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不懂。”

    “变性人懂一点，就是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呗。”

    “那不就是人妖吗？泰国的。”

    ……

    这是《“亚洲同志”项目中国国别报告》在今年8月发布的街头采访视频。人们在影像中五花八门甚至带有偏见的解读，正是社会对跨性别者长期的刻板印象的缩影。一直被社会边缘化的他们，对大众来说是如此陌生而神秘。

    跨性别者，是指那些认为自己的真实性别没有在出生时被正确反映的人。对他们而言，生殖器官不能成为决定性别的标尺，他们戴着异于自己的性别面具，在内心的渴望和道德的约束中徘徊、挣扎。

    在两性分类一直被视作人类规范的社会里，这个群体的存在注定是孤独的。他们中有人选择隐藏自己，扮演社会期待下早已设定好的性别角色；有人选择勇敢站出来，呼吁社会对跨性别者的宽容、尊重。

    86岁高龄的伊玲女士和年轻的美国诗人Emeri就是跨性别群体里的两位勇士，不停地为跨性别运动忙碌着。

    伊玲：埋藏80年的变性愿望

    1928年出生的伊玲，原名钱今凡，是中国公开跨性别身份的人士中最年长的一位。

    虽为男儿身，但伊玲一直梦想成为真正的女性。这个愿望埋藏了80年，直到5年前，他认为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才向退休单位提交了变女性的书信声明，这个被压在心底近乎一辈子的愿望终于可以公布于众了。

    伊玲出生于浙江嘉兴一个大官宦家族，从小学习古代传统文化。如今他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收藏家、书法家，对中国传统艺术颇有研究，《论语》《道德经》等都倒背如流。

    “念了古书之后，我反而能够看透它、颠覆它，扫除它的影响。”一位从小接受传统思想熏染的人能够打破禁锢，宣布改变性别，伊玲很勇敢。他出生时封建时代早已没落，五四运动的进步思潮深入人心，这使他当时就不太接受某些传统文化。

    伊玲三岁那年，因为小便的姿势被人错认作女孩，而这也使他最早萌生了想做女性的念头。伊玲从小就喜欢女孩的穿着打扮，习惯女性化的行动，甚至对男性产生了排斥的反应。

    伊玲在三十一二岁的时候，曾尝试通过药物变性。“但是后来一想，男性功能没有了，整个外貌像女性，可是决定的部分没有办法改变，还是做不成真正的女人，所以选择了放弃。”

    直到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开始出现“变性”时，伊玲已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妻子比我小二十五岁，我到七十岁的时候，她还没有过更年期，所以为了她生活的需要，自己还是要保持男性。”伊玲说。

    做不了女人，他决定用服装的改变来达到心理的满足。这么多年，伊玲一直尽可能地尝试着女性的外形：头发尽量留长，穿女士内衣裤，脚踩高跟木屐……“改革开放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流行男装女性化，喇叭裤、高跟鞋、紧身衣服。到九十年代改了，变成很宽的裤脚、大裤裆，我不改，我一直保持。我专挑中性的服装穿，穿了那些衣服之后就产生一个效果，在街上普遍被认作女人。”伊玲略带骄傲地说。

    2008年，伊玲80岁，妻子55岁。伊玲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对家庭的责任，决定正式成为一名女性。他开始穿女装、吃激素隆胸。

    2009年9月11日，他写信给文广新局领导，说明自己变装的情况，局里出乎他意料的采取了开放的态度。

    现在，伊玲迫切需要的是一场彻底改变自己的变性手术，但因为国内在这方面的科学技术比较初级，他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医院。“一般人做手术难以抵抗外界的压力，但我没当回事。我读过古书，知道守旧观念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所以我能破除它。我虽然是二十年代的人，但我的思想属于未来。”伊玲说。

    Emeri：为了自己，成为女人

    跟伊玲女士一样，Emeri也经历了男性到女性的蜕变，只是与伊玲的变装不同，她已经完成了变性手术，彻底成为了女人。

    Emeri原名Emory Gaylen Burks，出生于美国。仅仅二十几岁的她已经凭借丰富多彩的经历为自己安上了许多不同的头衔，教师、作家、诗人、旅行家，当然也是跨性别运动工作者。

    Emeri留着一头褐色短卷发，高挺的鼻梁、深邃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透露着女人的美丽与自信。对于什么时候开始懂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她简单概括为内在的感觉，感到自己身份跟外在文化的冲突。“想要的性别跟社会的性别期待不同，这种落差让我难以接受，甚至在八岁时一度想过自杀。我之前不知道跨性别这样的概念，我只是学着去隐藏自己。”

    变性之前，Emeri总是扮演着父母眼中快乐阳光的儿子，直到高中时通过《Invisible Monster》这本书，她才了解到跨性别，“原来我可以通过荷尔蒙来改变我的外表、我的感觉！”

    2004年，在Emeri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她遵照医嘱进行药物治疗，开始改变自己的社会性别。同时，她也化妆、留长发、穿女装，并向她打工的服装店老板出了柜。上大学后，她决定继续表现真实的自己。“那时总是吸引很多猎奇的目光，我也很愿意去配合，去表演。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很疲惫，觉得不应该再玩这些游戏。虽然我依然会化妆、穿女装，但是我应该是为了自己这样做。”

    于是2007年，Emeri完成了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谈到自己的家庭，她说，“我的舅舅是个gay.而我的外祖父年轻时生活在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里，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是同性恋时，可想而知，他难以接受。两人甚至几十年没有往来，直到很晚才和解。”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先例，Emeri对于自己向家人的坦白非常忐忑。“那样的现场很紧张，我艰难地挤出一句话，说我是跨性别，要做手术。大家都摒住呼吸，沉默着不吭声。这时外祖父说‘我二十年都不了解我的儿子，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

    迈过家庭这道坎时可能的艰难，她没有过多言说，她只是很庆幸父母迅速地接受了她。“总体来说，我们在现实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恐惧，那恐惧非常庞大，但是我们也要相信，只要我们知道幸福在哪里并往前走，迈出第一步就有可能克服恐惧。”

    跨性别者的挣扎与争取

    如今伊玲和Emeri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挺身而出，能够使跨性别人士遭受的偏见和不公平待遇有所改变。针对目前跨性别群体的尴尬境况，伊玲曾在《跨性别在消除男权统治确立性别平等中的作用与地位》一文中倡导跨性别者的去病理化和工作权利。

    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中文系副教授柯倩婷告诉记者，目前跨性别者遭遇的歧视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他们外表的歧视，二是不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即被划入精神病范畴。“医生都会觉得他们是变态、有病，之前心理很扭曲，更不用说是普通人了。另外，社会给予他们的福利、工作权利都有不公平的情况。”

    伊玲也坦言，不光是外界的压力，跨性别群体本身也存在问题。他们的圈子跟同性恋有很大不同，同性恋在这团结一致抵抗社会歧视方面做得很好，但跨性别不行。跨性别者包括变性者、变装者、扮装者等种类，群体内个体差异很大。“有一次我跟柯老师一起访问一个跨性别网站的社区召集人，他谈的头一个问题就是TS（变性者）和CD（变装者）的矛盾，这两类人对原生性别的取舍不同，互相差别太大，没有办法在一个组织里活动。”

    对于怎样让更多的人了解、尊重跨性别，Emeri强调“教育！教育！教育！”，“我们要让跨性别这个主体发声，而不是让外围的人代表他们发声，但是外围的人依然可以支持我们。比如说，你把你今天课堂上了解到的知识发微博、微信，跟室友分享，稍微普及一下，这个就是行动，这也是让跨性别的知识传出教室的可能。”

    伊玲还谈到自己作为跨性别者的孤独，自己的性别不能在一些女性中间得到真正的认同。对于某些女性朋友知道他经历之后的疏远，伊玲表示，“别人的观念是他自己的想法，你不一定能够改变它。我们能做的是让他知道，他的这套理念绝不是神圣伟大、绝对正确的。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思想，但你不能压制别人。”

    伊玲提到，他们的工作对象更多的是其他公众，所谓破除，是破除带有偏见的人对其他人的影响。“比方说，你无法接受，那我可以不接近你，但是你不能在其他人中间散布谣言。”

    伊玲很担忧跨性别的概念被人扭曲、利用，演化成为一种“时尚”。“实际上我们知道自己是少数，是个别，我不希望更多的人成为这样。”

    2010年，快乐男声刘著以“伪娘”的姿态出现在舞台，凭借出格的装扮，女性化的表演出尽风头。一时间，大众评论蜂拥而来，褒贬不一。“广电局当时如临大敌，坚持要压制这种现象，就害怕一堆人跟风。一堆人跟风首先的受害者就是我们真正的跨性别者，很多负面影响都算在我们账上，让社会对跨性别者形成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工作只是争取权利，从没想过扩大我们的队伍，认为跨性别者越多越好。”伊玲说。

    当然，中国在跨性别群体的问题上也有一定的进步性。据柯倩婷教授介绍，中国已经出台法律，规定如果完成手术，就可以在身份证上改性别；如果你是异性恋，也可以结婚，这比周边很多国家都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