跟踪的精确度，而且仍然简单快捷。您只需把心里想的词句输入搜索器，互联网会在一、两秒种内给出准确到句子的答案。其实，这正是图书馆梦想了多个世纪而不得的全文检索功能，数码技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久而久之，读者与图书馆、印刷品就有了距离，转向网上的数码化信息源。人人上网，以网为“家”，光顾图书馆的人数就少了。上述哈佛图书馆的窘境，也是别的大学的写照。例如哈佛的邻居，麻省理工学院图书馆二〇一〇财政年度相对上一年，除影像收藏之外，图书出借总量下降了6.8％，其中文理图书馆的出借下降了20％。据（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RL）二〇〇八年统计：与二〇〇五年相比，成员馆的使用率下降了35-50％；研究型（参考咨询）服务的利用率，则从一九九六年的顶点下跌了63％。在我国，形势也不容乐观。传统上，学者是研究型图书馆的忠实用户，少了图书馆，他们就“没法活”。可是，《上海书评》去年曾对88位文科教授、学者及作家做了一次图书馆使用状况小调查。结果，表示经常使用的仅27％，而不用或偶尔上图书馆的占73％。一位美国网友的意见颇有代表性：我喜欢图书馆，爱图书馆员，但大家都明白的一个事实是，谷歌的“图书馆”干得更好，而且更便宜、更快、更绿色。显然，互联网虚拟世界培育的“新人”，对信息和知识范畴有自己的理解，他们的信息行为模式是数码时代的。在他们心目中，传统图书馆已经失去了知识管理中心的能力和魅力，取而代之的是互联网。

这才是图书馆真正的危机所在。研究型图书馆使用率显著下滑，这在追求效率的市场制度下，接踵而来的必然是预算压力，拨款减少甚至撤离的事件频频发生。（美加）研究型图书馆学会发现，自一九六八年开始统计以来，成员馆的总预算逐年上升，从未间断。但二〇〇九年第一次出现下滑，亮出危机信号。哈佛图书馆也已经宣布：预算跟不上，采购能力在二〇一〇年“灾难性下降”。那么，如果图书馆全力以赴，同网络“图书馆”展开直接竞争，可否解决经费问题？不幸的是，那意味着加入市场，接受市场淘汰机制。而图书馆历来坚持非盈利营运模式，基本没有市场运作的人才和经验——那只受人礼赞的“看不见的手”，是要她的命的手。

可见，哈佛图书馆重组不仅是回应变化中的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是求生存之举。领导班子承认，未来属于数码技术，所以将重组目标锁定为：加强图书馆的读者中心意识，拓宽服务功能，做一个科研教学的不可缺的伙伴、引领者和合作者，最终建立一种新型的二十一世纪大学图书馆模式，成为所有研究型图书馆的楷模。这目标也意味着，图书馆放弃知识管理系统的核心地位，争取融入互联网的虚拟世界，成为其中一分子而有所作为。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实体图书馆背着“沉重”的纸张印刷基因，如何脱胎换骨，求得虚拟世界“新人”的垂青。换句话说，虚拟世界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市场化运作的知识产品生产链，功能齐全，效率高超。图书馆凭什么争取社会支持？社会又凭什么相信，投资图书馆是物有所值？很明显，单凭技术功能的提高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不现实的。除非我们可以找到别的理由。

那么，研究型图书馆有没有一条新路可走？我认为很值得探索。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有互联网的便利，许多人仍然愿意来图书馆学习，对图书馆提供的服务相当满意。这是好消息。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实体世界和互联网虚拟世界还会并存，印刷品的管理和永久保存的任务仍然落在图书馆肩上。但这不是最要紧的。须知图书馆不同于一爿厂家、一个品牌。几千年来，她培育并体现了人类的精神进取和理想。所以，由市场原则支配的互联网对图书馆的冲击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很多基本价值的挑战，全社会因此而经受着考验。虚拟世界的迅猛发展，在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信息获取条件的同时，也极易损害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身体健康。比如，过度的互联网阅读会削弱、干扰人的高级认知能力（参见拙文《互联网大脑，能阅读思考？》）；儿童和青少年网民的心理疾病，也已成为医学研究和治疗的热点；个人信息的难以制约的大规模商品化，使得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陷入混乱；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一句话，以人为本的知识追求和生活价值，被市场对资本的追逐占了上风；人被虚拟化、傀儡化了。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对的。图书馆一向担负捍卫社会正义平等的重任，是人文理想的产物。她有可能留存我们的希望，继续做我们心智的圣所吗？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面临如此严峻的大变局，哈佛图书馆重组的努力，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二〇一二年二月，原载《书城》7/2012

克里森/霍恩（Christensen, Clayton M. & Michael B. Horn）：《大学危机：搅局型变革光顾美国高等教育》（Colleges in Crisis: Disruptive change comes to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载《哈佛杂志》2011年七/八月号。
克里森（Christensen, Clayton M.）：《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引发好企业破产》（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哈佛商学院出版社，1997年。252页。
利求同：《Pinakes》，载《书城》，2010年11月号
利求同：《心智的圣所》，载《书城》，2010年9月号
乔纳森·肖（Shaw, Jonathan)：《古滕堡 2.0：哈佛图书馆应对搅局型变革》（Gutenberg 2.0: Harvard’s libraries deal with disruptive change），载《哈佛杂志》2010年五/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