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燕京学堂与大学改革研讨会（“活字谈”系列活动之一）
时间：2014.6.28
地点：活字文化
主持： 李零（北大中文系教授）
嘉宾：
唐晓峰（北大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
李玲（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陀（文学评论家）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黄纪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季剑青（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
王楠（中国政法大学）
李学军（活字文化总编辑）等
李零：我想北大燕京学堂这件事只是一滴水，可能反映出来的是中国大学改革的前途问题。我从1985年调到北京大学，到明年正好30年了，看到北京大学在这30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北大原来没钱，大家经常哭穷，研究各种脱贫致富的办法，结果过了很多年，情况大变，钱已经多到不知道怎么花了，而且已经上了新台阶——主要是国际化。我想大学改革只是全中国改革的一滴水，希望大家来讨论一下。
李玲：为什么北大要办这个燕京学堂？就我所知，是因为清华办了“苏世民学者项目”（编者注：苏世民系美国黑石集团总裁。该项目2013年启动，目标是培养未来的“世界领袖”，主要课程是管理、国际关系等。预计2016年秋季第一批学生入学），有板有眼地在国际化。北大说要办燕京学堂，而且是明年就要招生，比清华苏世民学者项目先开班。这是办学吗？这是学校之间低水平竞争。
我特别同意高峰枫老师讲的（编者注：见《谁的燕京学堂》一文）。燕京学堂这件事情，你的目标和定位是什么？国际化没有错，中国一定要国际化，但向国际上传播中国的什么？
燕京学堂提出招收“中国学”硕士。Chinese Studies是指冷战时期美国各大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现在我们把它翻译成“中国学”还是蛮厉害的，可是中国学是什么？你自己搞明白了没有？而且怎么能一年就拿硕士？任何一个学科从学术上来讲是要有积累、有沉淀的，也要有边界，内涵和外延都要清清楚楚。
事实上我们确实需要一个综合的研究机构，综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等，做真正的跨学科的研究，给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来做支撑——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中国学”。你请一堆老外来讲，老外哪懂中国学啊？新中国成立60多年，包括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走出了独特的路，颠覆了西方理论，那如何把我们的实践提炼为理论？否则我们的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永远是在西方理论的框架里面给人家当注解，这样做永远是二流三流，不可能成为一流。
刘禾：补充一下，所谓“中国学”的问题很复杂，我想它是对美国Chinese Studies的一种译法。冷战时期，在美国兴起了一个被称作“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研究建制，而Chinese Studies正是这个“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背景决定了这种研究既不是学术专业也不是学科，所以在美国大学里通常没有系科的编制。比如说，某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里面有个中国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那里的研究通常是由不同科系的教授参与和主持的。
这一类研究特别重视外语，尤其是敌对国家的语言，直到目前，美国政府强调的优先语言仍包括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所需资金一部分是经由美国国会拨款，通过美国的教育部来支持的，当然还有私人基金会的投入。总之，美国的“区域研究”和所谓的“中国学”都是出于美国的利益，针对别国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和战略思考。
李零：燕京学堂的“中国学”是几个海归从美国搬来的概念，目的是用这个词表达他们理解的“国际化”，既有别于我们这儿的所谓“国学”，也有别于欧洲的老汉学。“中国学”有“中国”二字。从表面看，“中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学问，对象很清楚。但同是研究中国，国学、汉学、中国学，不一样。三者都研究中国，没错，关键不在对象，而在主体，即谁来研究中国，怎么研究中国。
汉学本来是欧洲人研究中国的学问。有些人以为，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这是误解。今年是法国汉学200年，这是从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以来算起，如果加上前面一段传教士汉学，法国汉学有300年。传教士扎根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而是为了传教。法国汉学，看家本事是philology，还有翻译。有人说，philology是西方的考据学，主要跟语言学有关，但这种考据是多语考证，不是单语考证，有人叫比较语言学。法国汉学的鼎盛时期是沙畹和他的三大弟子。当时吸引我们，主要是研究西域语言的philology、西域南海史地考证和西域六大宗教入华考证。这种研究是殖民时代的研究，属于广义东方学的范畴。
法国远东学院在远东设站，喜欢住在这些地方，做逼近观察，还有传教士和殖民时代的传统，不像美国人，居高临下，好像他们的“全球鹰”，俯瞰全球，从天上往下看，远远地看。二次大战后，法国汉学衰落，美国中国学趁势而起，跟冷战有关。美国学语言的，本来热门是印第安方言，战后由政府导向，很多人都改学日语、韩语和汉语。美国中国学是服务于美国亚太地区的战略研究，跟今天的重返亚太有关，从一开始就带有情报性质。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厚今薄古，侧重明晚期到现代；二是区域研究，把中国跟日本、韩国搁一块儿。美国有汉学家，没有汉学系，只有亚洲系、东亚系。
研究中国，我们这边儿有“国学”，如火如荼，好像最本土，但什么叫“国学”？谁也说不清。我的定义是“国将不国之学”。我记得，清华大学恢复国学研究所，拿四大导师当品牌，最初是把“国学研究所”改成 “汉学研究所”，这已经表达了向国际化靠拢。我们北大也一样，最先成立的是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来改成国学研究院，再后来有汉学基地，最新动向是在燕京学堂开中国学。国学、汉学、中国学，现在是一应俱全。
西方只有东方学，没有西方学。我们当老大那阵儿也如此。我们有经史子集之学，但不叫“国学”。我们的“东方学”是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藩志。国学是西学东渐，跟西学抬杠的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创造。而作对的结果是什么？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王国维说“学无古今中外”，陈寅恪治“不中不西之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学术，真正的国际学术。
当年傅斯年创建中研院史语所，一是用西方的philology改造中国的小学，二是用archaeology（考古学）改造中国的史学。他的建所宗旨是争正统，一定要把东方学的正统地位抢回中国来。我们不必跟谁争老大，但也不必把所有中国研究都塞进“美国中国学”的筐子里，以为美国等于“国际”。
张鸣：燕京学堂这个事，北大的同学们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最后做了统计数据出来，大家在期末很忙的时候抽出时间做这件事，如果没有很深的感情和责任感，不可能这样。现在北大校园空间特别紧张，学校从今年开始要把几栋宿舍楼全部翻盖，有一些研究生就要被赶到外面去住，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北大校园核心地区的静园单独地圈出来给这么100个学生使用，任何人都会觉得非常荒谬。
关于燕京学堂，学校方面从来没有和相关院系老师通报过。我一直对几个问题比较疑惑，后来听在清华工作的一个老同学说，北大燕京学堂就是要跟清华苏世民项目竞争的，这就更让人疑惑了。
首先疑惑的是“中国学”的概念。燕京学堂把“中国学”当做是一大创新，其实很荒谬。美国的中国研究，有人把它看作是美国的“中国学”，但它本身并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何况所谓“中国学”，研究视角是第三者的，是他人将中国当做研究对象对待时才能成立的一种学问。如果把自己研究自己的学问称为“中国学”，不免有点自高自大。打个比方，在座李零老师的学术成就值得研究，有人会专门研究他，如果对李零的研究形成规模，别人可以将其命名为“李零学”，但如果由李老师创立一门“李零学”来研究自己，或者招呼别人来研究自己，那岂不是笑话？这样一个荒唐的学理不通的所谓“中国学”，居然在北大这样的学术殿堂中冒出来，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其次疑惑的是，燕京学堂的教学语言为英语，这也有点不可思议。如果是在美国讲中国研究，用英语授课，很正常，可你是在中国的北京大学，讲中国的学问和关于中国各种问题的研究，为什么不用中文？用英语才显得高尚吗？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怎么可以不用汉语？你连自己本国的语言都看不起，那你还标榜什么“中国学”？而且，对外国人的招生环节并没有汉语考试，试想，一个“中国学”硕士，毕业了可能一句汉语不会说，是不是有点滑稽？
还有一个疑惑是学位问题。在燕京学堂学习一年，居然就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其学术质量可想而知。这和一个速成培训班并没有多大区别。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包括北大各级学位的大幅贬值。
北京大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所“大学”，它的精神，它的传统，甚至它的名字，从来都是和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和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北大的改革到底往哪个方向改，真的要好好地想一想。现在的北大校园，像一个大市场，没有一点安静的地方，学生被一种浮躁的气氛烘着，大家都急急忙忙地往前赶，不能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专注学术。这样下去，我们如何能对得起国家？如何能对得起北京大学？如何能向后人交代？
唐晓峰：说到改革，我的回忆好像是把系变成院、大学合并开始的，之后各种事都出来了。我们好像是奋勇往前走，却从来不反思我们做得对不对。到底是哪件事情做得好、哪件事情有问题，如果没有反思总结经验，会产生思想混乱。现在的改革需要深思熟虑的方案。如果提出的是一个战略性的大举措，从最开始就要非常谨慎地进行操作。
我刚听说燕京学堂的时候，以为不过是又一个新东西，后来发现调子很高，这就令人特别关注了。它有几个点与众不同。它要封闭管理，它又是一个顶尖建构，与北大基础性的教学科研工作分开，给它特殊的条件，日后可能作为成功的样板——但真正的成功其实应该是学校整个主体的翻身和大变化。
现在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国际化，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表面化。外国人来了，英语用上了，这样的国际化不是最终目的。应该想一想，我们要请什么样的外国教授到中国来？他们到中国来之后，我们希望他做什么？现在有的学校聘请外国学者，游离在中国学者群体之外，讲一些与中国学术课题不相干的东西，周围没有人和他交流，他也不会中文，只是形只影单地呆着，等着一个月拿一份钱。但是他肯定在学校填表的时候会是一项“成果”。这不是真正的成果。外国的学者到中国来应该和中国学者融成一个研究团体，你把外国的一些眼光和新的问题意识带到中国来，推进中国的学术事业。或者来了以后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不是来讲与中国根本接不上茬的事情，得和中国学术的“场”结合起来，把中国人需要的高水平成果拿出来。
我们现在聘请外国学者，要提高要求了，如何让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舞台上真正地发挥学术作用？不要让外国人小看中国学者、中国大学和发展改革。没有相应的要求，说明你还是外行，并不能得到外国人真正的尊重，中国大学的学术地位也会越来越低。
王炎：美国也有与“中国学”相似的学科，叫American Studies。产生的原因是，在20世纪初为抗衡老欧洲的学术权威，美学界探索美国精神以建立文化主体性。而中国时兴的“中国学”，却移情到西方“区域研究”的外在视角，想通过别人的眼睛回望自己，是为让他人理解自己而建立的学科。
燕京学堂不仅是静园问题，也非北大内部校务的分歧，而有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后，是焦虑别人不承认自己。为让西方肯定，不惜以他人的眼光重塑自己的形象，不断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有“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意识深入骨髓，不仅国家层面，也渗透到个人伦理，中国已成为“他人导向的社会”。我们有一种表演性文化，每人向别人证明自己：孩子升学、留洋、买房买车等都是成功标志。转型期的浮躁心理，作为精英的北大也未能免俗。
季剑青： “中国学”概念背后有一个逻辑就是国际化，对此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反省。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如果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来说应该是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交流的产物，但现在的国际化是标准化的，就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中国人要讲好中国故事，大的方面我是认同的，包括李玲老师谈到的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自信——问题是这套自信变成了一种需要别人承认的东西，不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标准，而是要遵循别人的标准。这又回到了五四所面临的问题，是100年来没有解决好的，虽然我们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在文化心理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刘禾：其实，美国的大学也整天在讲全球化（globalization），他们一般不太用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词。但美国大学自己也不太清楚该怎样做才能全球化，他们常常是互相攀比，比如说芝加哥大学看斯坦福大学在北京大学圈了一块地，就说，我们怎么办？纽约大学在上海大搞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会问，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美国大学做的这些改革，说到底还是因为本科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私立大学，美国普通人的家庭越来越承受不起。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很多年轻人是因为他们上大学背了一身的债，失业后根本还不起。有些大学开始盘算怎样减轻这些压力，于是跑到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开分校，实行改头换面的外包。这是全球化经济转型带来的后果，各个大学都在想办法，找出路。
美国的大学喜欢互相攀比，谁都想站在全球化的前沿。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毫不示弱，也在积极地进行全球布局。哥大已在北京成立了“全球中心”，最近在约旦、印度、肯尼亚、巴西、土耳其、智利等国又都分别建立了类似的全球中心。这些中心的设立是由校方领导拍板敲定的，没有广泛征求教授的意见，因此往往遭到一些非议。美国的大学原来引以为荣的传统是教授治校，而不是官僚治校，但这一切似乎正在改变之中，说明美国教授治校的传统也在逐渐地被削弱。
李陀：燕京学堂这件事，不只是北大的改革，它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大学理念是什么？究竟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办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我注意到有关燕京学堂的说法，中英文两个版本是有很大出入的（编者注：中文报道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的高端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英文官网指出的目标是“培养未来领袖的精英团队”），这很奇怪，为什么？中英文为什么不一样？其中体现的办学思想截然不同，这值得注意。我很担心，整个燕京学堂的设计，在对中国的大学理念悄悄地做修正，使得我们的大学不知不觉地追随耶鲁大学那种模式——耶鲁这所学校有非常清晰的理念，其中之一，就是为美国培养政治和文化精英培养能够统治美国的领导人——为什么美国的权贵都上耶鲁读书？这绝不是偶然的。问题是，这样的大学理念是我们的方向吗？北大改革，牵动全盘，如果大学理念以改革为名被悄悄置换，那可能对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可能在整个人文领域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动或破坏。
李零：大学改革只是中国改革的小插曲。像社会上一样，课题大潮把人分成学术老板、学术打工仔，还有低保人员。我们的学术成果大量是团队制造的东西，理工科也就算了，连文科都是团队创作。所以我一直说，对我们的年轻人，重要的还不是钱多钱少，而是大家的学术生命被这些钱买断了。
燕京学堂这件事出来，我马上就想到是2003年的北大改革又卷土重来。不过这回好像上了一个层次。但是，你不能光提“改革”二字，让大家跟着转，我们要问改革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同学们还很年轻，很多年轻老师还要在这个学校里呆下去。其实，我们批评北大，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北大。北大是个伟大的学校，它的精神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今后，很多事情还要靠大家。
（本文根据座谈会速记整理，并经各位发言人审定）
“燕京学堂” 大事记
2014年5月5日，北京大学宣布正式启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计划（Yenching Academy，Peking University）。将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项目，包括“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语言、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制度”和“公共政策”六个方向的课程，主要以英文讲授。2015年9月，第一届学生即将入校，其中包括六十五名海外学生、三十五名中国大陆学生，所有人都将获得全额奖学金，学堂为住宿式学院。
北大方面称，燕京学堂将通过设立“讲席教授”的形式打造一支国际一流的“中国学”学术队伍。包括从北大现有人文社科学者中聘请30名，从国外招聘学者20名，邀请国际访问教授20名。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力争把燕京学堂建成引领“中国学”研究的重镇。
5月10日，燕京学堂筹备组通过一份名为《关于燕京学堂校舍建设的说明》表示，现在的六个院落中部分古建筑将“装修改成学生宿舍和教师办公室”，并且将在静园草坪“偏南侧地下区域建设教学设施”。
5月25日，北大英语系副教授高峰枫在媒体发表《谁的“燕京学堂”》一文，就燕京学堂从定名、选址，到学科定位、培养目标几个方面提出质疑。
6月6日，燕京学堂计划召开招生宣讲会，会上学生们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为什么选址静园”、“静园还会不会对我们开放”的质疑上，基本没涉及招生问题。
6月8日至19日，北大学生组织“静园小组”发起“关于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3028人对“燕京学堂”项目持支持态度者308人，中立者1341人，反对者1433人；对学堂选址静园持支持态度者83人，中立者270人，反对者2729人。
6月25日，“几名关心学校发展的北大学子”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名为《就“燕京学堂”项目与校领导的通信三则》的公开信。就静园公共性维护以及“中国学”学科的性质和设置问题提出质疑。
同一天，北大副校长、燕京学堂院长刘伟表态“不动静园一草一木，将严格按照规定对静园文物进行保护”。
6月28日，北京大学在官微等地公布，将于7月9日上午9点至11点就燕京学堂各项工作召开咨询沟通会，北大副校长刘伟等领导将与关心燕京学堂项目的师生进行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