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各类返乡笔记不断涌现。总得说来，“返乡笔记”关注的大都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村落的破败衰落、传统文化的失传和不再、消费主义在农村地区的肆虐、农村农民的未来被吞噬等等。大家都感概梦里乡村不再，担忧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无论是抱着“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揣着猎奇乡野、城市中心主义的视角，对乡村多些关注、多些叙述总是好的。 

今年春节期间，三白君没有返回农村的老家，而是去了媳妇的老家——一座位于中国西部腹地的小城。也正是因为此次机缘，得以让我观察到了与农村不同的城市景象。我这里要说的城市景象不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景象，而是那类小城市、小县城的景象。如果各类返乡笔记呈现出的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市侵蚀乡村这一图景的话，那么此篇短文的立意则在于表明和大城市差距日益扩大、不断被大城市侵蚀的地区也包括这样一些处于中国广阔腹地的小城市。

一、萧条、没落的生产型小城

沿秦岭驱车一路向西穿行在古老的关中平原。这段路程可以说是中国东西部差异的缩影——从八百里秦川的东部到西部呈现出的是一派从繁华渐变为没落的景象。

车进小城，有种直接让人回到上世纪70、80年代的感觉。沿路的建筑大都是我们在北京“798”看到的那种三、四层高的砖楼。黯淡的红色砖墙、斑驳的木制窗户，像是被遗弃许久似的。如果不是穿行在街道上的各类现代车辆的戳破，这种“穿越”的感觉一定会更加强烈。不知是西北的冬日原本就是这么萧条，还是这些建筑的外观让人心感沧桑，总之，小城的颜色没有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那么鲜艳，小城的景象是那么的黯淡。

我查阅了下相关资料，这座小城的兴盛开始于1965-1971年国家开展的“三线建设”项目。大大小小几百家工厂企业都在那段时间搬迁到小城。此外，作为连接国家西部边疆地区的要口，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也都相继兴建起来，奠定了小城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位置。随之而来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工人。在上山给姥爷上坟的时候，我顺便瞥了一眼周围的一些墓碑。碑文上的文字透露出人们来自不同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南等省份。这些人应该都是在当年“三线建设”的时候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座西部小城的。他们在这里挥洒青春热血，然后埋葬在这片他们付出一生的土地里。

无疑，小城的兴盛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关的。学者严海蓉指出，“就城市而言，（当时的）发展策略就是要把中国的城市从颓废的、掠夺性的、带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费城市改造为艰苦朴素的生产型城市。”也就是说，那个“自力更生”的年代力求的是如何让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地区协同、平衡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战略下，小城才能在那个时代兴盛起来。

但现在则正好相反，不仅没人愿意来这样的西部小城，而且国家以及各类城市专家都不会把发展的重心放到小城这样的腹地。因为现在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时代讲求的是与国际接轨，是如何从农村获取资源发展“现代化”的大城市。所以现今国家发展的重心是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消费型大城市；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追梦之地也是这些消费型大城市。而在这种“（大）城市中心主义”的发展战略下，（大）城市就像吸水泵一样把全国各地的资源都吸纳过来，从而造成我们现今所哀叹的城乡差距、沿海内地差距的结果。

在这样的发展战略下，像小城这样的生产型城市的萧条和衰落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沿海消费型大城市的吸引力是那么大，小城的规划者也开始心动了。一条自东向西的城市主干道被打造成了未来的新城中心，两旁矗立起来的高楼大厦不是政府部门就是各类商场、饭店或住宅区。或许小城的规划者也想照样画葫芦，采取和沿海大城市同样的发展模式来重新繁荣小城，那么可能不久之后，在小城也可以看到对那些破旧的、过时的“红色”砖楼的拆迁和改造。

二、社会主义的遗产

姥姥和奶奶住在单位兴建的工人村和家属院。现在当地人说起某个地方，也都还是“第几工人村”、“哪个厂的家属院”。“工人村”或“家属院”是社会主义时期各类企事业单位给本单位员工及其家属提供的福利住房。只要成为这个单位的正式员工，就可以分配到住房。姥姥和姥爷结婚后，单位就根据人口多少分配给了房子。房子不是免费的，也得交一些费用，但可不是像现在这么高。姥姥说，“每月2、3块钱，加上电费啥的，就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厂里不仅分房子，甚至还分家具。当时姥姥、姥爷家里的方桌、方凳就都是厂里分的。虽然可以分到房子，但条件也是受当时大环境限制的。刚开始的时候，姥姥家住的是平房；奶奶家住的则是窑洞。之后随着工厂的发展和积累的增加，住房条件才进一步改善。

作为国企的职工，享受的都是公费医疗，相关费用也是从工资里面扣的。姥姥说，当时孩子老生病也没少往医院跑，但也不用因为看病就去借钱，哪像现在病一场可不得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用为子女的上学问题担忧，因为当时厂里有附属的哺育室（托儿所）、幼儿园和工人子弟小学。既不用像现在这样为子女上学择校犯难，也不用为学习费用发愁，因为基本上就是免费。在当时，这些条件都是为周边其他工厂员工和一墙之隔的农村社区百姓所羡慕的。

姥姥和姥爷结婚后，工资不高，姥姥是43.59元，姥爷是60元，两人每月也就100多元。每月还要往山东老家寄15元，所以差不多就剩下90多元。但在单位福利待遇的支撑下，这个90多元对于一家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已经是足够的了，除去油盐酱醋茶和孩子的花销等，每个月够花，还能剩下点。奶奶家就相对差点，因为家里人口多，福利待遇上也没有姥姥和姥爷的单位好，所以在日子上就要过的紧巴点。

相比于其他地区的企业改制，姥姥和奶奶所在的单位在改制的时候还是比较好的。不仅退休工资、医疗等继续有保障，住房也更新换代，年底还能发桶油、发袋面。姥姥和奶奶家现在住的房子，虽然和现在的商品房小区比起来差了不少，但在十多年前应该算是比较不错的楼房。

如果当年的国企员工身份还能带来一点社会主义荣光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改制大潮中国企衰落了，这点荣光也就被冲散殆尽了。工厂车间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只保留下核心的几个车间还在苦苦支撑。闲置的车间门口都被贴上出租的招牌，少许出租了，但大都无人问津。小城的兴盛靠的是这些工厂单位，现在它们衰落了，小城也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人们也不再愿意继续待在小城了，岳父和岳母那代人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这些国企单位、离开小城外出谋生的。有的人成功了，离开了小城，偶尔回来也是衣锦还乡；有的人失败了，但还能回来，因为小城里还有那么一点社会主义遗产可以让他过个普通的日子。

三、奔向大城市的小城青年

离开小城的不仅有像我岳父、岳母那一代人，也还包括他/她们子女那一代小城青年。和媳妇一起在工人村、家属院成长的一群小伙伴里，现在也没有一个留在小城，纷纷外出了。原本以为奔向大城市的只有农村青年，但这次西行让我知道，原来小城青年和农村青年一样也都努力奔向大城市。

小晨和小李是媳妇儿时的玩伴，短暂的接触让我对他/她们印象深刻。和两人的见面是在一家咖啡店。这家咖啡店及其周边一些酒吧或许应该算是小城最为“小资”和繁华的地方了。没有一点小城当地的特色，基本上和我们在北上广深见到的咖啡店类似；唯一不同的就是，门口排满了形形色色的、准备进来“小资”一把的小城青年。

我们进去时，小晨和小李两人已经点好了小食、饮料。我扫了一眼桌子，心里估摸着这桌子大概需要花费五、六百块钱。这样的消费，在大城市都是高的，何况在小城呢？小晨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家企业工作。在言谈之中，我们得知了小晨充满宠物狗、旅游、美食、聚会的日常生活。一口流利的“港台”普通话腔调，让人完全不会认为她是来自这个西北小城的。无疑，小晨已经是完全习惯于大城市的消费和生活。甚至连日常餐饮，小晨都是和父母分开的，黄油、面包和牛排已经取代了小城普通的馒头和苞米粥。每次回小城对小晨来说也应该是一件极为无奈的事情吧？不同于小晨，小李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本省，在省城一家企业做工程和跑项目。平时都是在各地忙碌，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到小城来。当问到是否愿意回来小城的时候，两人都不愿意。我想也应该是的，毕竟和大城市相比，现在的小城没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小城是“死气沉沉”的，而大城市则是“生机勃勃”的。

当父母还在“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时候，遭受到消费主义浸染的小城青年则是可以在咖啡店“大手大脚”点上几百块钱一瓶香槟而不心疼的。对于这些已经习惯于大城市消费生活的小城青年来说，他/她们是万万不会再回到小城了的。即便是短暂的回来，也是一头扎进这样的咖啡店，感受一丝丝大城市的气息。一句话，小城留不住我们父辈那代人，也留不住我们这代人了。

当我们在感慨农村衰败的时候，这些在共和国初期兴盛、繁荣过的“三线建设”小城市也正在经历同样的命运。但可能不同的是，这些小城市曾经兴盛过，所以它骨子里还是不屑和农村为伍的，所以当它现在堕入到和农村同样的历史命运之时，它内在的煎熬或许是更为强烈的。现在，曾经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青年再也不愿意回到小城来了。如果他/她们的父辈还能回来依靠一点社会主义遗产“啃老”，他/她们同辈的农村青年还能回到村里靠一点承包地过日子的话，那么这些既没有社会主义遗产可以“啃”，又没有承包地可以耕种的小城青年将何去何从呢？进一步，留不住人的小城又将何去何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