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社会化媒体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我也是自由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以我看上去真的不像是一个网络监管者。但前不久，我禁止我的学生在秋季学期在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

 

　　这是一个迟到的决定，因为我并不希望这样。我从1998年起就开始教授互联网方面的课程了，而且我对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一直秉持放任自由的态度。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所教授课程的主题让使用科技产品显得理所当然，并且充分使用这些设备会使课堂效果更好。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冲突因素（使用电子设备而不认真听课）。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课讲的更加有趣让学生不至于因为这些分心，所以对我来说禁止学生使用电子设备就像是作弊一样。况且，我的那些已经成年的学生，甚至是年龄还比较小的哪些，也不希望像小孩子那样被管着。如何管理好时间是他们的事，而不是我的。

 

　　尽管理论上很合理，但在实际中，我允许学生在课上使用科技产品的决定却带来越来越糟糕的效果。尽管教授人选、课程主题以及每年选拔学生的大致标准都没有改变，但学生们在课堂上却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这种变化看起来似乎与电子设备本身的普遍性和实用性有关，而不是由我、学生或者教室环境的改变所引起的。

 

　　这几年来，我注意到当我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要求每个人将手里的电子设备放到一边时（用我们系的说法是“把盖子盖上”），感觉就好像有一股新鲜的空气进入室内。对话变得活跃起来，而且最近每当我要求他们这样做时，学生们看起来如释重负。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会使人在认知上产生疲倦，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停下来可能会是一个好的改变。

 

　　所以在今年，我的态度从“建议”不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变为“要求”，并且把“保持专注（除非作业要求，课上不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加到了课堂守则中。这是我为什么最终从“除特殊要求外允许使用”转变为“除特殊要求外禁止使用”。

 

　　我们早就知道同时处理多个事项会降低认知性工作的质量，尤其是对我们要求大学生做的那些认知性任务的影响更大。

 

　　这种影响不是一次性产生的，尽管多任务处理不会给即时的表现带来显著影响，但它会对陈述性记忆有长期的负面影响。陈述性记忆是指让人们能够对他们所学过的东西进行运用或是描述其特征的一种集中性的回忆。（多任务处理恶化了人们常说的“考试前一天学，考完后一天就忘”这种效应。）

 

　　通常来说，人们同时处理多个事项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会完成更多的事。但那些看似可以额外完成的事从来未能付诸实践，工作效率反而降低了。但是，它的副作用是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多任务处理消除了在工作周期中拖延的不适。）尽管多任务处理使得人们真正想要提高的东西变得更差了，但这种副作用足以使人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除此之外，多任务处理并不能锻炼出在多种任务之间切换的能力。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经常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人难以选择到底该专注于哪个任务。（正如该项目的一个研究员Cliff Nass所说：“他们被无关的事情所迷惑。”）喜欢同时做多个事情的人通常认为他们就像健身达人，通过锻炼不断增强他们多进程工作的能力，而事实上，他们却像是“酗酒者”，并且因为过度饮酒而减损了他们的能力。

 

　　这些实验仅仅是将多任务处理视为基本的心理现象。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手机，因为这些电子设备而在专注与分心之间挣扎的现象却每天都在上演，它们使得这些问题日趋严重。为了在与其他服务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任何服务性软件的设计者都有动力将其软件设计得尽可能吸引人。他们会说：“看看我在做多么棒的事情！看我创造了多少价值！”

 

　　对于社交媒体来说，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不管那些社交媒体如何宣扬自己的价值，它们的信息总会具有即时性和情感参与性。Facebook 上的发表形式和发表内容都具有令人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尤其是在与艰深的课程作业相比时。（“你的前任赞了你的照片”与“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个受到电报显著影响的战争”相比，你说差别有多大？）

 

　　更糟的是，操作系统的设计者也倾向于成为社会化媒体公司的协助者。提示音、弹出窗口、图标……当前的界面提供了大量主动吸引注意力的方式，要特别注意是“主动吸引”。人类无法对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令人惊奇的新信息视而不见，特别是当这些可视化的提醒刚好紧挨着我们所关注的区域或稍稍在其之上时，这种效果尤为明显。（现在你的屏幕右上角是不是就像刚刚所描述的这样？）

 

　　Facebook上发布的信息的形式和内容可能会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当它伴随着一个你看得到的视觉提醒时，从本能上讲，它就会变得无法抗拒。我们的视觉系统和情感系统比我们的理智反应更快，影响力也更大。当其中任一个系统受到刺激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反应，更不用说当两个系统同时受到刺激时。要求一个学生在收到新信息提醒时专注于课堂，就像是让一个棋手专注于下棋的同时用尺子无规律地敲打他的手指关节一样。

 

　　Jonathan Haidt关于大象和驯象人的寓言很适用于这种情况。在Haidt的故事里，思维就像是大象（也就是情感），驯象人（也就是理智）骑在大象上。驯象人可以看到前方的路并且进行规划，但其实大象的权力更大。有时驯象人和大象能够合作（也就是课堂上最理想的情况），但如果两者冲突，大象往往会成为胜者。

 

　　读过Haidt的寓言后，我停下来思考，假设学生是一些要选择是否集中注意力的人，并且是想要集中注意力，却不得不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相抗衡的人，其中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他们自身对刺激自发产生感性反应的习惯。（这对年轻人来说更难，大象太强大，而驯象人还是一个新手。）

 

　　如果把教学看作一种共同的斗争，教室的性质就会改变。不是我在要求学生们专注，是我和他们在共同努力，保证他们的专注力不会受外界干扰。我的教室里面挤满了大象和驯象人，但是我在努力去教导那些驯象人。

 

　　当我在做这些努力时，是谁在和“大象”耳语呢？Facebook、Wechat、Twitter、Instagram、Weibo、Snapchat、Tumblr、Pinterest，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社交媒体，它们同时还因得到Mac、iOS、Windows、Android的设计者的支持而更加猖獗。课堂上，我面对这样一支优秀的有组织的军队（这支军队里还包括很多我教过的学生，可以说比毒蛇的牙还锋利）。这些设计者和工程师有足够的动力去竭尽所能地抓住学生的眼球，完全不会考虑这些学生和我，以及和他们自己曾约定过要保持专注。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即使看了一点关于编程这种苦力活的文章，你就会了解那些人整天沉浸在代码间废寝忘食的故事。电脑并非内在地具有分散注意力的特性，其实实际上它们也可以成为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的有效工具。只是如今的电脑被设计成了这样，因为吸引注意力是所有用户导向型互联网服务都想要追求的东西。

 

　　我想要“要求”学生而不只是“建议”学生不要在课上使用电子设备的首要原因，就是现在的软件和硬件都经过了专业化的设计使它们得以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走。目前在电子产业中已经有了相反的发展趋势，一些类似于桌面管家的软件可以隐藏掉那些分散注意力的元素，一些软件可以禁止你登录某些站点或是完全将网络屏蔽掉，手机会附带“免打扰”模式。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只是一些亡羊补牢的对策。电子产业将它自己卷入一场争夺学生眼球的军备竞赛之中。如果是我来对抗Facebook和Apple，我一定会输掉比赛。

 

　　最后一点感想，这也是最终让我坚定地倒戈加入“无电子产品课堂”阵营中的原因：屏幕在分散人们注意力方面的影响，就像二手烟一样，也会影响到他人。有一篇文章的题目直截了当——《使用笔记本电脑进行多任务处理对使用者和周围学生的课堂学习有负面影响》，文章中写道：

 

　　我们发现，与那些专注听讲的人相比，在听讲座的同时用电脑处理多个事情的人考试分数更低。而那些能够直接看到其他同学在使用电脑忙别的事情的学生，与那些无法直接看到的学生相比，也会得到更低的分数。这一结果说明，用笔记本电脑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严重分散使用者和旁观者的注意力，并且影响他们对讲座内容的理解。

 

　　我知道，近几年来关于多任务处理的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对于那些试图用心思考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有害无利。尽管基于这样的共识，我们仍应认清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告诉学生这些研究的情况，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这种“附近同学”效应撕裂了我最初的理论——当注意力的退化成为普遍问题时不应当秉持放任自由的态度。允许在课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就如同允许使用音箱一样，它使得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是否要损害周围其他人的注意力。

 

　　团体中也同样存在驯象人和大象的问题，Wilfred Bion在他的一本古怪却很有影响力的书中（《团体经历》Experiences in Groups）给出了最好的阐释。在书中，Bion描述其参与团体治疗的经历，他观察到他的病人会无意识地做出与治疗目的相左的举动。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Bion观察到有效组通常会建立起精细的组织结构，以保证他们复杂的目标不会因为更占据主要地位的一些团体活动（比如八卦团体成员或是诋毁非团体成员）而偏离轨道。

 

　　教室中的结构，比如研讨班，也有类似的元素，这些元素使得课堂中的学生们尽可能地参与进来。尽管有时参与意味着等待发言机会并听其他人为了尚未成型的想法而争论，这是人们所擅长的处理意见冲突的方式。但如果不考虑长期中的价值，人们有选择退出或是暂时退出的激励。偶尔分心一下并不会怎样，但其带来的损失却可以滚雪球似的增长，迅速地看一眼微信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这将会导致你看到一条需要回复的信息，然后你会不由自主地想：等等，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对于那些说“过去学生们也经常在课上传纸条”的人，我只想回答说，过去的纸条上没有视频，也不能以每秒10兆的速度从世界任一地方传过来。）

 

　　我有幸在有多种干扰因素的城市里教书。如果我十九岁，要规划在上海的理想一天，我是不会优先考虑像听一个老人唠叨上一个小时这种事的。但我能够教给学生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尽管我参照了从玛丽亚·蒙台梭利以来全部的有关快乐学习的著作，但是让学生们的大脑通过一些步骤来接受新的事物其实还是很困难的。

 

　　事实上，大学每天都在训练学生不要急于实现满足感。与跟朋友去唱卡拉OK相比，讨论现代欧洲早期的印刷文化在短期上是没有吸引力的。但长期来讲， 拥有一个好嗓子不如理解媒介革命是如何展开的更加有用。

 

　　在课上分心的学生不仅会错过讨论的内容，而且也会建立起一种偶尔走神也可以被接受的心态。并且更糟的是，这会分散同伴的注意力，给他们带来“二手”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需要一种从本能出发的正面支持（或者说至少是从一种更加理性的角度提供的支持），而这可以抵抗住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短期激励，这种激励诱惑他们推迟去做那些复杂的、令人沮丧的任务。这些支持和抵抗并不会很快产生，并且它们也不依个人选择而定。它们是由“社会结构”所带来的，而这种结构主要是由教授规定的，尤其是在最初几周的课程中。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改变，不仅仅是规则上的改变，更是我对个人角色认知的一种转变。教授们很难评价自己的课是否有趣，就像学生们很难评价他们自己的专注力是否足够强一样。在尝试过不同的教学形式后，不论是消极的方法（比如“听课别走神！”），还是积极的方法（比如“请大家看这里”），我开始从中发现敦促学生集中注意力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是我和他们共同努力来为那些想要专注学习的学生们打造一个很好的教学环境，尽管当前这个目标看上去难以达到。

 

　　一些学生仍然会开小差，这当然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也有他们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确实想要帮助那些真正想专注于学习的人呢？我决定是时候给我的白板笔装上“弹药”打一仗了，是该行动起来了。