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的一开篇告诉读者：“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1]这段话的意思是，“文学”首先要通过“市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众阅读的“文化产品”，换句话说，“作家”是在“读者”、“大众”和“市场”的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这在将文学视为文化市场“正常流通物”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十七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例如，鲁迅1933年1月2日就坦然地致信他的学生兼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说：
 
去年承见访，甚感，后来才知道并见付版税百五十元，未写收条，店友来时希带纸来，当签名。并希携下《三闲集》五本为荷。
……
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我尚未与十分定实，因我鉴于《二心集》的覆辙，这地步是要留的。
现在不妨明白的说几句。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颇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旧学生，情不可却外，我决不将创作给予别人，《二心集》也是硬扣下来的，并且因为广告关系，和光华交涉过一回，因为他未得我的同意。不料那结果，却大出于我的意外，我只得将稿子售给第三家。[2]
 
尽管80年代的鲁迅研究经常把他的精神生活渲染得“一尘不染”，而且认为他是“把个人、个人的主观性、自由本质、反叛与选择置于思考的中心”的作家，[3]但鲁迅似乎并不买帐。他坚持《三闲集》、《二心集》等作品的“市场流通规则”，视其为与书商交换的产品，这在因版税问题与旧学生李小峰斤斤计较的通信中可以说是一览无余的。安德烈·莫洛亚的《巴尔扎克传》写道，1836年初， 巴尔扎克当时虽已“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作品”，但仍为各种版权官司和债务缠身，“必须偿还三千法郎而我没有这三千法郎。到三十一日，我大约还欠八千四百法郎。为了能够体体面面地支撑到今天，使各方面的开销与我的身份相称，我已耗尽钱财，囊空如洗。”[4]而90年代初中国文学批评家还在激烈批判小说《废都》的“市场化”，高举“人文精神”大旗对80/90年代文学转型愤怒不已。[5]没有意识到，如果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这些批评都将不是什么问题。
这就是我要把80年代文学重新纳入“文学社会学”范畴来考察的一个理由。因为1980年代一代，都把文学看作“人的文学”，却没有意识到它同时也是“社会的文学”。80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误解了。
   
       80年代文学存在着“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这是由80年代特殊的社会语境决定的。“80年代”的中国社会实际是“十七年”社会模型的某种改装和缩编。理想、目标方针和政策的核心价值都没有变，变的是以“改革开放”为口号对这些东西做了历史性的改装。这改装中就涉及到当时知识话语的频繁命名和活动。乔纳森·特纳等在《社会学理论的兴起》中曾形象地把社会学比喻为对“知识活动”的分析：“美国和欧洲的社会学理论包含了不同知识活动来源的混合”。[6]如果我们重读作为80年代现代派文学“宣言”的冯骥才、李陀和刘心武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它的“知识活动”的“来源”显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所说，我们需要“现代派”，是指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即当代社会的需要；所谓“现代派”，是指地道的中国现代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毫无自己创见的现代派。浅显解释，这个现代派是广义的。即具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的现代派的范围与含义，便与西方现代派的内容和标准不太一样。（冯骥才致李陀信）
 
《初探》没有像有些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那样，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起源、发展、成就、历史局限性等方面做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它实际上是有所扬弃的。它好像做了某种剥离的工作。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表现技巧是很复杂的一个体系。就形式而言，当然这是对古典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的一次重大革新，是新体系取代旧体系。但是，形式和内容往往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定的形式又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李陀致刘心武信）[7]
 
如果我们对“作家通信”做一番知识考古学考察，不难发现作为上述三位作家的“知识之来源”的毛泽东的《讲话》就曾包含着对“形式”脱离“内容”观点的反对，因此他特别强调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形式对内容的“服务论”。[8]而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强调了对“文学阶级性”的修辞性划分、界定和归类：“我们要求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要求文学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上等人’服务。”[9]读者注意到，尽管三位作家在大声疾呼“现代派文学”，并为它的“合法性”辩护，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修复自己的激进立场，向着毛泽东和周扬的“知识原点”上靠拢。这种“知识原点”其实并没有从1980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退场，相反它还在向着以“探索”、“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文学场里大面积地渗透。也就是说，乔纳森等所观察到的“不同知识活动来源的混合”，仍然是80年代文学“知识活动”的特色之一。所以，许多年后连李陀也承认：“回顾80年代，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大了，你必须对涉及80年代的各个历史都作一些批判性的再认识才行——不是一个历史，是许多历史，这带来难度，需要处理的，不光包括四九年建国以后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10]
我这里所做的“文学社会学”的讨论，无意再在过去文学/政治、个人/社会、纯文学/非文学二元对立的圈套里做文章。我只想关注《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与当代史“无意识”的知识关联点，在这些作家的理论表述中，“社会控制”是如何转变为“自我控制”的，它怎样通过与社会意识的“交流”达到了“交换”的目的，从而使自己在80年代的文化市场得以顺利的“流通”，并成为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派”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经典表述之一。拿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的话说：“社会控制由此是自我控制，因为消极情感推动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以利他的方式补偿对规范的偏离。另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积极情感为依从规范期望提供了诱因。在肖特的理论中，某些情感在社会控制的过程中特别重要：内疚、羞愧、尴尬、自豪、讨好和移情。”[11]在我看来，这正是“毛知识”、“社会主义”、“时代需要”、“西方现代派”、“个人”、“荒诞”、“文学自主性”、“中国现代派”、“形式与内容”等“混合性知识来源”大量流入《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之中去的深刻的历史理由，他们是在强调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的前提下维护自己对“现代派”的解释权的。如果想深层次地展开分析，“通信”与“社会意识”的知识关联点恐怕还要复杂一些。所以乔纳森·特纳等进一步说：
 
内疚（guilt）人们会因为做了在一般化他人看来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或者是想参与这种行为，而把自我评价为消极的，此时内疚情感被唤醒。当人们把这种生理唤醒标签为内疚时，将把自己视为一个作出了违背道德规范或者试图如此的人，这种消极感受将激励个体消除这种消极的自我评价。在这种动机作用下，人们将避免导致他们体验内疚的人和情境，或者鼓励他们采取利他行为，以补偿他们不道德的行为或看法。内疚因而是社会控制的有力机制，因为内疚可以导致人们监控和惩罚自我，同时促进人们从事强化道德规范和巩固社会团结的活动。[12]
 
通过“内疚”这种情感社会学的发现，让我们观察到了“通信”与“社会意识”之间深层次也更隐秘的关联点。同时我们进一步注意到，鉴于这种作为80年代情感社会学特征之一的“内疚性”知识症状的存在，人们将会大量地读到某种由于担心“违背道德规范”而产生的“消极性自我评价”，以及为“补偿他们不道德的行为或看法”，而实行知识学意义上的“监控和惩罚自我”的理论表述：
 
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新的概念、新的提法，实际上是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前提条件。看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反映当时那个时代的新的实践，在他们的著作中创造了多少新概念和新提法！如果设想他们没有这种创造性，只是沿袭黑格尔、费尔巴哈、李嘉图、圣西门等人的概念和提法，那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吗？（李陀致刘心武信）
 
在分析了80年代“农民”、“矿山工人”、“战士”和“城镇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的现状后，刘心武告诫冯骥才说，“欣赏现代派”的还是城市中少数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特别是中青年：
 
我当然同你一样，赞成有的作家——包括我们，包括我——有时候为他们创作，因为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他们作出的贡献甚至比一般人更多更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确需要“现代派”！
 
接着他乐观地估计道：
 
经过一段发展，前面说过的那些工、农、兵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有所提高、欣赏趣味有所变化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注意：不是全部！）也有可能加入到欣赏“现代派”文学的读者行列中来，从而又促进“现代派”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刘心武致冯骥才信）[13]
 
       通过对这些理论表述的“文学社会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现代派”通信》的“知识构成”在不断地转变、增添、删节或调整，它们经历了从“自信的知识”到“谦卑的知识”再到“正统的知识”的混合杂揉，并最终到达“从事强化道德规范和巩固社会团结的活动”的完整的历史过程。如果说鲁迅对李小峰等书商的“内疚”是为抵达并更进而促进《三闲集》、《二心集》与“市场”更紧密地结合的目标的话，那么，《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何尝不是通过“内疚的知识”而成为“安定团结”历史话语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的？
   
我们对80年代文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理由是，1984年后，由于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对国家控制的资源如煤、钢材等实行“双轨制”价格，在“二渠道”中发行图书的书商开始明里暗里与国营出版社展开竞争。这种动荡的文化市场形势，对文学杂志和作家的生存造成明显的冲击。李云的研究表明：“1985年前后，一场关于‘通俗文学热’的讨论伴随文艺商品化论争在全国上下兴起。通俗文学全面达到高潮，期刊数量达200多种，除《故事会》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北京的《啄木鸟》、武汉的《今古传奇》、河北的《神州传奇》’等等，‘发行量都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份’，各级文化单位创办的各种小报也层出不穷，以《文艺报》1985年初对广西通俗文学所做的调查显示，‘广西27种小报，每期销售量可达4，000万份之多’。在近乎白热化的市场争夺下，通俗文学期刊为吸引眼球，首先在标题、插图上煞费苦心，以广招徕……其次，内容上力求情节性、猎奇性、趣味性，包括一些社会秘闻，野史轶话等”[14]李建周对王朔小说与先锋小说创作“差异性”的发现，则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发表短篇小说《等待》以后，王朔受到《解放军文艺》的极大重视，被借调到该刊当编辑。正好赶上‘三中全会’召开，政策的松动使得各种经济活动全面铺开。由于管理部门缺乏经验和政策法律不健全，许多经济活动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造成了改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南方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异常活跃，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的现象，人们纷纷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私货。受先前哥儿们影响，无心看稿的王朔去了广州，摇身一变成了空手套白狼的‘倒爷’。现役军人身份又是一把无形的保护伞，‘光倒腾走私的彩电、录音机，南北一调个儿便能净得百分之一二百的纯利。’如此轻易获取暴利，王朔真正尝到了先行者的甜头。”[15]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述“通俗文学热”、“作家下海热”和“书商热”的最新研究成果，因为我意识到人们迄今为止在认识80年代文学的“意义”时，是仍然把这些因素排斥在自己研究考虑之外的。由于很多人都把80年代文学等同于“纯文学”，使得我们一直无法对张贤亮、王安忆等的“性文学书写”、《收获》编辑程永新精心组织“先锋小说专栏”、《上海文学》从编刊到广告的逐步市场化、由《钟山》等杂志推波助澜而发起的“新写实小说”等现象做出清晰有力的“社会学解释”。一种用“文学观念”简单代替“文学事实”的文学史研究方式，至今仍在大学文学院教师论文中通行无阻。这是不能不拿出来重新讨论的。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对“文学作品”、“教授”、“书商”和“批评家”所组成的“文学圈子”事实上在影响着“文学经典”之产生的有趣分析，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重返”这段文学史的可能性：
 
有人把当今法国文学的特点说成是“教授文学”，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更应该注意的是：
 
比较起来，可以说出版商的作用同助产医生的作用相似；并不是他赋予作品以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会脱颖而出。
出版商对作者的挑选也限制着书商的挑选，而书商自己又限制读者的挑选；读者的选择，一方面由书商反应给商业部门，另一方面，又让批评界表述出来并加以评论……[16]
 
埃斯卡皮的精彩论断使我们意识到，由于解放后国家把“私营书局”和“文学杂志”收为“国有”，它对经营这些书局和杂志的“出版商”和“书商”的人们的社会身份进行了重新编码，如“社长”、“总编辑”、“编辑”等等。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会以为“社长”、“编辑”与“出版商”、“书商”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然而事实上，“国营出版社”和“文学杂志”从来都是披着“国家外衣”的另一种更具垄断性的“出版商”和“书商”。到80年代，这种“历史真相”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李建周写道：“把王朔作为先锋小说家推出的是程永新。这位被余华称为‘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的编辑，将《顽主》发在集中刊发先锋小说的《收获》（1987.6）的头条。在程永新看来，‘那段时间以前的创作，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好的小说，虽然它适应了时代的某种需要’，所以‘文学应该回归它本来的面貌’。出于这种动机，程永新在自己身边网罗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通过一场文学革命，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史铁生、王朔、格非、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一大批作家，他们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17]作为80年代“先锋圈子”的“核心出版商”（对外当然只能说《收获》“大牌编辑”），程永新直接插手了很多先锋小说的写作、修改和发表的过程。程永新插手先锋小说的写作，某种意义上也等于是代表着国家出版商利益的《收获》杂志所显示的主导先锋小说生产之权力的最鲜明的体现。他与作家的大量通信，这里面实际暗含着这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某种微妙的权力关系：
 
我自己对此稿寄予了较高希望，只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看法？……我急于想知道你的看法，等候你的回信。（苏童致程永新）
 
我当初取《五花肉》之名，借其既不全肥也不全瘦，红白全有，爆炒不行，小火炖烂了也挺香之意，此典大概生俗了一些，不吸引人倒是大问题。仓促间我也智短，要不这样吧，你看着给起个名字，托付你了。谢侬谢侬。（王朔1987年9月7日致程永新信）
 
今年6期我还想参加，你居然还不打算开除我，可真使我吃了一惊。为了你，为了《收获》，争取9月底前交稿。……（你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我是你的商品）（余华1989年6月9日致程永新信）[18]
 
在苏童致程永新的信里，程永新对其小说的看法显然已经成为“权威的评价”；余华则直接（不失“巴结”意味的）说出了程永新在先锋小说生产中的核心作用，以及他与程之间那种“出版商”与“文化商品”的赤裸裸的关系。程永新固然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但假如他不是《收获》这个受国家财政力量强力支持的著名杂志的编辑，这一切还能实现吗？假如没有《收获》几十年所培育的“读者市场”，没有与此相配套的国家出版机制的制度性的支持，“先锋小说之发生”究竟还有没有可能？这是我们在研究80年代先锋小说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不光是程永新，在80年代文坛还有一个以《北京文学》副主编兼作家李陀“为中心”的“先锋小说家圈子”，他在人们心目中兼有“出版商”和“批评家”的双重角色：“李陀这个名字在读者中远不如其他一些作家有影响，而在文学界电影界，不知道李陀的恐怕没有。我曾与一位写小说的编辑聊天，言及某篇作品看法终难一致，闹得脸红时他突然昂起狮子般的头颅高叫：李陀也说好！我顿时狼狈不堪。最著名的要数‘场外指导’了。说很多小说问世前都曾经李陀过目，那倒也不假。据我所知，《你别无选择》、《棋王》等篇刚写成，李陀便四处叫好。……”他还“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评论文章。”[19]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在做80年代文学研究时，不能只看到兼有国家出版商身份的“文学编辑的‘文学史’”，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批评家的‘文学史’”。例如批评家吴亮：“1985年以后文学期刊的出版异常繁荣，我和程德培整天都泡在作家协会的图书室里，每个月新的期刊我们都会翻看，有些作品事先我们都有消息，比如莫言会有什么作品出来，韩少功会有什么作品出来。我们和作家多少都有些通信，编辑和朋友之间也会打招呼，什么作品关照一下。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上海文学》上面，《人民文学》当时在搞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新作。”[20]从上述材料看，回到“被生产”80年代文学，对于“认识80年代文学”来说也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个被我称作是“隐蔽的文学史”，例如国家的出版商（编辑和批评家）对小说作品的组织和领导、作家成功的秘密、稿费、文人交往、书信和文坛领袖等现象中，不是蕴藏着一个比已经书写出来的“80年代文学”更加完整和真实的“80年代文学”吗？在这个意义上，埃斯卡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出版商、书商和批评家在组织“作品问世”中的作用，还令人惊讶地指出了作家本人在“文学市场化”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在合同未变的情况下，不是出版商雇佣作家来为他提供要实现商品化的材料，而是作家雇佣出版商以便使他所写的作品实现商品化。”“事实上，作家从自己作品的成功中获益的整个机制，决定于两种交际之间的力量关系，一种是在我们称之为文学过程方面的交际，另一种是在我们称之为文学机构方面的交际。”[21]
       这些研究显然使我意识到，在我们每天阅读的“主流化”的文学史著作的深处，还有另一部“隐蔽的文学史”，这就是由编辑、批评家和作家联手合写的文学史。
   
       80年代文学可以列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第三个理由，我认为它是一种由“社会思潮”所孕育、推动和建构的文学形态。虽然任何时期的文学都程度不同地指涉着那个年代的“思潮性”，但像它这样典型的还真不多。与80年代文学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我随便举出的就有“文革终结”、“思想解放运动”、“纠正冤假错案”、“真理检验标准讨论”、“农村改革”、“朦胧诗兴起”、“西单民主墙”、“批判《苦恋》”、“‘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清除精神污染”、“城市改革”、“文化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之死”、“89风波”等等，以及许多许多。这些社会思潮，有的是间接影响，有的是直接插手了“80年代文学”的“兴起和发展”。对此，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大概都会记忆犹新罢。
       那么，“思潮”与“文学”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文学界通过思潮的冲击、震荡、洗礼和改造来“重建社会身份”，例如纯文学/非文学、现实文学/先锋文学、朦胧诗群、探索者、受难者、归来作家、现代派、新潮批评家、刘再复现象、李泽厚现象等等。各种文艺论争、文学批评都在忙什么？就是强调自己“新身份”的政治正确性，并以此来证实原来“旧身份”的无效性和非法性。于是，“新潮批评家”、“探索者”、“文学新人”等新身份在80年代文学十年涌现不断，成为1949年后当代文学又一次最重要的“重建身份”的历史实践。孙绍振在谈到当年的“朦胧诗论争”时说道：
 
1980年4月，当时光明日报的一位资深编辑章先生，以他敏锐的眼力看出了这场论争的重要性。他约请了谢冕和我为光明日报撰文。当时，谢冕已经是全国著名的诗论家，而我还没有写过什么评论文章，名不见经传,他约我写文章，不仅是因为瞧得起我的发言……
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22]
 
       对朦胧诗论争“是非”的讨论在当代文学史中已有结论，但这种结论仅仅是“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这是对“诗歌审美价值”的重新正名或命名。所以我更愿观察批判性“社会思潮”是如何通过批判的武器解决孙绍振一代新潮批评家“身份重建”的问题的。因为这种“重建”，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了文学与80年代更直接的纠结的联系。这段回忆重叙了孙绍振重建新身份时的严重“危机”和对危机“化解”的详细的过程：要“批判”的传闻令他“忐忑不安”，仿佛大祸降临，以致“在去课堂的路上”，竟然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实际是社会公众）；但“学生”（即当时支持“身份重建”的一部分社会公众）则给了他极大的支援，“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这一戏剧化的场景标明80年代“新潮批评家”身份的“重建”既是充满凶险和步履维艰的，同时也是可以通过“戏剧化”的方式最后被缓解的。因为借助学生们“全体起立”、“鼓掌”和吴思敬、谢冕声援这一具有历史象征性的行为，孙绍振作为一位“新潮批评家”的“身份”才得以确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教师，才终于成为名满全国的“新潮批评家”。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作为“社会思潮”之一方面的“批判者”在80年代其实是脆弱的，“思潮”在建构“新潮批评家”自我认同感的同时，也拉开了它从历史中退场的序幕。或者说在这个意义上，“新潮批评家”（其实包括80年代文学很多人）的“身份重建”竟然是“社会思潮”帮助完成的。这真是极具讽刺性的一幕。
    孙绍振与在50年代作为“时代传声筒”的大学教师和批评家的“旧身份”的告别显然是痛苦的，因为“社会思潮”正在他身边积聚着压力：“周围的压力更加严酷起来。徐敬亚被强迫检讨，还登在人民日报上，弄得在吉林呆不下去，跑到深圳却长期不能落户口。北大校刊上，也对谢冕施加压力。本省漳州的中学教师在抚顺的《故事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由于抚顺故事报被批判，这位教师就被隔离审查了。我的处境变得微妙起来。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是我的朋友，他托一个朋友带话给我：孙绍振不要让我踩地雷。福建省文联，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我，我不去，我知道他们要批判我。后来省文联一位女领导从东北回来，说福建省不能按兵不动，坚持要批判我。我不是省文联的人，不去，本来她是无可奈何的，可是，她派两个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我家坐等。我回家吃饭，就被他们挟持去开会。一场早已准备好了的批判会，就拉开了架势。应该承认，当时我比较悲观，而且，也不坚强。我不是英雄，我在给吴思敬的信中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先生存，委屈一下自己，留得青山在。”[23]然而，他必须用“激进的方式”来完成新身份的重建，因为这种重建是以对与旧身份密切联系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彻底弃绝为前提的。这正如张静在他《身份认同研究》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身份’一向是社会学关注的主题，这不仅因为它的现实存在——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可以观察到社会身份的存在，人们总是试图流动到更高的身份位置上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权威资源的政治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24]某种意义上，“文革终结”、“思想解放运动”、“纠正冤假错案”、“真理检验标准讨论”、“农村改革”、“朦胧诗兴起”、“西单民主墙”、“批判《苦恋》”、“‘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清除精神污染”、“城市改革”、“文化热”等贯穿于整个80年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在影响、规定着文学知识分子“身份重建”的同时，也在实验性地完成张静所说由于历史转折而进行的“政治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配置”即意味着，在不影响到国家思想安全的前提下，将对人们思想和文艺的管理部分地“放权”给文学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管理的“暂时松弛化”，导致了谢冕对解放后诗歌状况的尖锐批评：“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25]当然，权威资源的重新配置，也会引发人们对诗歌主题、内容和形式“解释权”的更奢侈的思想要求：“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孙绍振）[26]
    那么，怎么来理解“文革终结”、“思想解放运动”、“纠正冤假错案”、“真理检验标准讨论”、“农村改革”、“朦胧诗兴起”、“西单民主墙”、“批判《苦恋》”、“‘潘晓人生观大讨论”、“清除精神污染”、“城市改革”、“文化热”等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呢？以及进一步理解80年代作家、新潮批评家的“身份重建”与“思潮”关系的复杂性呢？我认为必须把握住一点，就是无论它们怎么反复、矛盾和出现不同的历史解释的结果，这些“小思潮”都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这个“大思潮”而发生和呈现的。作为80年代新潮批评家之一的孙绍振的“重建之路”，作为一个研究个案也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对这种现象，帕森斯是这样分析的：“价值模式总是在某个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所以，期望系统总是有两方面内容，它们与期望相联系而整合到一起。”影响到80年代“社会思潮”变局的是“思想解放”的价值模式，它是在与新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互动情境”中被制度化的，这种制度化使后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尽管激荡不已，但最终仍然风平浪静。帕森斯进一步解释道：“根据与一定互动情境有关的期望，组织而成一个体行动者的取向系统，而角色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套标准又在互补性角色中左右了自我与一个或多个他我的互动。”于是他发现：“对于正在被讨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27]孙绍振告诉我们，通过“文学”与“思潮”从冲突到整合的历史过程，他和批判他的“保守批评家”程代熙都在“身份重建”中使自己的“历史角色”最终制度化了：“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28]也就是说，作为“新潮批评家”的孙绍振不仅成为80年代万众欢呼的文学英雄，还有女孩子们的求爱信和鲜花；而“保守批评家”则只收到“全是骂我”的读者来信。我们知道，“新潮批评家”在那个年代是大受追捧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探索”、“解放”、“个性”等崭新的价值系统，因为这种“制度化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与此同时，我们对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整体看法也都由此而产生，关于“新时期文学”的观念、术语、理论和范畴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被制度化”了。
   
之所以对三个个案做一点简单分析，是要指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文学社会学”也是成立的。巴赫金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被统一化、目的化和隔离化、完成化的不是材料，而是被全面体验过的现实的价值成分、即现实的事件，——材料不需要统一，因为它并没有分裂，也不需要与它无关的完成化，它如果需要这种完成化的话，它就必须参与行为的价值思想含义运动。”[29]如果把上述观点移植到我的论文中而“为我所用”的话，我认为他是说当文学现象被“统一化、目的化和完成化”（即成为“文学史结论”）之后，它也就被“隔离化”了。而80年代文学史的“被隔离化”，则是将文学主观地从当时波涛汹涌的社会思潮、观念、现象中拿出来，将文学理解成与这些社会思潮“没有关系”的事实。当然，纯粹从文学观念演变的线索中这样去理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我的疑问是不是会删掉“文学当事人”亲身的历史感受，把文学的发展都理解得那么容易了呢？例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孙绍振的“个人感受”在所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都被删掉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绍振的经验现象被当代文学史叙述隔离起来了。
对这种将本已存在的历史事实“故意模糊化”的叙述方式，孔德提出了批评：“如果每一种理论必须建立在被观察到的事实的基础上这一点是真的，那么，没有特定理论的指导，事实是不能被观察到的”；这是因为，“社会学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并且像其他科学一样，能够用少数量的抽象原理来表达这些结构和关系。对经验现象的观察能够被用来产生、证实和改进社会学的法则。”[30]例如，我在文章第一部分已经论述到，如果不去注意冯骥才、李陀等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与“当代史”无意识的知识关联点，不去注意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控制”在他们的知识表达中已经潜在地内化为“自我控制”的话语状态，不去注意乔纳森.特纳等所说的因“内疚”情感担心“违反社会道德规范”而形成的“监控和惩罚自我”这一隐秘文本感受的话，那么，我们就把三位作家“现代派”的主张与时代对他们知识的总约束状况隔离起来了。那么，我们就会盲目地跟着文学史结论跑，而无法洞察《通信》原来是“西方知识”、“社会知识”和“个人知识”这三种知识的杂揉合成。就只会把《通信》单纯地看作是“80年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抗，而没有能力看到它其实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由于遭遇自身危机而寻求“80年代”帮助这样的历史情境所派生出来的产物。因为1980年代初这种“合成知识”现象的大量存在，我们才会如孔德所说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发现这种“基本的结构”即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形成，其实也在影响着我们今天对80年代文学的深度研究。这就是有人观察到的：“我以为首先要做的，是回顾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这两个思想运动。回顾它们之间那些纠缠不清的纠葛和缠绕，它们之间那种相互对立又相互限制的复杂关系。”“‘新启蒙’要干什么？”它是要“建立一套关于人的新的知识——这不仅要用一种新的语言来排斥、替代‘阶级斗争’的论说，更重要的，还要通过建立一套人的新的知识来占有对人，对人和社会、历史关系的解释权。”而“‘思想解放’要干什么？”“它的目标就更具体、更明确，那就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并且在这样的清算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的新秩序。很明显，这和‘新启蒙’的追求差得很远。”他进一步指出：“‘思想解放’是有纪律要求的；不论什么样人，什么样思想，你要‘解放’，都必须在现有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框架里进行。‘新启蒙’当然是首当其冲。”[31]这显然是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观察文学史内部复杂性的一个有启发性的角度，回过头再看孔德在前面对我们的“社会学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的忠告，《通信》以及当时大量相类似的文学批评、作家通信、访谈和对话与1980年代社会的知识关联点，就可以看得相对清楚一些了。
  我前面谈的是“隔离化”的问题，接着再谈“文学与社会”的问题。1942年后，尤其是1949年后，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解释鉴于高度“政治化”的因素而被“庸俗化”了，我想我的工作与前者的根本区别就是将它从“政治主观性”中解放出来，重新还原为一个相对客观的“文学史问题”。埃斯卡皮在他那本著名著作的第一部分“文学社会学的原则与方法”中是说得非常明确的：“文学同时属于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及集体结构这三个世界的情况，给研究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尤其当我们必须为它编写一部历史时，这种三维现象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事实上，几个世纪里，而且直到现在，文学史还是过多地局限在研究人和作品（风趣的作家生平及文本评注）上，而把集体背景看作是一种装饰和点缀，留给政治编年史作为趣闻轶事的材料。”[32]文学史研究重视作家作品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同时也限制了我们对作家作品“生产”及相关一整套知识的注意。而我在文章第二部分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些“作家通信”、“自述”和“他述”让我们了解了80年代“先锋小说之发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文学史侧面，正是这个“侧面”的存在，我们开始相信先锋小说的“历史”不光是“反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以杂志主编、编辑为中心，或者说是以他们他们所反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制度”做掩护的“合法出版商、书商”的身份为中心而呈现的“先锋小说发生史”。就在埃斯卡皮提醒应该注意“文学史”存在着“三维现象”时，我们发现文学批评家和编辑家们借助“纯文学”这一新叙述把先锋小说家的“个人智慧”、“抽象形式”从“集体背景”中剥离出来了。一种从集体背景这一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的“个人智慧”和“抽象形式”，就被吴亮等新潮批评家们理解成80年代的“先锋小说”。而它们却在反抗“生产”他们的“集体背景”（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1980年代保留完整的一整套文学制度、出版机制），这是多么奇怪的文学史结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会不仅仅把先锋小说的审美性理解为是在反抗当代史的“政治性”，同时也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维度中把它从“再次纯文学化”的文学史困境中解放出来；就会不满足于那些“文学审美性”、“纯文学”、“形式实验”、“探索”等等对先锋小说的看法，而希望把它重新放回到“个人智慧”、“抽象形式”和“集体背景”的“三维现象”中。于是，在“重新放回”和“综合考虑”的社会学方法中，80年代先锋小说的“生产复杂性”和它因为“脱历史”而出现的一系列创作上的问题，就尽可能地和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而在我看来，恰恰在这一关节点上，影响了我们对80年代先锋小说“历史全貌”的认识，也影响到了我们对它在80/90年代“转型”原因的有效的探讨。
  第三个我想谈的是如何在“集体背景”（比如社会思潮）的视野里理解“个人感受”（这里姑且不用“个人智慧”）的问题。在文章第三部分，我试图以“孙绍振现象”为个案，去重新讨论文学/社会思潮”的关系。因为你们恐怕已经注意到了，我不仅分析了“思潮”对孙绍振“个人”的压迫和剥夺，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由于这种“思潮压力”的存在，帮助孙绍振（其实包括他们那一代人，如李泽厚、刘再复和谢冕等）“重建”了新的社会身份，使他们最终成为80年代“主流化”的“知识分子”。这正是张静精彩论述的：“当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提问时，潜在的理论前提是，拥有一种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身份的确定或终结，它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不断实践才能不断趋近该身份所固有之内核。换言之，身份，尤其是对于一种宗教成员的身份而言，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的‘天路历程’，‘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要在‘精神上塑造个人自身及其生活方式’。”[33]受其启发，我的观点是，在认识80年代“社会思潮”对各种“探索性文学现象”包括“探索者个人”所实行的压迫、批判和剥夺这一问题时，不应该只强调“重建个人”而把“思潮妖魔化”，与此同时也应该强调“思潮”在“重建个人身份”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拿张静的话说，“拥有一种身份本身并不意味着身份的确定或终结”，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受到“思潮”批判的探索者的“受难者身份”永远“确定或终结”在“80年代”，同时还应该在“不断实践”中“趋近该身份所固有之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他们的“最后身份”——“80年代的成功人士”，或者叫做“80年代后”的“成功的文学界人士”。如果这么“颠倒过来”看孙绍振那一代文学知识分子的“天路历程”，就会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文学史事实,也就是，那些曾经“折腾”过他们的“社会思潮”最终都是与“改革开放”这一大社会思潮捆绑在一起的，最终都是支持改革开放的历史目的的，因此也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进步性”的社会思潮。
 在做了这么多繁琐的考证、举列和分析之后，我必须声明的是，我这里所强调的“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虽然包含着目前文化研究热的某种因子，但绝不是那种冷冰冰、纯客观和纯技术化的“文化研究”。我所做的尤其不是那种把上世纪20、30年代的杂志、社团和组织从“民国政治史”中提纯出来的所谓“文学生产”研究。因此，我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强调的仍然是深入到“历史”之中的观察、讨论和分析，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我的目的只是想暂时回避或重复普遍通行的“作家作品研究”，摆脱“文学进化论”的单一历史考察线索，让80年代文学重新与赋予了它历史复杂性的“当代史”深情拥抱。让“文学”重新回到“历史”这个箩筐中去。因为我意识到在本文开头我说的那段话是对的：“文学”首先要通过“市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众阅读的“文化产品”，换句话说，“作家”是在“读者”、“大众”和“市场”的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这在将文学视为文化市场“正常流通物”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十七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一文学史“常识”为什么就在80年代文学的批评、文学史研究和历史理解中出问题了，研究者们为什么仅仅把它当作“文学圈子”中的“纯文学”问题，而没有把它同时也看作是“80年代社会”的“文学”？这就是一个问题。但我这里提出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与目前流行的“文化研究”之间的差异性，不是指与它的知识源头即发源于英国、美国的“文化研究”的差异性，而是指经过变异而在国内文学史研究中被固化为纯客观和纯技术化的“文化研究”的差异性。因此，我所指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孔德和埃斯卡皮的两个知识层面上：即孔德抽象化地认为“社会学能够追寻和发现社会世界中基本的结构和关系”，由此援引为我个人对当代文学史“基本结构和关系”的历史分析；而在埃斯卡皮相对具象化的层面上，我则主张像他那样对“‘文学’首先要通过‘市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众阅读的‘文化产品’，换句话说，‘作家’是在‘读者’、‘大众’和‘市场’的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这一现象展开文学史的研究。我所说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即是“抽象化”与“具象化”能够达到相结合状态的那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