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赵树理的名字说起
　　命名确实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是意识形态的征候。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学中，“高大全”成为了一种政治美学。而赵树理给他的人物命名的特殊方式——给人物取绰号也一直不为当时主流的文学话语所接受，以致他不得不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195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老定额》申辩：“和我接近的同志们常常劝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少给人物起外号。我自己也觉着外号太多了不好，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意见，只是这一次还想写一个有外号的人物，好在只用一个，对其他人物一律遵照同志们的忠告。”有意思的是，不重要的人物赵树理奉命不用外号了，可是却非要给他的主人公一个外号不可，似乎不用外号，就写不出来东西。确实，通过外号，赵树理是在表达一种与自己的“同志们”越来越难以调适的、独特的、从农民和民间出发的价值立场和思维方式。被迫放弃外号，被迫放弃自己的思维方式，赵树理的写作道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他的作品从此日见稀少。
　　许多人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通过改名来重新确认自己，建立新的认同。1930年，赵树理将自己的名字从“树礼”改为“树理”——“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①通过重新命名，与封建传统决裂，并进而获得现代认同。赵树理经过了从信仰民间宗教、吃斋念经到追求现代知识和革命真理的过程。这也说明了赵树理在与现代世界接触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成长和精神巨变。这种变化常常为我们所忽视。赵树理的名字本身说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民间的人物，而是经过了现代洗礼的新知识分子。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地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赵树理笔下的农村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鲁镇”。阿Q和闰土们是喑哑的、麻木的、被启蒙的对象，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农民才真正成为主人公。
　　1980年代“伤痕学术”的“重写文学史”，从来不打算去理解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袁可嘉认为新文学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脉络和传统，这就是相互冲突的“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②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诞生了“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新传统。到40年代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越来越尖锐、直接的冲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人民文艺”的“新方向”。胡风对“现实主义”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诠释和正在开展的新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形成了历史性的冲突。胡风固持“五四”启蒙立场，否定“人民文学”新的历史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为什么只是‘进展’而不是‘否定’呢？这是因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任务突变出去。”③胡风的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必然构成巨大的碰撞和冲突。
　　不论赵树理的创作怎样一度被抬高为所谓“赵树理方向”，受到高度的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未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方向”或主流，而是相反，他的写作很快受到质疑和批评，甚至成为“当代文学”发展中“革命”的对象。尤其是在“文革”前夕，他的创作和“中间人物论”一起受到猛烈批判。实际上，赵树理显示了他的创作才华和构成了他的艺术高峰的是写于1943年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创作并不是发生于“革命圣地”延安。他的写作和革命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延安的作家。他也没有描绘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那样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整体地反映那个觉醒了的农村天翻地覆的历史图卷。赵树理使人想起1980年代的农民作家高晓声。高晓声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这也许是我的长处，但我也警惕地看到自己的缺陷”。④他的创作是拘谨、局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单调、简陋和贫乏的。正如杰克·贝尔登所说的那样：“说实话，我对他的书感到失望。……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他对乡村生活的描写是生动的，讽刺是辛辣的。他写出的诗歌是独具一格的，笔下的某些人物也颇有风趣。可是，他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情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⑤赵树理的创作看起来与“工农兵文艺”的理想相一致，实际上却貌合神离。赵树理是一个极为独特的作家，他因为“工农兵文艺”的话语偶然浮出水面，但却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弄潮儿，他固执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体现出农民的利益、愿望、价值、道德和审美观念。他曾经说：“《小二黑结婚》没有提到一个党员，苏联写作品总是外面来一个人，然后有共产主义思想，好像是外面灌的。我是不想套的。农村自己不产生共产主义思想，这是肯定的。农村的人物如果落实点，给他加上共产主义思想，总觉得不合适。”⑥
　　没有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工农兵文学”话语，就不会有赵树理的崛起和位置。1946年，郭沫若、茅盾和周扬等人都著文介绍和推荐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具体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思想。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赵树理是惟一同时被收入解放前后编辑出版、构造了后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野的“新文学选集丛书”和“人民文艺丛书”的经典作家，显示了其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人们并不真正满意和看得上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自己回忆说：“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到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⑦赵树理既给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令人惊异的新鲜空气，但是又没有人真正感到满足。一方面，胡乔木和邵荃麟等人都怀着强烈的不满足的心情给赵树理开过书目，异常热情地企图改造和“提高”赵树理；而另一方面，解放后，赵树理对激进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不适应感。
　　赵树理和张爱玲这两个在1940年代出名的作家，在当时都达到了某种辉煌；他们的创作生命都是非常短暂的。张爱玲的出现，用傅雷的记载来说，“这太突兀了，太像奇迹了”。⑧而在另一片天地中，赵树理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用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话来说，“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有名的人了。”⑨赵树理和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戏剧性的变化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尤其是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剧情中，他们的沉浮荣辱成为了标志性的情节。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其实，这样的评价套用在赵树理身上更要合适一些。曾几何时，张爱玲已经被供上了文学史的神坛；然而，不论是“继续革命”还是“后革命”都没有赵树理存在的空间，赵树理成为了文学史上的孤魂和野鬼。
　　二、在新文学发展脉络上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鄙夷不屑的口吻谈起赵树理的创作时说：“赵树理的早期小说，除非把其中的滑稽语调（一般人认为是幽默）及口语（出声念时可以使故事动听些）也算上，几乎找不出任何优点来。……赵树理的蠢笨及小丑式的文笔根本不能用来叙述，而他所谓新主题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反封建跟歌颂共党仁爱的杂拌而已。”⑩
　　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和张爱玲的出现都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某种转折。反感“新文艺腔”的张爱玲最初出现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她从传统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获取滋养。赵树理则更是自觉地反省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但是，赵树理并不是一个民间艺人，也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作家，更不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对立的作家：“我虽出身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是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方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B11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赵树理重建了写作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读者不是学生和市民，而是农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要把思想、感情和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这边来。赵树理完成了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转变，自觉地为农民的需要而写作。他的拟想读者是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村听众。他认为，“通俗化”并不是“通俗文艺”，而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一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B12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他发现父亲对他所崇拜的新小说和新文艺杂志丝毫不感兴趣。他相信要把新知识灌输给广大农民群众，非通过他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可。于是，他从“五四”新文学出发重新返回农村民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B13可以说，赵树理现象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扩张、深入和反思的结果。赵树理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要求“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胡适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B14朱自清说：“所谓现代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B15而文艺大众化运动则是“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的深化和新的发展阶段。瞿秋白对白话文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将白话文称为“白话的新文言”、“欧化的新文言”和“非驴非马的‘骡子话’”，仍然无情地将平民大众拒之于外。B16因此，他主张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在他们中间谋一个职业。茶馆里，空场上……工厂里，弄堂口，十字街头，是革命的‘文学青年’的出路。移动剧场，新式滩簧，说书，唱诗……这些是大众文艺作品发生的地方”。他和鲁迅提出了采用“旧形式”的主张，和茅盾就大众文艺用什么话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提出：“普洛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根本。”B17成仿吾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就提出：“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受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B18“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胡风指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应大众底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B19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B20鲁迅在回答“第三种人”苏汶对于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非难和讥讽时说：“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B21
　　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赵树理回忆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B22到抗日战争前，赵树理共发表了二三十万字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主要是通俗文艺。1941年冬，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文联举行文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为通俗化大声疾呼。抗日战争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通俗化的主张。B23
　　五四“文学革命”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从不同的方向上释放了“民间”的力量和意义，另一方面又都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是不同的被压抑的“民间”和新的“国家”结合的方式。40年代，赵树理和张爱玲认同的分别是农民和市民两个不同的“民间”传统。在文学上，他们一个是“说书”的传统，是农村民间的、口头的传统；一个是“传奇”的传统，是文人化的、书面化的传统，从唐人传奇直到“海上奇书”《海上花列传》。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创作的不同。
　　赵树理的小说承续了评书的传统，保留了传统评书的风格。《三里湾》开篇即标明“说”的风格：“从旗杆院说起”，有头有尾，有条不紊地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中国古代有“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词话”（《金瓶梅词话》）等通俗文艺形式，赵树理则把他的创作叫做“板话”。赵树理被称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创造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并且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不是以方言来装饰地方色彩，而是前所未有地将具有地方色彩、原汁原味的方言俗语从纯粹口语提炼成为韵味深长的“普通话”。在白话文的创造上，胡适主张向传统的白话小说学习，傅斯年主张做欧化的白话文，赵树理则将民间口语提高为文学语言。他说：“我写作用的语言，自然的多一点，加工的少一些。加工在什么地方呢？加工在更合符‘说’这上头。”B24这是一条没有杂质、没有受过污染的清亮的语言的河流。周扬赞扬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B25同时，他在对通俗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包括了重视文学的娱乐功能。他在《李有才板话》中就写道：“抗战以来，阎家山有许多变化，李有才就跟着这些变化作了些新快板，还因为作快板遭过难。我想把这些变化谈一谈，把他在这些变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几段，给大家看看解个闷。”
　　赵树理说：“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这个主意我至今不变。”B26黄修己说：“赵树理语言动作性强、运动感强，这很可能与学习评书有密切的关系。赵树理也要求自己的小说能‘说’，像《登记》、《灵泉洞》就都是以评书名义发表的。按照这种标准，他的全部小说都可以说成是评书，或评书体小说。”B27赵树理对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旧诗赋、文言文、国画、古琴等是。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新诗、新小说、话剧、油画、钢琴等是。三是民间传统，民歌、鼓词、评书、地方戏曲等是。”B28他对于传统有了新的分析，呈现为不同的脉络。这种对于传统的不同理解，也是他对于自己的写作传统的一种辨识和确认。
　　赵树理写作的风格极度质朴、单纯、健康、清新和简洁，洗净了欧化和“新文艺腔”的积弊，体现了与文人创作不同的纯净风格。董大中认为，赵树理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传统，“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占压倒优势的纯文学作品，也不同于我国旧时代那种说唱性的章回体通俗小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它们既是纯文学，又是十分通俗的，它们是真正的、鲁迅和瞿秋白等人所说的‘大众文艺’。……从赵树理开始，我国的文学是一直沿着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合一的道路、沿着文学的通俗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的，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B29赵树理创作的出现，使得《林海雪原》等小说在50年代打破了通常的“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界限，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文学秩序。罗兰·巴特说：“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因此存在着一种写作史。”B30赵树理的存在是一个征候，它吸纳了当代文学、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这不仅是一种文学传统的重建，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社会和人的重建。不论怎样，赵树理的创作在现代第一次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并且以完全崭新的语言和面貌出现在文学视域里。
　　三、文学的“风景”与“装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革命根据地，就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共产党所发动的革命使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冯牧称赞《李有才板话》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一部小小的然而真实的新的农村演变史”。B31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历史巨变。1946年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是第一篇全面地评价赵树理的创作的评论。他总结说：“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最大的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这个农村中的伟大的变革过程，要求在艺术作品上取得反映。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就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这个要求。”B32郭沫若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B33
　　鲁迅和赵树理是最杰出的表现中国农民的作家；但是，鲁迅和赵树理对于农民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们的不同的立场。鲁迅是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他笔下的农民都是像闰土一样“沉默”和被动的。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成为真正的主人公，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解放、憧憬和欢乐。毛泽东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B34因此赵树理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赵树理的作品反映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的翻身解放，但是，赵树理对于农村阶级斗争的描写以鲜明的特色区别于其他的作家。他对于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具有明显的不同的角度、眼光、表现内容和方式。他很少正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描写，通常是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阶级斗争。《李有才板话》的主人公李有才并不是直接参与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的乡间编讽刺性快板书的民间艺人。小说开头通过李有才的独特的眼光勾勒了一幅具有特色的农村“阶级地图”：“阎家山这地方有点古怪：村西头是砖瓦房，中间是平房，东头的老槐树下是一排二三十孔土窑。地势看起来也还平，可是从房顶上看起来，从西到东却是一道斜坡。西头住的都是姓阎的；中间也有姓阎的也有杂姓，不过都是些在地户；只有东头特别，外来开荒的占一半，日子过倒霉了的本村的杂姓，也差不多占一半，姓阎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产卖了房子才搬来的。”
　　黄修己在比较赵树理的《三里湾》与其他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时，看到了赵树理这部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的显著区别，一是《三里湾》中没有像陈先晋、梁三老汉这种代表贫苦农民向富裕中农转变的农民自发倾向的典型，二是没有虚构龚子元、姚士杰这种富农和“阶级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的情节。黄修己的解释是赵树理“缺乏这方面的生活体验”。B35实际上，《三里湾》体现了赵树理创作的一贯的眼光和态度，他一方面反对将农民理想化，另一方面也没有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想象农村的阶级关系。
　　赵树理对底层民间的物质贫困有着充分而全面的认识与描绘，而这种物质的贫困成为了农民革命的温床。在《阿Q正传》中，阿Q尽管被描写成一个处于物质极度贫困中的农民，但鲁迅从未指向物质贫困的悲剧性，而只是藉此洞察阿Q的精神创伤。在鲁迅和启蒙者看来，阿Q的精神创伤是导致他自我意识缺乏、心灵麻木和行动能力丧失的根本原因。可是，在赵树理看来，知识分子并不能启蒙或者拯救民间。B36赵树理并没有将启蒙或者革命神话化，他并不认为启蒙或者革命能够使农村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充分认识到物质贫困对于农村的制约，农村生活的改变将是一个极其缓慢和漫长的过程。王春在《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中说，赵树理的家庭和成长环境带给了他一辈子使用不完的三件宝：一是懂得农民的痛苦，二是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习惯和人情等，三是通晓农民的艺术。B37赵树理的小说充分反映了物质贫困与农村权力斗争的复杂关系。《李家庄的变迁》一开始以社首等乡村权力的代表在诉讼的时候吃烙饼精彩地描写了食物占有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赵树理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小字辈”人物和权力结合后的迅速腐化（《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邪不压正》中的小昌）的现象。周扬一再肯定赵树理对农村基层权力斗争的独特发现。B38赵树理在谈到《邪不压正》的创作时说：“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只有流氓毫无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B39赵树理对农村权力斗争的发现与后来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等小说对乡村权力的洞察有其相似之处。但是，赵树理的作品风格明朗、幽默，完全不同于刘震云一团漆黑的看法。
　　人们贬低赵树理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赵树理的小说缺乏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尤其是风景描写和人物主体的自觉。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说：“关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将其作为‘现代的自我’之深化来讨论的方法则是最常见的。然而，这种把‘现代的自我’视为就好像存在于大脑之中似的看法是滑稽的。‘现代的自我’只有通过某种物质性或可以称作‘制度’性的东西其存在才是可能的。”B40伊昂·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现代小说的兴起和印刷媒介、读者大众和个人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从《金瓶梅》开始到《红楼梦》的文人小说创作，由“说”转变为“写”，由“听”转变为“看”，文学变得细腻和深刻起来。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与其说是由于现代人情感的发达和细腻丰富，还不如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技术建构的结果。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现代文学”尤其是与自白形式一起诞生的。“自白这个形式，或者自白这个制度产生出了应该自白的内面或‘真正的自我’。问题不在于自白什么怎么自白，而在于自白这一制度本身。不是有了应隐蔽的事情而自白，而是自白之义务造出了应隐蔽的事物或‘内面’。”B41柄谷行人认为，西洋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是通过与基督教有关的自白制度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他指出，“现代的‘主体’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作为一个颠倒才得以出现的。”B421980年代，在讨论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曾经有人关注现代的叙述装置或叙述形式与所谓“文学现代化”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起源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郁达夫的《沉沦》印证了柄谷行人有关现代文学产生的观点。郁达夫阅读了一千多本西洋小说，而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也同样是通过阅读一百多篇外国小说而获得了一种写作经验。通过《野草》，鲁迅将一种“独语”写作推到了极端。而这样一种现代文学确实与赵树理的小说构成了一片完全不同甚至陌生的风景。而1980年代，从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到汪晖的《反抗绝望》等“新时期”鲁迅研究发现和突显的则是这一道现代主义的“风景”。从鲁迅的“狂人”和“孤独者”、郁达夫的“零余者”到路翎的“蒋纯祖”们“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B43他们是一些完全不同于赵树理小说的主人公而和环境疏离和对立的形象。在1940年代，以“主观”为标志的胡风以及“七月派”的创作与赵树理的创作形成了鲜明而强烈的对照。胡绳曾经指出，路翎特别喜爱描写神经质的人物以至疯狂心理。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呢？”“恐怕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作者在这里是象征地说，落后的农民只在成为‘疯人’后才懂得了能‘飞’才是好的。”胡绳批评说，路翎所写的是工人，所反映的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情，要写工人的恋爱，却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恋爱，要写工人的思想，但写出来的却恰恰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方面为自己复杂的矛盾而苦恼，另一方面却又沾沾自喜，溺爱自己的这种“微妙”而“纤细”的心理。B4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批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路翎的小说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赵树理的创作与路翎的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构成了当时创作的两极。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当赵树理的小说作为样板而推荐的同时，路翎的小说受到严厉的批判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不应当问赵树理的小说和路翎那些以痉挛的头脑和纤细的神经的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哪一个更真实，而只是说，这确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风景，同时，这里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装置。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董大中《赵树理年谱》，第74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
　　②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
　　③胡风《民族战争与新文艺传统》，《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④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⑤⑨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11、109页，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
　　⑥赵树理《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510页。
　　⑦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7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
　　⑧迅雨《论张爱玲的创作》，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411页，刘绍铭译，友联出版公司，1982年。
　　B11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277页。
　　B12赵树理《通俗化引论》，《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141页。
　　B13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18—19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B14胡适《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胡适留学日记》第9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
　　B15朱自清《论雅俗共赏·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B16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B17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B18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1期（2，1928）。
　　B19胡风《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
　　B20今村与志雄《赵树理文学札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66页。
　　B21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B22B28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
　　B23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76页。
　　B24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文集》第4卷，496页。
　　B25B32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85、117页。
　　B26赵树理《我们要在思想上跃进》，《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391页。
　　B27黄修己《赵树理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B29董大中《赵树理论》，《赵树理研究文集》中卷，第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
　　B30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第71页，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
　　B31冯牧《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3页。
　　B33郭沫若《〈板话〉及其他》，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5页。
　　B34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B35黄修己《赵树理研究》第13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B36参见蓝爱国《解构“十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B37王春《赵树理怎样成为作家的？》，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2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B381962年周扬在《在文科教材政治哲学组汇报会上的讲话》中说：“赵树理写《小二黑结婚》时，第一个看到我们的农村干部中有坏人，他们可以为非作歹，这并不是他高明，是他对农村熟悉。”见《周扬文集》第4卷，第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1980年他在《〈赵树理文集〉序》中说：“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见《周扬文集》第5卷，第2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B39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95—196页。
　　B40B41B4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52、70、79页，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
　　B43胡风《〈财主底儿女们〉序》，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B44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3，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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