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公民儒学”是我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公民社会年代继续发展的儒学。时代变化了，儒学也要与时俱进。可以简单地把“公民”和“君子”两个概念做对比。儒家强调成为“君子”，而我讲，现代社会必须先成为“公民”然后再谈成为“君子”。什么叫“公民”？从伦理角度讲，最基本的你应该先做到，你想着权利时，应该记着义务，先做好公民，再谈君子修养，才是真君子。在公民社会的年代，“君子”应有新诠释，但公民是最基本的。

台湾有个事情做得不错，就是“统一发票”。买什么东西都要求给发票，起码要有收据，才不能逃税。这是新的公民概念。我捐款一定要收据，并不是计较，而是功德，捐款有了发票，款价就清清楚楚。养成这个习惯，就是“公民意识”。

当代社会培育“公民意识”非常重要

来深圳，我看到有个标语非常好，叫做“有红灯的约束，才有绿灯的自由”，很有“公民意识”。谈“公民儒学”，最重要的就是“公民”放在儒学前面谈。君子儒学强调内在的自我完善，公民也并不是不注重内在自我完善，而是人的自我完善要放在社会场域，放在天地里面。道家说，天地有道，人间就有德了，天地无道，人间就很难有德。社会整个公民意识够了，公民自然而然就会做好。

比如，各位坐在这里，很守秩序，不需要人管理。因为整个场域的设计，你来到这里后就有舒适感。不需要内在自我反省该当如何。

从广州坐火车过来，跟我20年前坐火车的经验完全不一样，国民素质明显提高了。火车上大家彬彬有礼，有人要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旁边人会热心帮忙。这很清楚地印证了一句俗话，叫“习与性成”。国民性可高尚也可低劣，公民意识有个慢慢提升的过程。公民意识提升后，各种制度、各种结构的综合作用下，人也会发生变化。

深圳闯红灯的人很少，我问，闯一次红灯罚多少钱？500元。现在酒醉驾车的也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必须关起来，很厉害。严法酷刑就好吗？不完全是，法律是限制和约束，但光限制不行。在“法”之前就是“规范”，这个规范叫“礼”，“礼”再往前就是一种法则，叫“义”，“义”再往前有一种真实的关怀叫做“仁”，“仁”再往前就是“德”，“德”就是本性，再往前，就是“道”了。这就叫有道、有德、有仁、有义、有礼、有法。“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意即一方的行为感动对方，从而导致相应的反应）、“义”为“法则”、“礼”为“规范”、“法”为“限制”、“刑”就是“强迫”。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年，辛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告别了“帝皇专制”，进到了“民主宪政”的年代。毕竟过了100年，我们正朝民主宪政的大路上继续前进，而民主宪政必须要有非常丰厚的公民社会做底子。

不是大多数人决定就叫民主，民主是有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提出理念，经由文化教养的历程，让人们了解到这个理念是什么。把理念拿出来，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否同意这个理念。如果没有经过民主文化的教养历程就谈民主，多数决就容易变成民粹。

民主除了服从多数，还要尊重少数。儒学有非常可贵的东西，把它放在公民社会里实践，我认为非常好。在帝皇专制的年代，在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在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年代，儒学会隐含一些问题。在21世纪民主宪政的年代，不必再用三纲作为儒学发展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君臣、父子、夫妇就变成没分别了，只是可能重点不在于夫妇有别，而在于夫妇有爱。“五伦”其实是好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不能再提带有专制意味的三纲。如果还是这样带有专制意味地恢复儒学，它也可能带来新的灾难。

有人就问了，现在进到公民社会年代，儒学还有什么好恢复的？儒学很重要的内容是孔老夫子所说的“仁”，它代表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关怀，一种存在的道德真实感。这个最真实的关怀从何处来呢？来自“家庭教养”、来自对父母的孝敬，《孟子》就说“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从“孝”讲仁，从“悌”讲义。从而可以讲礼、讲信、讲智，仁义礼智信都有了。

发挥公民意识，从小事做起

现在谈仁义、谈孝悌之道，跟以前有什么不同？有。现在做孝子会不会比以前容易一点？容易多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爱容易多了。大陆的年轻朋友会跟我说，哪里容易？现在都没有兄弟姐妹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出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朋友之伦如同兄弟一样。

现在我跟我儿子的关系，一定不会是我跟我父亲以前那种关系。我对我父亲非常敬畏。我跟我父亲有很多话说，但是我不可能在父亲面前跟他接近于平等对话。在新时代，必须重新调整，该怎样倾听子女的声音，子女怎样体谅父母？要重新思考新五伦关系，乃至必须有一个第六伦。台湾李国鼎先生以前提到过第六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之外，还有“群己”关系，主要内涵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如果说“五伦”是儒家的传统“等差之爱”，“第六伦”则是“大爱”。

在公共领域，作为参与者，作为公民，该怎么办？这很重要。学术界讨论学问时，你依据公民的良知，依据了解到的知识，可以提出意见公开讨论。这个时代，儒学可以更坦然、明白；更平易、自然；更可以畅所欲言。不必考虑太多上下长幼尊卑，种种复杂的人情人际关系等。公民儒学提倡“公民”的重要性。

面对学术社群，我作为学术公民，该尽的义务是什么？以前，在父权高压、君主专制下，我作为晚辈不好意思说。现在我们鼓励在公民社会底下，你应该说，有礼貌地说。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台湾虽然号称公民社会，比以前进步很多，但它还是必须生生不息永远去做。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个公共设施坏掉了，公民意识够，有人就会很快修好。把日常小事管好，大家就慢慢对整个国家、政府有信心。

四年前，我到慈济大学去任教。有一次我没赶上火车，在宜兰候车厅里，天气很热，冷气声音很大，我就发挥我的公民意识，展开行动了。我问站务员：冷气声音怎么那么大？他说久了当然会大，我说久了不一定会大，零件修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噪音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我说我是为了你们好，这个故障应该很容易修好，我要反映一下意见，或者是铁路局没有拨经费给你们，还是其他原因？所以我填了一份意见表。写完了，我特别附上一张名片，告诉他，你一定要交给站长，我下个礼拜还会经过这里，还会再来看一看。我不是“立法委员”，但做完这个事很有成就感，第三天我就接到站长电话，他说，“林教授，非常谢谢你！就是螺丝钉没拧紧，找工人弄好了，你下个礼拜来验收一下。”然后真的就安静了。那个声音大家忍受多久了？

我发明了一个提法：“忍受不合理的措施”、“忍受不合理的痛苦”，这违反了作为一个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公民也应尽义务，否则在德行上就是“恶”。去停车场，你要发票，管理员跟你说发票器坏了。一定要追问为什么坏了。你不能就此了事，这也是我另外的经验。我对管这些小事分外有兴趣。我管来管去，发觉有些事很麻烦，但提出来一定有用，你给他一点压力对他也是好的。

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官员，当他们的公民意识苏醒时，官员就会慢慢融入到整个公民世界，公民的天地中将展现他的风姿。如果没有公民意识，他可能就会被老旧的官僚压在底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说点滴变革没用。“士”就是读书人嘛。士，上面十底下一，士者十一也，就是十分之一。这种人顶多十分之一，但十分之一对了，另外十分之九会跟着动。

修养是修“公德”，不是修脾气

如果人家问我，你这个儒者这样做是不是欠修养啊？我的看法是，修养不是修脾气，是修“公德”。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他脾气好得很，他都是用眼神交流。不要误认为脾气好就是有道德，要看他做的事，与公共事务是否有关系。君子不是不能生气。

我在台湾待过很多学校，碰到过一个不合理的事，而且他还搬出儒家的帽子压我。他说：你是念儒学的，千万不要生气，儒学家都很有修养。我说，我虽非文王但是我知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该怒还是要怒，我就说我感到非常生气，非常生气！我讲了十次非常生气。在电话中，他跟我说，你可别来会场，我说谢谢你提醒，我本来忘了，我现在就到会场。我很坚持，只是现在少了一些鲁莽气。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愤怒、发愤与奋发》，就是年少的愤怒没有关系，要转“愤怒”为“发愤”，然后由“发愤”变“奋发”。

年少时愤怒没关系，但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要慢慢学习夫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并不是不守原则，孔老夫子非常守原则，周游列国，他凭什么？凭理念。孟子也是带着一群人周游列国，凭什么？一样凭着理念。有一个道德的理想王国在他心中浮现出来。现在要做，容易多了。我常常号召中国哲学界的年轻博士生要回溯到经典。当你在网上看到，哪个人胡说八道，你要有网络公民的意识，上网查一下，纠正它一下。

网络上公民意识也要提升

网络公民的公民意识也要提升，这个很重要。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有个公共课面对全校学生，讲授哲学概论。台湾很多学校很早就开始有学生评价老师，有次学校通知我，有个学生对我有意见，说我没发讲义。我说发了啊。我发讲义时他没来。那年这个学生成绩不好，就被淘汰掉了。他就上网胡说八道，还好，其他同学发挥了网络公民意识作用，上网说公道话。

网络公民意识非常重要，要不然假消息乱传。最近网上有人说，孔子是韩国人，汉字也是韩国发明的。我有个韩国博士生，他觉得这个消息很荒谬，就上韩国大学的网站去找，没有这个事。

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出现一些被侵占或被迫害的想法。然后产生族群凝聚感和排他感。会不会有这个可能？这可以检讨。

公民概念不违背儒家原来的家庭概念、人伦概念。儒家人伦概念原是由近及远，从家庭扩散到社会。“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你们考虑过没有，社会也可能变。能不能有一种儒学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幼人之幼，以及吾之幼？有可能。你在深圳做事，父母亲在北京，你半年才回去一次，你的父母亲谁照顾，如果两老年纪不算太大还可以相依为命，如果再大一点怎么办？

当代儒学实践——台湾志工

儒学人伦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方法？台湾很多宗教慈善团体，已经开始儒学实践，就是台湾志工。什么是老人之老以及吾之老？比如在深圳你参加了志工，你可能定期去一户人家嘘寒问暖，去跟某个老人聊天，这个人不是你父母亲，是别人家的老人，你的父母亲在北京，是另外的志工陪他们说话，甚至提供进一步帮助。我认为这是儒学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只要把人的真实跟关怀表现出来，把仁义之道，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表现出来就是儒学，把人置放在自然天地、血缘亲情、文化教养中，让人的行为得到规范，就是儒学。

当代儒学讲的就是这些，在公民社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国学热应该落叶生根，也一定会枝繁叶茂。

儒学不是简单恢复过来就好，或继续大谈三纲，三纲是上下长幼尊卑的绝对隶属关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伦理不是以礼杀人吗？肯定不可以，而是要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群己有义（公义或公共的正义）。群己的公共正义从哪里来？从公民意识中来，每个人都跟卖主索取发票，他能逃税吗？他不能逃税，该缴的税都缴了，你帮他做了功德，你也为自己做了功德，这是新的功德概念。

功德箱的捐款要共同签名才能打开

台湾人的公民意识现在已经发展得非常好。我到台湾去看妈祖庙，过去要功德就是捐钱，这些钱最后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在台湾，凡是很大的寺庙，人家把钱放进功德箱，多半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管理系统。比如打开这个功德箱得有三把钥匙，由三个不同渠道的人掌握，当他们共同打开后，经过计算要签名盖章，这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

不要不好意思，必须清清楚楚，这很重要。二十多年来，台湾很可贵的社会实践之一就是培育了这些做法。台北市各个捷运站（地铁站）常常非常拥挤，但大家乘坐电梯时，手扶梯左边一定会让出来，赶时间的人可以一直往前走，没人敢插队，这就是公民意识。

光物质条件还不够，公民意识很重要，单位里有些地方不干净，有没有要求工友打扫干净？在学校里看到教室不干净，我们会要求学生帮忙处理干净。学生的基本教养一定要好，基本的礼仪礼貌要有，有“礼”的规范才有“义”的法则，才有“仁”的感动，才有“德”这个本性，才有“道”这个根源，“道、德、仁、义、礼”才能够守得住，这样才能成为守法的公民，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公民”跟“人伦”是两个综合体

公民意识需要实践，而把儒学放到这个场域来说，就是公民儒学，现在实行公民儒学比以前容易多了。

比如《论语》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意思是说，侍奉父母，他们若有过失，要婉言劝告。话说清楚了，却没有被接纳，仍然尊敬他们，不要违逆对抗，继续操劳而不怨恨。现在变化很大，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平等多了，我的儿子只要是温和地告诉我，“爸爸，我觉得抽烟还是比较不好的”，我在家里就很少抽烟了。

孩子讲这些话时很平易，家里有家里的“公民”，此外家里还有“人伦”，注意“公民”跟“人伦”是个综合体。作为家里的公民，依照人伦的礼仪很恰当和气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儿子、父母都好当多了，千万不要误认为下一代人那么难管。这个说法是错的，说明你自己还没有恰当的转变好角色。家庭是人伦跟公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但“人伦”为重。

孩子慢慢长大后，要让他知道一些道理。比如说祖父生病了，你想抽空回去看他。上个礼拜已经说了，这个礼拜一定要回来，再忙也一定要回去。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人跟人之间更内化的关系，这时的长辈要有威严，父道、父亲、父情，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把握住。孩子懂这个了，很好，出去做事他会清楚知道，其实社群里仍有上下长幼尊卑的区别，每个地方还是有分寸的，公民意识以外，还有人伦之礼。

新时代的儒学，不是把旧的《弟子规》重新念一念就可以。《弟子规》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也有很多问题。奉母埋儿可以吗？卧冰求鲤行吗？二十四孝其实就是帝皇专制、父权高压这种意识形态下的产物，是帝皇专制化的儒家内容，不是今天生活中的儒学，也不具有批判性的意义。

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

儒家并不以“顺服伦理”为主导，儒家是“服从道理”的。有人问孔老夫子：“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意思是，与其向比较尊贵的祭祀场所的奥神祈祷保佑，不如向并不尊贵但五祀之一的灶神祈祷保佑，但孔子的回答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这话不对。如果犯了滔天大罪，向什么神祈祷也没用了！神明是不能买通的，“道”、“礼”，是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你不能得罪“天”。

须知：我们的“天”就是“公”，公民社会的公。有益于公道人心者，有益于公共事务者，能满足公共之利益者，则为是；违反公共利益者则为非，就这么简单。

有人说：老师，公是什么意思？公就是普遍之义，理想之义啊，并不只是肯定多数人之义。多数人的意志，乃至几乎全部人的意志都不能等同公共普遍的意志。

举例说，所有人都同意少数服从多数才投票吗，如果不同意，少数服从多数，那就不能投票？那就不是多数，是全数了。什么叫多数？什么叫全数？什么叫普遍？10个研究生上课，很好，我们现在达成共同的协议：从今天起研究生就不用来上课了，老师也不用来教课，当然学费还是要交。他说老师分数怎么打，或者说大家决议好了，分数第二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根据学号第一个字，从90分到99分不等。请问这可以吗？有同学说不可以，因为老师不同意。老师如果同意呢？还是不可以，因为学校不会同意。要是学校同意呢？还是不可以。为什么？天公不能同意啊，你违反天理，学生读书，老师和学生肯定要来上课的。要不然老师领薪水领奖金这怎么可以？公不是一人之公，也不是多数人之公，公是多数人之上一个普遍之公。所以很多事不是投票就可以了事，必须要讨论、议论，这个议论就是公共论述。

《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不得不通过话语的辩论来跟人家讨论。“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何必曰利”，这是公共论述，公共论述就要问，我们如何在现代的公民社会里安身立命。跟以前小农经济传统社会以及家族伦理下的安身立命不太一样，你的左邻右舍不一定是你的亲人。你离开家一段时间，敢不敢把钥匙交给对方？如果敢，这个社区还算不错。

我住在台北老社区，孩子出去忘了带钥匙，我就把钥匙交给对门的张妈妈，孩子回来会找张妈妈要。当然可能相反，你不敢交给亲人，反而能够信任邻人，邻居是公民之人伦，另有朋友之伦在里面。所以光法律约束公民是不够的，要以公民做基础点，变成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君臣有义，或者公共跟个人之间有义，新的五伦观一样可以在这里生长。

儒学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

儒学现在看似大家都在讲，但是儒学需要生根才能发挥实际作用，而生根不能离开生活世界。台湾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我记得在郝柏村当台湾“行政院院长”时，曾发起一个运动叫“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到1990年代末，我记得在中正纪念堂前，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展演，结束了，很多人留下来，帮忙整理现场。当时我非常感动，大概不到10分钟，很大一片广场整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公民意识的作用，几次以后那种场合就不会有人把纸屑留下来。

当然一个社会再往前，也不能保证永远那么进步。有一次我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走，前面有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居然有个人从里面丢出个垃圾来，我非常生气，很可惜那个时候手边没有相机。我当时真是很生气，就念他的车牌号码，我跟孩子说，把这个号码记着，最好有一种咒语念三次它就熄火，车开不动。

怎么样发挥公民意识？随时拍下来是办法之一。台湾现在有一个流行规则，手机也能照相了，碰到就照相举报。

王阳明看到宦官刘瑾乱政，居然一群高官都不敢说话，当时有一个谏官戴铣曾专门向皇帝劝谏，但上书还没到皇上那里，就已经被刘瑾扣住了，而且还把他抓到监狱里去。王阳明为什么敢于出来挽救，就是凭着一股真正内在的善的动能，现在，就是社会的公民意识。我作为一个君子，能如此吗，做公民能如此忍受吗？王阳明付出了什么代价？下放到贵州龙场驿（今天的修文县，在贵阳北边的山里），沿途还被追杀，而他就在那里悟了道，成为一代大思想家，并且还带兵平宸濠之乱、平定山寇，影响到日本、韩国，他的学生朱舜水到日本，影响整个日本。日本近代改革跟阳明学有密切关系。

什么叫大儒？包含了一个正义的观念。孟子说，作为大丈夫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公民社会有没有“正位”和“礼”？有，公民。有没有“大道”可走？有，公民之道。有没有“安宅”可居？就是公民社会啊。

作为时代的新儒者精神，“公民”两字非常重要。实实在在可以做。在你的生活中，当你看到年轻小伙子，居然随便把垃圾一扔，你完全可以过去说：年轻人，你不小心掉了东西，记得捡起噢。有礼貌地提醒他一下，社会就会慢慢变化。社会改革，需要“点滴工程”，而不是一下子就希望大幅变化，在发展过程中，点滴工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做起来，所谓儒学之生生之德（“生生”乃是实现人生价值追求、沟通“天”、“人”的基本动力和特性。被理学家普遍青睐，其原因就在于“生生”具有丰富的内在意蕴），期待在新时代大家作为新的公民，有新的发展，而在那样的做法底下，有好的公民社会，有好的社群，我们就能与人为善、与人为美，就能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适的场域里，在天地里我们可以悠游自得。

（林安梧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