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它的运行方式就是把人互相分开，让人们靠着相互之间的对立而有所收获。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释放了所有各种力量——这是历史上其他社会从没有做到过的，它释放了蕴藏在个人身上的所有潜力，但是也鼓励人们以使用他人的力量来为自己开路。农民工，处于这种多方力量交织其中，在城市中他表达出在土地上无法体现出的价值，体力能让土地中长出粮食，也能让土地中“长出”房子。同时，他们又为别人的生存遭人使用。整体上，这并非是各方谈判的结果，似乎是时代的必然，是在交换中各取所需所达成的外在于生产关系的默契状态。
对“农民工”报以戏剧化的热情时，发现符号化的“农民工”概念与该概念所对应的特定群体生活状态极不相符。符号和话语表述里的“农民工”，并非是社会欲想实现的对之人文关怀的全部。不幸的是，正是这种不可逃避的事实，我们的社会却习惯于对之视而不见，默不作声。一方面，这反映出知识界的一种懒汉思维；另一方面，社会层面普遍对农民工的人道主义表述另人生疑。
我们社会的生存和繁荣，所付出的代价也许就是对这种外在的默契和社交关系的理所当然态度，造成社会团结的长久匮乏。更深层次的隐忧，是观念和文化层面价值认同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总结起来，以上两种情况相遇和汇聚，有了我如下的叙述。
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前在国家层面成为一种宏大的社会抉择，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重大形式就是所有中国人命运和生活方式的不同改观。农民不再在迷恋而无奈的家园中面对土地发呆；让老人和孩子留守，或者举家迁移，背上行囊，远离寂静遥远且贫寒的乡土，开始体验陌生繁嚣的都市生存。他们对这种陌生的生活毫无经验，只有一身好力气，也许还加上在农耕中积累下些许技术性经验，这是他们应对都市生活的所有生存资本。他们希望都市体验只是临时举措，但是对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临时的雇佣却成为永久的职业，身体一年复一年在典当中赎回，最终又不得不应对出卖体力的命运。年过完了，钱花光了，他们就被“年”这个恶魔驱赶，你必须回到城市去！“回到？”用这个词实属无奈，都市生存却没有家园，乡里故土却无法操持——真不知道他们该回到哪里。
人们在已经饱和的职业市场外排队，他们中有年轻人，这种蔚为大观的人潮涌动，在80年代初成为农村人的一种时尚，赶成“民工潮”。因为能“到外面看看”，鼓噪着一些年轻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于今，他们中的第二代、第三代都相继问世。许多人已经在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有些人可能永远“生活”下去。对于这些永远得生活于此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一种奇怪的社会存在的开始，意味着在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中交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困惑：农民；工人。他们就是这样的混合体。这两种在历史中绝然不同的生活形态和社会构成，在他们中得以实现了，实现得那么理所当然。似乎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一个人先与社会之前的宿命，对于一些他们的孩子，尤其如此。一旦农民工在等待用工的队伍中被人发现，从广场、火车站被带到某个陌生的厂房或建筑工地，他们也许很高兴，明天就可以挣钱了，“好日子”开始了。于他们而言，有人雇佣总是值得庆幸，这也许就是他们进城的全部意义，且这种意义得在身体力行的实践哲学中生成。形而上学和虚空的理念，遭到足够来自他们正当理由的抗拒：活着可不能靠想象。他们对与城市相关的生存，解释为命运，换一种“体面”的话语，拜改革开放所赐，那是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结构运作生效了。毕竟，那可怕的“户籍”之箍，圈乡为牢，束缚得太久、太累、太苦。
三
遭遇全球化之境遇，国家经济并不能完全独立封闭自我抉择，它是一个业已形成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对它的所有工厂和公司施加着持续的压力和约束，这个体系中的每个分子都有义务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杀开一条血路，在竞争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升到顶端，这不奇怪。可是，悖论是这样的：这种接纳更多农民工或者说化农为工的经济体系，又责令社会把这些人排除在社会主流判断和价值之外。简言之，一方面他们被需要纳入到普遍的经济体系中，另一方面又遭遇社会排斥。似乎大家生活在一种“社会单元”可以被“出租”的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或社会分割，变成越来越密不透风的隔间。
但是，这样的隔间也并非完全隔离，彼此之间有着显性或隐性的秘密通道，将你我他连接其中。城里的建筑，隐性地连接彼此，一些人造，一些人住。吃外卖，喝桶装水，他们接过钱，换取服务回报与你我直接联系在一起。
生存方式一旦转变，社会评价未必随之转变，这比比皆是。社会评价似乎总是追随“前身份”，如洗手的小偷，判刑释放的抢劫犯，我们总是习惯以前身份来打量他们，再如从“妓女”到“性工作者”到“失足女”，名称换了，随之的社会评价变迁还需假以时日。但是我们这里的主人公，从生产方式—社会评价的转换却来得有点蹊跷。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他们的生产方式都被文明社会所允许，可是，都市文明当初怀着并不怎么友好的偏见——还是接纳了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城市无法拥有的“身体”，想要他们的力气，就必须接受他们的“不讲卫生”、“没文化”。两种不同的文明状况在各自所需和交换中互相妥协。但不幸的是，出卖劳动力的生存方式却是他们遭遇道德不公的根源，城市化接管了他们的身体，但是将其社会性身份要坚决地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一方面，城市需要大量农民工的身体，另一方面，在文化和价值观上却要把他们从社会中排除出去，或者是威胁要排除出去。对于那些在经济上还未站稳脚跟的他们来说，能够再次被社会认可并进位升阶的机会越发渺茫。通过自身努力，彻底改变命运为城市所接纳、扎根，他们几乎无能为力。
四
自然，政府对此并未视而不见，政府也在发挥作用，政府在呼唤重新组织社会，在鸿沟之间搭建桥梁，减少社会排斥，防止社会解组。现在的这种局面，是大量的矛盾和无能所形成；在这样的局面中，我们越来越多地、而且来自各方面地听到了给予和关注的呼唤。当政府通过一系列权益保障性法律、最低收入限制，便利子女就学等措施，试图以此来制止经济在社会中所导致的越来越大的裂缝时，这一种“被迫”的礼物，于他们处境彻底改观，无济于事。这一系列的措施，积极的后果造成他们生活状态的改观尚不明显，或者需要假以时日。但是一个消极的后果则是，针对他们的一系列的来自政府的善意举措，却强化了他们“不属于我们”、“不属于城市”这样一种强烈区分印记，尽管这并非政府初衷。
慈善历史久远，于今社会上也在有意制造针对他们具有慈善色彩的空气，知识界和媒体呼吁、政府主导、慈善组织跟进。尤其是年头年尾农民工大迁徙的时候，来自社会各界对他们善意的包围和赠与让他们受宠若惊。不要被周期性、假象迷惑，农民工并未成为社会潮儿或时代英雄而受到礼遇。这一点，包括他们自身，大家都懂得。慈善盛宴请他们出席，在春晚中让他们献歌，在电视中被露个做幸福状的笑脸——年已过，开始落下帷幕。这种美德，在多少个世纪的慈善教化之后，“仍然让那个接受它的人感觉受伤”。（马塞尔-莫斯《礼物：古老社会中交换的形式和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然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凡俗了，与他们有关的——无论来自谁的具有福利或慈善色彩的关注，已经失去了神学意义的美德，作为一种时尚意义的时代标记，被视为人们之间一种团结的姿态。被社会性排除的人数量下降时，穷人就会减少，社会正义就会增加；但当被排除的人口增加，问题又会浮现出来，变得急迫，政府已经不再能独自来减少非正义、隔离和忽视了。
于是，有道义担当的社会，开始辅助政府的良愿，为他们呼唤、游走。这种呼唤于今已经被“现代化”了。不管它来自世俗社会还是社工团体，都已经被“归并”，被“官僚化”了。它使用各种媒体来强调“知晓”，去触及、感动和呼吁人们的慷慨，向一种抽象的人类团结呼吁，这种抽象的人类团结存在于某种超越了所有文化、阶级、等级或身份差别的地方。通过媒体，人们看到他们劳作方式的艰辛以及遭受的种种社会不公，看到城里貌似秩序、稳定的私人生活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还在遭受我们意想不到的“社会礼遇”。我们的同情心也许因此受到微微的颤动。这还不是最终目的。
无疑，在这样的局势中，大家的善意以及可能对之状态改观的热议，不再只是家人、熟人之间的爱意表达，也超过了私人的情感支付和悲悯体验。这样，对他们的关注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一种时代道义，它创造了抽象的社会交往联接：具有社会担当和使命感的以及享受优越文明成果的感恩之心和代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苦难。这就是如今来自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理解。
将他们纳入到主流社会价值中思考，无疑，这是一种团结性质的联系。因为这种来自非这一群体内部的关注者，在关注之前已经分享了他们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对之报以深切关注具有社交中答谢的意图，这样再简单不过的理解符合私人社交中的惯习。然而，这又是一种优越性的联系，如果将对他们深感关注的人视为赠与者，那么他们——作为接受这种赠与的一方成为受赠者，赠与者先前在受赠者那里“拿走”了属于受赠者的一部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呢？感激？补偿？忏悔？这二者之间制度的、伦理的、法规的“赠与”，表达出二者之间不平等的地位，这种区分极可能造就社会分层的差异，来自不同阶层的资源或能量的流动，统照在“应当”的观念下，它就获得了合法性。注意，这种合法性是双重的：你在不好处境中的艰辛劳动是应当的；你获得劳动报酬之外的关注和赠与是应得的。这种在劳动和社交关系中结成的雇佣、被雇佣，给予、被给予的关系是矛盾的。它把可能对立的情感和力量扭结到了一起，造就一种貌似愉快和团结的共同体，将暴虐、掠夺的行为伪装成一种慷慨，以一种大方、关照、无私的姿态对他们宣明——通过分享的手段来暗示彼此对对方而言是多么重要。于今他们的生存处境以及社会对他们的回应，典型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交互状态，为它给予我们的社会繁荣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如城市化发展中需要的城市建设和维护、工业化中的产品生产和运输等，空前造就了享受这些文明成果的人们的一种乐观和满足心态。
五
农民工的批量流动、生产和再生产，表面上看他们拥有任何其他群体或职业不具有的自由，他们的自由甚至让人妒忌，今年到东莞，明年上北京；这个月进工厂做流水，下个月可能我们小区的保洁员中发现他。农民工短工化，赢得媒体一种让人厌恶的浪漫称谓：旅游式打工。空间和职业选择上极大的自由度，显示出一种洒脱和自在的空气，可是，真的这样吗？如果他们的自由选择真的达到了人生自在的彼岸，我想这可能是最具有竞争性和诱惑力的群体了。其实，他们最大自由度的选择，可以完全出自个人主观意愿，但是这种主观意愿，又被一种集合性强大的力量紧紧安排。由这些个人关系在自由中表达出所建立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最终被强赋在工厂或者工地上，是他们的自由无法兑现的牢笼，也是构成我们当今社会农村—城市几乎全部秩序的重要组中部分，这种状态也得以使我们的社会具有一种有序和整体的逻辑感。这种整体逻辑，也是属于他们的这些成员获得生存正当性的根源。
支配着他们命运的经济和伦理代码，似乎只限于对让之水平化永久运动。只限于他挣到一点钱，养活一家一年，好明年再来。这种隐性的、强力控制他们水平运动的力量，肯定着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他们不变且稳定的出工状态，而且希望他们的身份在时间和代际上的稳定连续性。而且，还明确确定他们的身份、阶层边界。于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被炮制而出。能主宰社会阶层差别的力量也许对此暗中惊喜，彼此都希望在已经成形的格局中继续习惯下去，借助彼此的力量和社交联系体现各自的差别和社会自身。当媒体上各种对他们纷纷报以同情的话语出笼，其背后也似乎有一种暗示随之而展开：他们被制造出来，继续得被制造。在这种双重的建构中，需要的和实际存在的逐渐分道扬镳。他们的存在成为一些人生存不可侵犯的前提，围绕他们，又变成一种公众具有普遍性的人道主义话题。
六
对农民工关注的伦理以及对他们处境的期望，显得极不相符。一方面，从不打算彻底撼动他们造就的既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的维护对于一些人而言太需要了。另一方面，在话语中又施舍给他们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如此关注，合成了社会表述中各种内容——想象性的、象征性和“真实的”——统一融合起来了。
于今“农民工”，不仅对应着特定的群体，也成为一种符号化言语观念，成为一种话题，成为一种表述的概念借用。如妻子可能笑谑丈夫着装不得体，“像个农民工”，来区分自己的审美趣味。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中，可能说学习不好长大了就只能做农民工，彰显“劳心者”优越感。“农民工”由于具有极强的时代色彩，如同时尚一样成为一种独特的话语系统，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性，成为意味丰富的能指，成为这个社会语言中意味最丰富、最充实也最混沌的词语，超越了那种明确的论述，超越了我们的语言能驾驭和可理解的方向。身体意义上的他们变成了符号意义上的人，于今二者已经成为两种不想关的事情了。他们在弱势群体的形象中被标榜、在慈善关爱中被“救济”、在媒体宣传中被特写、在艺术塑造成激发灵感中成为绝妙的题材……似乎都与那个正在出卖体力或者被在生产线上成为机械补充的那个人，无关了。他们不仅在生产供给上成为许多人所需，在生活秩序上也得有所依仗。即使在与生产、生活无关的领域，似乎也正在具有增强趋势的成为人们娱乐和谈资所需。人们在前者意义上使用他们，后者意义上借用他们。这些人，从生产领域，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花絮，再从生活点缀中跨到社会的超思维领域。面对心灵和爱，这些东西其实来自于他们和诉说他们的人的共有，但是却被一些人视为与自己不同的一些存在。人们制作了一些自我的复制物，但在这些复制品中却辨认不出自己。一旦这些复制品被分离出来，活生生站在他们面前，马上就显得既熟悉又陌生。
迪尔凯姆说社会是神圣之物的来源，他是对的，但还必须显示出那些神圣之物隐藏了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中的一些东西，一些包含在社会关系中的东西，一些对社会和个人至关重要的东西，一些关联你我都必须思考的东西。当那种理应让人们具有敬畏之心的“神圣”观念被隐藏时，就扭曲了社会性，社会的真相反而被遮蔽了。也许，某些东西和观念需要被遮蔽，以便让社会自身得到生产和继续。他们的故事，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故事里，“农民工”被符号化、艺术化、娱乐化表达，一点都不奇怪。
七
物质层面，他们被整合，被纳入到都市社会生产这一体系中，出于对这种整合和吸纳的重要性考虑，社会观念逐渐由当初的歧视和排斥，在媒体和宣传中转换成同情、理解，甚至，对之的同情和人道立场，成为一种时尚，防止社会分化、促成社会团结，也需要这样做，问题在于，一种既排斥又整合的悖论，成为都市文明、尤其是具有明显阶层意识的人的一种对待他们的态度。那些依赖优厚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享受着社会的赐予；现实生活中那种需要更多劳动人的经济，又责令社会把这些吸纳在统一经济体系中的人排斥在社会之外。都市文明，对待来自扎根农耕文明里的农民工，仍然坚守着市民文化和乡土文明特有的对峙状态，遵守着城市社会遵循的道德规范和逻辑，这并非市场和利润的规范与逻辑，而是来自市民社会某种特有的优越感、现代化气质的抵制。这是一种围绕着市场关系相对立的人性较量，两种文明形态的竞择，它是与权力关系、利益关系无关的梦想。这种巧妙遭遇“算计”的社会关系，在真实与想象中也许就是农民工最终的伤心之地。当都市文明这种巧妙的观念表达被他们所领悟，不可避免地对之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和对“都市”理所当然的排拒。改变这种状态，人们唯一假以期望的力量是政府，唯有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新意才能根本上对社会经济施以结构性安排。也许，唯独于此，只有让他们的身体早已经靠近都市的同时，让他们更能共享城市社会的文明精神，将阻碍他们融入的社会结构障碍得以排除。农民工在我们社会中不具有多长历史，但是对于一个家庭和个人命运而言，它差不多可以覆盖一个成年人全部的时光。对之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是在社会层面的关注和呼吁和他们真正的处境似乎是不想关的两码事。“农民工”，似乎是一种纯粹主体的、个人的事情，它成为个人化关系的表达和手段，处在制度关怀和国家的领域之外。
八
家庭，对于他们而言，本该是最基本、最稳固、最亲密的社会关系，然而，他们成了“城里人”之后，更多就必须作为一个单独个体而挣钱，朝夕相处的实体化家庭面貌在这里支离破碎、难得团圆。团聚，是一种生活梦想，也是一种扎实做事的信念。而家，逐渐成为一种观念，一种记忆，一种在电话中诉说挣钱的方式。表面看来，他们在为自己工作，如果和制造大国的我们当今社会联系在一起，他们更是为老板工作，为中国工作。
农民工，放在历史与现实、市场与政府、经济与社会、城市文明和乡土文明这多重汇聚下，的确令人深感复杂。在根本上，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现有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是否能够正常运转下去，是否会被破坏或“颠覆”、出轨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问题。无论如何演绎，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恐怕近期依然难以改观的事实，就是在农耕文明和都市文明之间，农民工不知道投到谁的怀抱。家乡、故乡，已经逐渐模糊了农民工的视野，在心灵层面，在陌生的异乡——也许是长期生活之地的城市，抑或出生之地的农村，他们的精神家园，究竟该在哪里？
无论我们欣喜于社会如何进步，物质如何丰富，当想到如我这样千千万万享受着在高科技面前轻缓自由表达时，我于今的安逸和享受状态，凝聚着更多他们的辛劳——一群异乡人，一群流浪者，一群抛亲离乡者，我无法对我享受的现代化作出轻松而乐观的评价。物质发展、社会进步，还需要一些人离开家园离开亲人作为必须之本，心有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