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猛，1986年出生，四川宜宾春井村人。杨猛是第二代打工者，他最初的身份是留守儿童。他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母就带着他的弟弟去浙江打工。“在我留守家乡的过程中，我分别在姑妈家、奶奶家、外婆家住过，我就是一个流动在家的留守儿童。”
读高中时，杨猛跟亲戚借了一些钱，勉强得以完成学业。高中毕业后，杨猛在家乡一个照相馆做摄影师，2007年，觉得没什么发展，他决定去深圳打工。
一个留守儿童变成了第二代打工者。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我以为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时，杨猛还设计了自己的“五年计划”。“我希望在五年里，我先把欠的债还上，然后可以攒下一点积蓄，回家乡自己开个照相馆。”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因为父母有过打工的经历，杨猛对于打工的辛苦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现实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杨猛所在的工厂生产汽车发动机的零配件，赶工是经常的事，用杨猛的话说累到极限的时候，“走路吃饭都能睡着”。“除了身体上的疲惫，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不被尊重。”杨猛记得，有一次，由于机械故障，一位工友的两根手指卡在了机器中，机器是高温的，机械师费了很大的劲，手指才拿了出来，已经烫得血肉模糊。“这时，管理者来了。他不是第一时间送我工友去医院。而是拎着工友的手问‘机器哪里出了故障’？他担心的不是工人的手指，而是自己的机器，担心机械故障会影响生产。”发生这样的事，让杨猛很受刺激。“我们是人，难道人不比机器更重要？”
面对种种不公，杨猛决定站出来说“不”。杨猛平时喜欢法律，爱看关于劳资合同，工人维权等书籍。凭着自己自学的一点法律常识，杨猛经常和管理者据理力争，他拒绝超长加班、拒绝工资拖欠，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基本社保。渐渐杨猛成了领导眼里的“刺头”。杨猛即使是在最后辞职的时候，也给领导了一个下马威。工厂规定辞职员工要提前一个月告知，杨猛说走就走，公司拒付工资。“工厂曾让保安威胁我，但是我提出的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让我正当辞职。”杨猛去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工厂：环保不达标、有安全隐患、拖欠工资、没给工人上保险等等。最后，杨猛拿到了工资全身而退。
在深圳打工期间，杨猛加入了一个帮助工人的公益组织，做法律宣传的志愿者。辞职后，杨猛分别到了苏州和西安，加入了当地帮助工人的公益组织，在一些工厂短暂实习，了解工厂情况，然后对工人进行普法培训。
2009年，杨猛成为北京工友之家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后来开始参与北京工友之家的工作。现在他在这里负责网站的编辑工作和一些培训工作。
“坦白的说，最开始我也是凭自己对法律很有限的了解，再加上自己的经验，去给他们讲解。也就是说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就叫他们也这么干。”杨猛逐渐发现这样不管用。当有人受工伤，或工资被拖欠，杨猛主动找到他们要提供帮助时，有人说他不懂得现实的残酷，说他很天真。“大家出门在外，总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杨猛提供的帮助确实起到了作用。“工友们会表示感谢，但他们并不会把‘它’传递下去。”
杨猛嘴里的“它”就是“一种意识”。小到自我维权，自我保护的意识。大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意识。“比如我们讲到工伤，讲到职业病，很多工人就表示我不去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了。大家都选择做旁观者。所以即使我们这个群体如此庞大，有两亿人之多，却没有什么凝聚力，发不出声音。”为提高工友们的意识，杨猛在做培训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讲案例，讲他们切身的关切。“我会把工伤扩大到工业污染，工业污染再联系到雾霾，联系到身体健康，工友们就会觉得与自己有关了。”
杨猛也发现了他们这个打工群体不再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20年前，我父亲一个人外出打工可以养活一家人，我现在一个人外出打工却很难养活我自己。我们的父辈可以十几年，二十几年在低劣的条件下工作下去，而没有任何的怨言。但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断地进步。我们的参照物是我们的前一份工作。我们在不断地换工作，也在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们不断换工作，不断追求好的工作状况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意识在不断提升的过程。”
因为成了普法的志愿者，杨猛不再需要高强度的工作，不需要再面对工伤的威胁和管理者的凌辱。尽管工作“性质”变了，但作为打工者对未来的未知感没有变。“我们父辈的人，最开始是种地，后来出来打工。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的根在农村。那里有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他们要回去过年，回去参加各种婚丧嫁娶的仪式。在农村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而杨猛这一代不同，他们从来没有靠种地养活自己。“农村现在的耕地很有限，种地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大家都出来打工，村庄在消亡，污染在加剧。而在城市中，我们的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都不能得到保障，找不到任何安全感。”
如同杨猛所处的地位，他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纠结。杨猛对于他们这个群体的价值显得犹豫。“一方面，我们的劳动只能维持我们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的加工厂，全世界人穿的、用的、甚至是吃的都离不开我们的劳动。我们到底重要不重要呢？”
杨猛试图自己给出答案。“我在想，我们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然后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有一个重新的定义和认识，然后体现在我们以后的行动中，这才是真正的答案。答案就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不断地去接触劳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面对社会的境遇，杨猛没有绝望和怨恨。“要知道，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被生活折腾过，才会更加热爱生活。我们在磨砺中成长。”
这是一部取材于底层，去迎合主流的作品。
这是一部采用纪录片形式，而又不只是运用纪实手法呈现生活原型的作品。
总之，这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
这样的争议也许有利于实现商业的推广，也许有利于促进底层的思考。
在观影之前偶尔会收到一些相关的消息，知道这是一部来之不易，饱含艰辛，值得期待的作品。果不其然，一开始就被那好莱坞大片式的强大音效和特效视觉给吸引住了，这种感觉瞬间将作品提高了不少档次。但这种后期效果对神经的刺激与生活本质里震憾灵魂的细节相遇时，我更喜欢后者，甚至会有后者被弱化了的感觉。
当我听到陈年喜瘫痪的父亲说出五天才吃一顿饭的真正原因居然是无法独自上厕所时，我想到了全面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它将过去人民的社会主义福利全部扔进了市场，变成了人民生存的刚性需求，从而制造了无数个因病返贫、因学返贫、因拆返贫的家庭。
当老井在地下六百多米垂直深处小心翼翼的挖着古老生物尸体演化的煤时，当老井祭拜永远沉睡于矿井深处的工友时，我想到了他们不仅挖出了工业的生命，也挖出了安放自己躯体的摇篮。亿万年后，当他们的后代与他们相遇时，也许他们只是一堆被煤染黑的白骨，也许他们已经被驯化成了煤子煤孙。即便如此，我依旧不相信——轮回。
当阿优的儿子对家乡和自己的民族一脸茫然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城市无根漂泊的状态，看到了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瓦解，看到了这个群体在城市对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迫切需求。
当许立志的骨灰带回家乡的那一刻，我看到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对城市一如既往的给予，不，应该是城市对农村一如既往的剥削依然如此贪婪。
当新生命降临的那一刻，我并没有看到一丝的希望，而是感觉到了命运将继续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演，这样的重演究竟还要持续多久，难道真的要让它持续到矿工的后代在地心深处将他们的躯体所演化的煤挖出来吗？
阿优所在的村庄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已外出打工，村庄里几乎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试想一下这样的村庄，这样的中国广大的农村，这样一群庞大的农业人口，将如何承受新一轮的金融海啸和产业转型的蹂躏。
无论是在城市流动，还是在农村留守，这个时代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布满了无数的烙印。我们用留守和流动筑成一条史诗般的长河，在这条长河里将流淌着这个时代取之不尽的文化素材，《我的诗篇》乃不及冰山之一角。
虽然《我的诗篇》让这个群体的许多生活细节走进了公众视野，也带给大家许多的生命体验，但作品结构和某些画面依然吸引着我进一步持续的思考：
作品给予彝族即将失传的风俗仪式的篇幅过长，虽然能带给观众很多的新奇，但更多还是应该回到主人翁常规的生活领域里会好些。
内容可以再聚焦一些，如乌鸟鸟关于农业劳作的画面如果非要不可的话，是否可以考虑以突出因农业衰退导致农民被迫进城流动为思路呢。
富士康工厂生活区里监控视频的画面如果与天网的画面衔接起来效果会不会更流畅一些。
《我的诗篇》中跪着讨薪者
对跪着讨薪的画面设计有点失望，虽然我们很多时候通过跪着等放下尊严让人怜悯的方式拿到了薪水，但我们的薪水不应该是靠跪着拿到。也许这样做的用意只是在于迎合诗的内容，但更应该考虑到作品传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更合适的替代方法。
透过作品我们能看到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群体，但为什么却从曾经大字不识几个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沦落为今天的边缘人群呢，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工人以及所有关心工人群体未来的朋友们认真思考。
整部作品中悲与喜的画面布局对缓解观众视觉疲劳及情绪把控都处理得相当不错，非常符合商品消费的大众口味，但如果从作为学习教材的角度考虑的话，这种超出一定逻辑的跳跃式布局显得有些零乱。
作品最后对主人翁近况的展现，对参加作品前后身份对比的安排，虽然有些唐突，但意义重大，因为整个庞大的工人群体的命运，不能依靠走独木桥的侥幸心理来实现。我们感谢任何个人和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关心和关注工人群体的方方面面，但这样的善举如果最终导致的是培养了无数的精英工人，那么这样的善举将是整个工人群体的灾难，而不是福祉。
能看出作品对个体命运与群体命运在关系上的处理是相当谨慎的，几乎是能避免就尽量避免，始终觉得缺少能唤起对群体命运思考的东西，这也是我所期待的——作品的灵魂。也许这个灵魂也曾经左右过导演的选择，但如果选择了让我所期待的灵魂得以见天日，作品将有极大的可能无法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批程序，也就意味着无法成为合格的市场商品。
虽然《我的诗篇》有很多的争议，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希望这样的争议能够持久一些，有争议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希望它能更好。也许在争议的推动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更多与工人群体相关的作品以更多元的形式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